读书、思考、写作,是我的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既是我谋生的手段，也是我快乐的来源。2001年的日子也是这样度过的。

　　我爱读的书首先是经典。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每读一次都有所得。做学问一定要有几本经典垫底。每年我都要根据兴趣和关心的问题重读几本经典。2001年我阅读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斯密的《国富论》。这两本书都是我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就读过的。这次读《反杜林论》是缘于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以及写一组有关文章的需要。恩格斯关于经济决定政治,以及社会进步以恶为代价的论述成为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我读的《反杜林论》是20世纪60年代买的吴黎平先生的译本,读了许多遍了,书上写满眉批,读来也有点怀旧的感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来读了三次,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读是为了学习斯密的劳动价值论。20世纪80年代初上研究生时读是研究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这次读是想更深入了解这位大师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次读的是杨敬年先生的新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比旧译本译得更准确、流畅。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当然读专业书是不可少的。也许由于当教员的原因，我对新版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注意。最新版的教科书反映了经济学前沿发展，既可以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又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某个新理论的指南。2001年我读的是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2000年新版的《经济学》。帕金并非大师级经济学家，但他写的教科书风行欧美。他的书真正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又有一定深度与广度，作为教科书最合适不过。书写得好，我就把它译出来了，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专业书当然不能限于教科书。经济学著作汗牛充栋，全读是不可能的，我尽量把自己见到的书先浏览一下，然后选精者读。2001年我精读的两本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脸》和《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这两本书都是由留美学者撰写的论文集，也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前一本书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既有理论介绍，也有案例分析。读这本书使我对这一领域的前沿理论有所了解，例如超产权理论（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不仅须产权明晰，还需要形成竞争格局）。书中的许多内容打开了我的思路，也丰富了我讲课的内容。后一本书是关于中国入世问题的，在3700多种入世图书中,我认为这本书是最值得读的。我喜欢看这些留美学者的书。他们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写的文章言之有物，不像某些学者的书，天马行空,莫知所云。

　　我这个人兴趣广泛,什么都爱读一点。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科普,都想涉猎。开卷有益,尽管读的杂而泛,但也常能从中悟出一些经济学道理,或其他对专业研究颇有启发的心得。(www.daowen.com)

　　我爱写点随笔之类的文章,自然也爱读这方面的书。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林行止、熊秉元这两位大师的经济学散文。今年读到了国内出版的他们的文集,包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新观察”丛书中的林行止系列和熊秉元系列。林行止读书甚广，读他的文章犹如进入阿里巴巴的山洞，美不胜收。熊秉元善于从一些日常小事中体会出经济学精神，读来有滋有味。受他们的启发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开了“闲话经济学家”专栏，讲点故事。也常在不同报刊上写点随笔文章，普及经济学或谈点个人之见。这些年来,各个领域都有优秀随笔散文。历史学家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写得极有味道，被“南方周末”评为2001年10大好书，名副其实。

　　小说也是我喜欢阅读的书，无论是现代的、后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爱看。也许是职业毛病吧，读小说时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有时还能碰撞出点思想火花来。读《庚子梨园恨》（苏立群著,中国文学出版社)为一代红妓名伶的沉浮感慨，也使我联想到了当前京剧的困境。于是写了一篇《转型经济中的京剧艺术》，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7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的兴衰。读成一先生写的《白银谷》（作家出版社）,促使我思考晋商灭亡的原因。这本书写晋商灭亡前一段轰轰烈烈的回光反照。作者为写此书研究晋商十几年，又用艺术手法写出了一个可读性极强的故事。我从书中感悟到晋商之败关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治和封闭，写了一篇5000余字的书评《探求晋商衰败之谜——解读《白银谷》）（发表于《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不读这些小说,难得有这些感悟与收获。

　　其实我读书并没有什么功利心，也不想做什么大学问，无非自娱自乐而已。如果读书中偶有所得写出来或讲出来，则又与人共乐。这正与退休老者养鸟、溜鸟，也与别人交流养鸟之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