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道教的兴起与发展

道教是我国特有的宗教，素有“国教”之称。现在普遍认为道教正式产生于距今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东汉末年，以张道陵创立“五斗米教”作为道教正式创教的标志。但客观地说，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它并不是由某一个人单独创立的，而是多种华夏文化整合相融、逐步积累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在释迦牟尼以前没有佛教史，也可以认为在穆罕默德以前没有伊斯兰教史，但我们却不能说在张道陵以前没有道教史的存在。其实在张道陵创立五斗米教以前，道教的核心信仰体系——“道”崇拜和“神仙”崇拜早已在我国的原始宗教中产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道教发展的历史源头很长，至少在两千年以上。

一、道教思想的主要来源

道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以“道”为最高信仰，以古代巫术和鬼神崇拜为基础，吸收黄老道、阴阳五行家和儒家谶纬学说，同时带有浓厚的万物有灵论和泛神论色彩的宗教，它的来源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代的原始宗教思想和巫术

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古代社会对于自然和祖先十分崇拜，因此以此为基础的原始宗教盛行一时。人们将日月星辰、江河山岳、祖先灵魂等视为神灵，向他们祭祀和祈祷，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天神、地祇、人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承袭了这种鬼神思想，并将这个神灵系统中的许多神灵作为道教神仙谱系的组成部分。以道教主神、“四御”之一的玉皇大帝为例，“玉皇大帝”其实源于古代的“天帝”信仰。在中国古代的原始信仰中，有“帝”和“上帝”的称号，一般指能支配、主宰日、月、风、雨等自然现象和人间祸福、生死、寿夭、凶吉等社会现象的最高神。西周以后，又称为“皇天”、“昊天”、“天帝”等。当时的周天子就宣称自己是天帝的儿子，代天行使神权，统治万民百姓，因此称做“天子”。以后每逢天子登基，都要举行盛大仪式祭祀皇天上帝，祈求国泰民安，社稷长久。道教产生以后，就将这位天上的帝王纳入其庞大的神系，并正式称为“昊天金阙至尊玉皇大帝”。因此，“玉皇大帝”的名称虽然出现在道教创立以后，但其神性和神格其实早在殷商甲骨文的卜辞中就已明确了，起源于古代的原始宗教思想。另外，古人相信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凶吉，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传达天神和祖先的旨意。而且由于缺乏科学的认识，古人普遍都有对死亡和疾病的恐惧，以及对长生和幸福的渴望，认为疾病和灾祸是鬼神对人的惩罚，而依仗巫祝和巫术就可以为人们祈福禳灾、驱鬼避邪，乃至解梦预言、未卜先知，因此造成相当多的民众信奉巫术。这种原始巫术，后来也为道教吸收和继承。

(二)早期的神仙思想和方术

神仙思想由来已久。《庄子》、《楚辞》里早有类似言论出现。东周平王以后，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自春秋战国至秦汉初期达三四百年之久的学术自由风气。此间的著名学派除老庄的道家，孔孟的儒家，孙子、吴起为代表的兵家，申不害、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外，在北方燕、韩等国还出现了一批自立门户的神仙方士。他们不同于其他学派，而专注于天文、地理、医药、养生等自然科学研究，认为人可以用各种修炼方法，修到长生不老而变成神仙，最后达到与天地同休、日月同寿的境界。这种观念便是后世道教神仙核心思想的渊源。这些方士所热衷的神仙方术原本不成体系，但以后由于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其法术，最后形成了所谓的神仙家，即方仙道。由于受古代轻视自然科学技术观念的影响，神仙家受到鄙视，但在燕、齐等国的朝廷非常盛行方仙道，如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受这种学说影响，派人入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公元前219年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两次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仙药。这些都是有史可证的早期“神仙”事实。随着方士在上层统治者中的影响不断扩大，秦汉时期的贵族阶层(如西汉淮南王)身边都聚集一个庞大的方士集团，这给方士们传道、授徒、结社、著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方士队伍不断扩大，形成了以服食、行气等神仙方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集团。以后神仙家的信仰和思想皆为道教所承袭，所谓的神仙方术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法，而方士则成为道士的前身。

(三)黄老思想

黄老学说起源于战国的道家，同尊黄帝和老子为道家创始人，又汲取了部分阴阳、儒、墨、名、法、纵横诸家的部分内容，包含了许多神秘主义的东西，因而已不再完全是先秦的道家，而被称为黄老术的新道家。黄老思想宣扬的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的清净养生、无为治世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以“道”为基础的政治和哲学流派。其主要体现为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治国方略;以法为符、皆断于法的政策原则;无执无处、无为而治的政治方针和以民为本的保民爱民思想。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汉初的统治者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符合于当时国情民心的具体政策，逐年拨乱反正，发展生产。到惠帝、吕后时，出现了“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的大好形势。通过“文景之治”，经济繁荣已超过战国，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盛世局面。“黄老”治国的功效，无疑是显著的，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因此，当时社会中治黄老之学者为数众多。在这些学者中，有很多本身就是神仙方士。他们将黄老之学同神仙方术相结合，进一步将黄帝老子神秘化;又由着重尊崇黄帝转而推崇被神化后的老子，逐步形成崇奉老子为神明的“黄老道”。以后黄老道又与方仙道合流，成为早期道教的前身。其实“道教”一词，最早见于《老子想尔注》。在此以前，见之于史书的，只有“黄老道”这个名词。《后汉书·皇甫嵩传》:“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可见在道教形成的前期应是黄老道，而道教创始人正是在吸收黄老思想的基础上，才会明确提出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将老子提出的“道”作为基本信仰，这些无疑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谶纬神学

所谓“谶”指的是一种宗教性的预言，即所谓“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又名“符谶”、“符命”，有的有图有字，名“图谶”。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就曾利用谶语。“纬”是相对于儒家的经典而言的，即用图谶的观点结合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八卦等阴阳家学说来解释儒家的经典，推测祸福吉凶。这种风气从西汉董仲舒开始愈演愈烈，并逐步形成谶纬之学，将儒家经典宗教化，孔子被彻底神化。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由于光武帝等上层人士大力提倡，谶纬神学盛行一时。儒生与方士逐渐合流，整个社会充满了浓厚的宗教神秘气氛。这无疑对道教的孕育和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后的事实证明，道教在融合了谶纬神学以后，采用儒家神化孔子的方法，如出一辙地将老子捧上了神坛。

二、道教的创立

道教创始人张陵(公元34—156年)，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又名张道陵，字辅汉，相传是张良的第八世孙，博通五经，精于儒学。曾任东汉巴郡江州(今重庆)令，晚年感叹治学无用，弃官隐居于今四川鹤鸣山，改修长生之道。隐居期间，终日闭门不出，著道书24篇，并自称“大清玄元”，得黄帝九鼎丹法。相传，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太上老君亲传张陵《新出正一盟威之道》，并命他为天师。从此张陵及其徒众就根据此道书，用符水、咒语等为百姓治病。由于治病效果显著，当地百姓将其奉若神明，拜其为师者不计其数。随着张陵等人在当地影响的不断扩大，张陵就仿汉代的行政制度，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宗教集团，由于规定入教或治病的民众必须交纳“信米”五斗，带有教众之间互帮互助的性质，所以被称做“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共分24个教区，又称24“治”，各设“祭酒”领导治内教民。张陵自任中央教区“阳平治”的首领，统管全教。传说，在每年三会日(正月七日上会，七月七日中会，十月五日下会)，天神地祗会在“治”相会。因此教徒在这三天必须到达治所，进行聚会。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的《道德经》为其主要经典。张陵还亲撰《老子想尔注》来解说《道德经》，使这部哲学著作宗教化，“道教”作为专用名词也开始正式出现。

五斗米道成立以后，影响不断扩大，很快遍及四川以及陕西一带。张陵死后，其子张衡和其孙张鲁继续传道。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鲁。他乘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际割据汉中，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并统治这一地区长达30年，成为当时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张鲁教导民众“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在其所辖地区内遍设“义舍”，舍中置“义米”、“义肉”，为过往行人免费提供食宿;有欺瞒小过者，须修补道路百步以将功补过;对犯法者，宽恕三次，尔后再犯，方处以刑罚。这些措施使汉中地区成为当时乱世中的一方“乐土”，大批民众纷纷来此避难。张鲁及其领导的五斗米道受到了当地汉族以及少数民族人民的一致拥戴，使得中央政府“力不能征”。直到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张鲁政权才归降曹操。靠镇压另一早期道教派别——太平道黄巾起义起家的曹操深知，广大民众可以利用道教来进行起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力量不可小觑，因此吸取东汉王朝的教训，对道教采取了镇压与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他一方面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将张鲁及其子女、部属大量北迁，对五斗米道的根据地汉中进行瓦解;另一方面对张鲁及其五个儿子和手下将领都封官拜将，允许五斗米道合法传播，利用其影响来笼络民心。于是，五斗米道在我国的北方广泛地传播开来，影响也越来越大。后来道教徒尊称“三张”中的张鲁为系师，张衡为嗣师，张陵为天师，故后人又将五斗米道称为“天师道”。张鲁在迁至邺城后第二年死去。西晋永嘉年间，张鲁第四子张盛遵从父命，任天师道第四代教主，他带着父亲、祖父传下的剑、印、经箓等，迁居至江西的龙虎山。自宋、元以后，历代统治者均封张氏子孙为天师，其声望堪与山东曲阜孔氏世家相媲美。

早期道教中另有一个重要门派，即由信奉黄老道的张角于东汉灵帝(公元167—189年)时所创的太平道。当时宦官当权，朝政腐败。太平道奉于吉的《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为主要经典，以“中黄太一”为其至尊主神。由于社会黑暗，太平道信奉的教义中有很多平均主义色彩浓厚的口号。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也采用符水、咒法、跪拜首过等手段借治病传道。十余年间教徒达数十万之多，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张角将教区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有“渠帅”负责指挥作战，这样太平道逐渐转变为军事组织，并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发动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欲取东汉王朝而代之。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起义者皆头戴黄巾作为标志，一时“八郡同时俱发”，“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太平道的起义在各地转战达十多个月。起义最后遭到了东汉王朝的残酷镇压，张梁、张宝战死，张角本人被剖棺戮尸。起义失败后，太平道被朝廷下令禁止流传，逐渐衰微，最后销声匿迹，传授不明。

这两个早期道教的主要派别，教义比较简朴，基本上以《太平清领书》为主旨，传教方式也比较简单，无论是太平道还是五斗米道都是利用传医布药的方式来发展信徒，还难以从信仰上征服人们的思想，所以主要是在下层劳动群众之间流行，但其传播速度却非常惊人，太平道的徒众在十几年间就发展到三十多万人，声势远非当时刚刚传入中国的佛教可比。但道教在创教初期就历经坎坷，以太平道为主的黄巾起义和以五斗米道为主的孙恩、卢循起义相继失败，使得道教在北方和南方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佛教势力乘机填补其留下的空缺，不断发展壮大，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从此开始一直领先于道教。

三、道教的贵族化时期

张鲁死后，五斗米道失去统一的领导，内部开始分化。两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分化日益加剧。一部分仍在民间保持着通俗形式的道教，并不断发动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另一部分则向上层发展，逐渐开始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参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由于魏晋时期盛行玄学，许多热衷于玄学的士大夫开始将眼光转向道教，促进道教完成从民间到庙堂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葛洪、寇谦之、陆静修、陶弘景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东晋葛洪(公元281—341年)，字稚川，号抱朴子，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在道教史上贡献颇丰。他系统地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方术的理论，对符、图、隐形变化等道术深有研究，著《抱朴子》一书，为道教构设了种种修炼成仙的方法，并建立了一套成仙的理论体系，开道教丹鼎派先河，大大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他的这种神仙可修而且能修成的思想吸引了大批上层士大夫参加道教。他还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将道教的神仙方术同儒家的纲常伦理结合起来，宣扬道教徒在修炼时必须以儒家的“忠孝仁恕信义和顺”为本，否则，虽勤于修炼，也不能成仙。这些思想为上层化的官方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葛洪的另一项贡献是致力于道教神仙谱系的记述，撰写了《神仙传》十卷，记载了广成子、老子至郭璞等神仙传说，描写细腻，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道教文学作品。(www.daowen.com)

北魏太平真君年间(公元440—450年)，嵩山道士寇谦之在信奉道教的魏太武帝和宰相崔浩的共同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的旨意，对早期道教的思想内容和组织形式作了一系列的改革:他提出“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基本消除了统治者对道教宣传、发动农民起义的担忧;改变早期道教“蓄养弟子”^[3]的方法，确立只给神职道教徒“授箓”^[4]的制度，彻底排除了大量发展道教徒以及普通教徒和神职教徒合为一个整体的可能性;限制道教组织的经济来源，避免形成有经济实力的道教实体;打破早期道教统一的领导结构，彻底放弃“方”和“治”的组织形式，建立师徒传授的传道方式，摈弃了形成统一组织的可能性;改变道教教义思想中的某些核心思想，增加了诸如忠孝仁义的儒家思想，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戒律和斋仪等。经过寇谦之改造的道教，成为同当时宗法社会相适应的上层道教，发挥了与早期道教不同的巩固统治秩序的功能，受到了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持。魏太武帝封寇谦之为国师，将道教定为国教而大力镇压佛教。北魏的皇帝即位时都必须亲自参加道士举行的授箓仪式，接受所谓天神封赠的箓命。道教在当时的北方盛极一时，后世将寇谦之改革的道教称为“北天师道”。

继北朝寇谦之之后，南朝也相继出现了两位著名的道士——陆静修和陶弘景，他们也对五斗米道加以改革。陆静修(公元407—477年)，字元德，吴兴东迁人(今浙江吴兴)。他的活动主要在江南一带。陆静修广搜道经，加以整理鉴别，编制了道教经籍目录——《三洞经书目录》，防止伪经继续影响后世道教，也为后世道教经书编目确立了指导思想。陆静修又依据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并吸收佛教的修持制度，整理和编撰了道教的斋醮仪式，进一步规范了道教的组织体系。陆静修通过以上种种改革措施，大大充实和提高了道教的基本形式和内容，复兴了南方的道教，历史上将其改革后的道教称为“南天师道”。

南朝齐梁的著名道士陶弘景在陆静修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吸收儒、释两家思想来充实道教的内容。陶弘景出身仕宦家庭，但仕途失意，于是脱朝服挂于神武门，辞官隐居于江苏句容的茅山。虽然陶弘景隐居山中，但其对于当时南朝的政治生活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号称“山中宰相”。据说梁武帝萧衍定国号为梁，就是听从了陶弘景的意见。当然，陶弘景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修道上，他在道教修仙理论、医学、炼丹等方面很有造诣，他编纂了《真灵位业图》，为道教的神仙制定了等级、品位，构想出一个等级森严而又宏大周密的道教神仙谱系，对以后道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同寇谦之等人不同，陶弘景的道教思想更多渗入了佛教的思想，主张三教合流，试图通过融会贯通佛道两家的思想，调和两家之间日趋尖锐的矛盾。这同当时佛教完成本土化过程以后对道教地位产生的巨大冲击是不无关系的。

经过这些道教知识分子的努力，早期的民间道教在南北朝时期被成功地改造成贵族化的官方道教。道教的理论日趋精细，礼仪日趋完备，信仰也逐渐被上层统治者所接受。经过这一时期的改革，上层化的官方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得以健全和充实，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御用工具，以后长时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尊奉和扶植。道教贵族化过程的完成为唐宋时期道教的鼎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道教的鼎盛期

隋唐到明朝中叶是道教的兴盛和发展时期。唐皇姓李，自称是老子李耳之后裔，唐玄宗正式册封老子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积极奉行崇道政策。秦始皇、汉武帝、梁武帝等求道成仙是为了长生不死，而唐初崇奉道教的动机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用太上老君来光耀帝王门楣。由于皇室的大力尊奉，道教在唐朝取得了类似“国教”的地位，盛极一时。唐高祖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规定三教次序:道先，儒次，佛最后。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令参加贡举考试的生员必须兼通《道德经》。唐玄宗更是有名的道士皇帝，开唐代帝王接受道教法箓，拥有道士身份之先河。他封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四人为真人，四人所著之书为真经。玄宗还亲为《道德经》作注，又广搜道经，正式汇辑成3744卷《道藏》，诏令正式流传。他还下令将男女道士视为皇族宗室，在他的带动下，大批皇族子弟加入道教。玄宗的胞妹金仙、玉真公主和女儿万安公主，皆是道士。贵妃杨玉环也皈依了道教，道号“太真”。唐朝的另一位著名的道士皇帝唐武宗刚即位就将二月十五日老子诞辰定为国定假日隆重庆祝。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实行兴道废佛的政策，一方面大力提高道教地位，一方面对佛教进行打击和限制。这次事件同历史上魏太武帝、梁武帝的“灭佛”事件合称为“三武灭佛”。

北宋统治者仿效唐代皇室认老子为祖先的做法。宋真宗异想天开地杜撰出一位道教尊神赵玄朗作为赵氏的始祖，以此抬高赵氏皇族的地位。加之北宋外夷不断入侵，国力日衰，捧出神仙赵玄朗作为道教的圣祖，还可以利用道教麻醉广大民众，借此掩饰北方战事和外交的不利，转移民众对腐朽统治的不满，可谓一石二鸟。由于道教对于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大有好处，它得到了宋朝统治阶层不遗余力的扶植，得以继续着隋唐时期的盛况。宋真宗让女儿入道，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又命王钦若、张君房等领修《道藏》，增为4565卷。在此以后，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至徽宗时更是山河破败，难以为继。于是宋徽宗更加沉迷于道术，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亲自为多种道教经书作注;下诏改佛陀为大觉金仙，僧尼为德士，令其着道服，入道学。徽宗迷信道士巫师假托鬼神的法术，想靠天神的保佑来阻止敌国的入侵，终于招致身陷囹圄，国破家亡。不过，宋徽宗对于道教的发展还是有很大贡献的。在他的主持下校补了《道藏》，增至5481卷，并雕版印刷。《道藏》的编辑完成，在道教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在这一时期，道教发生很大变化，涌现出大批新教派。早在东晋中期和末年，天师道内部相继分化出以存神服气为主要修行方法的上清派(陆静修、陶弘景、司马承祯均是该派的宗师)、特别重视符箓科教的灵宝派等派别;从北朝至隋唐在北方则有以陕西楼观台为基地形成的楼观派;宋代以后又有主张“性命双修，先命后性”的张伯端所创立的专注内丹修炼的紫阳派，重视和弘扬雷法的神霄派、清微派，以及强调“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特别重视忠孝的净明道等分支教派的出现。但这些教派教义思想基本相同，只是道法和道术的侧重点不一，或师承系统有别。真正自立门户的宗派，应当是从南宋与金、元南北对峙时开始，先后出现的正一道、全真道，以及金初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教和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这四大教派。其中后面的两大派别宋元时期一度在北方流传，但历时都不长:真大道教元初曾兴盛一时，得到元宪宗的赐名，但至元末逐渐衰落;太一道则在元代中期与正一道合流。剩下的全真和正一从此便成为道教的两大派别，并流传至今。

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不少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都将其描写成一位身怀盖世武功的武林高手。但道教史上真正的重阳子其人同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王重阳还是有所不同的。王重阳(公元1112—1170年)，陕西咸阳人，出身豪门，文才武略兼备，应武举，高中甲科。但47岁时，辞官修道，道号重阳子。辽大定元年(公元1161年)，在故里南村作墓穴隐居，人称“活死人墓”。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开始东行，至山东一带，遇富豪马从一，收为徒，改名马珏，号丹阳子。马珏便成为王重阳的首徒，后又收马珏妻孙不二(清静散人)为徒。以后，王重阳得到马家财力上的帮助，在当地筑“全真堂”。因此，王重阳将其所创的教派取名为“全真道”，取“屏除妄幻，全其本真”之意;主张三教合一，不搞符箓和外丹，强调清静无为乃修道之本。他还制定了相当严格的教规，如入道者不得娶妻、忌茹荤。后来还仿效佛教建立了丛林制度，规定全真道士必须出家住丛林。这些都是同正一道的主要区别之处。在收马、孙二人为徒以后，王重阳又先后收谭处瑞(长真子)、丘处机(长春子)、刘处玄(长生子)、王处一(玉阳子)、郝大通(广宁子)为徒。这七个徒弟后来被合称为“全真七子”。王重阳死后，门下的七位弟子各自创立了全真道的七大门派，其中尤以丘处机的全真龙门派最为显赫。成吉思汗曾诏请丘处机，欲讨教长生之道。而丘处机也自比“老子化胡”，于71岁高龄远赴西域，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赐以虎符玺书，令其掌管天下道教，并尊他为神仙。成吉思汗还下诏免除道院和道士的一切赋税差役，并在各地广建宫观，一时道教声势大振。楼观派和紫阳派也在此时并入了全真道。由于张伯端身处南方，故被人称为全真道南宗;王重阳居北，成为全真道北宗。由于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丘处机所创的全真龙门派日后也成为全真道的主流派。

这时传统的天师道为了同新的全真道相抗衡，遂与上清、灵宝、净明等符箓派逐渐合流，演变成正一道。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授龙虎山张陵后裔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龙虎、阁皂、茅山)符箓”。天师道从此正式改名为正一道，龙虎山的正一天师即张天师成为正一道的各派之首和当然领袖。由于龙虎、阁皂、茅山三山均位于江南并统归龙虎山天师府的领导，实际上这就标志着江南道派的统一，并与北方全真道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正一道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它与全真道相反，注重符箓斋醮、降神驱鬼、祈福禳灾之术，崇拜神仙，不重修行。该派的道士可以不住宫观而散居于民间，可以在斋仪以外的时间食荤，还可以结婚成家，这就保证了张天师在张氏家族中不断传嗣下去。

全真和正一两派在明代继续流传。明代统治者对道教也十分重视。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为参与其开国的道家“颠仙”周颠在庐山建白鹿升仙亭，并亲撰《周颠仙人传》刻于亭中的御碑上，以宣扬明太祖本人的开国神迹。自谓登基有道教真武大帝保佑的明成祖朱棣，称帝后对相传已活了两百多年的神仙道人张三丰十分仰慕，不但屡下诏书访求，而且多次派遣使臣寻觅。后来又在湖北武当山为张三丰大兴土木，修建了史称二观、八宫、十二亭台、三十六庵堂、三十九桥、七十二岩庙的大型道教建筑群。从此，武当山成为道教圣地，而信奉真武大帝的武当道人也自成“武当派”，与“全真”、“正一”等道派分庭抗礼，不分上下。除此以外，明太祖、明成祖还先后将大批民间神祇，如关公、财神、晏公、金阙、玉阙帝君等纳入国家祀典，归入道教神系，掀起了道教史上一次造神运动的高潮。在此期间，正一派由于受到皇家的支持，其发展达到了顶峰。明太祖将“天师”称号改为“真人”，并提升“真人”的官爵为二品。从明太祖洪武元年起，正一派四十二代至五十一代教主等十人都曾得到明朝政府的册封成为正一嗣教真人。时至嘉靖年间，明世宗由于十分崇信正一道的神仙不老之术，热衷于斋醮炼丹，自号“玄都镜万寿帝君”，并任用邵元节、陶仲文等正一道士担任朝廷要职，造成朝政混乱，遭到了海瑞等官员的强烈反对。明代对于道教经书的整理也十分重视。明英宗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和神宗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所编纂的《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所收道经已在原有基础上增至512函，共计5485卷。

五、道教的民间化时代

明代中叶以后，特别是到了清代，由于统治者采取重视喇嘛教(藏传佛教)而抑制道教的宗教政策，官方道教逐渐失去了皇室的支持而日渐衰落。乾隆皇帝将正一真人的官阶由二品降为五品，并禁止其差遣法员赴各省开度。同时限制天师职权，只准其统驭本山(龙虎山)道众，取消了天师作为三山之首的领袖地位。道光年间，又取消了正一真人的称号，皇家宫廷停止了传统的天师朝觐礼仪，正式终止了朝廷同正一道的关系。尽管清朝皇室对全真派还算比较优待，乾隆皇帝曾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敕修北京白云观，晚年还行幸白云观题诗书碑等，而且全真龙门派也曾经在王常月的整顿下有过一次小小的中兴，史称“龙门中兴”，但这已不能从总体上挽回官方道教的颓势。在上层化的官方道教日趋衰微之际，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却越发活跃。随着大量民间神、地方神进入道教神仙谱系，道教很自然地开始了民间化的历程。它再一次走下庙堂，并作为一种信仰在民间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妇女求子拜东岳娘娘，读书人想金榜题名就拜文昌帝君，商人想招财进宝则拜赵公元帅，官员赴任要祭祀当地的城隍……这一时期的道教已经逐渐向民俗和民族习惯转化，并沉淀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开始对中国文化发挥无形而深远的影响。

六、道教的现状

清代以后，道教遭受革命运动和内忧外患的冲击而更趋衰弱。1911年，满清帝制被推翻，成立中华民国，江西都督府取消了龙虎山张天师的封建特权，“天师”之号成了一种世俗惯称的沿袭。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掀起的科学和民主思潮，强烈冲击着封建宗法思想，使道教教义、教理中的封建伦理基础发生了动摇。1928年，国民党颁布神祠存废条例，民间的道教俗神祭祀受到限制，部分道教观庵被改为学校、机关、军营。遭此打击，道教教团进一步萎缩。由于当时大多数人包括部分上层人士将正宗的道教活动误会为占卜、推命、看相、驱邪等迷信活动，道教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被看做低级的封建迷信组织而受到知识阶层的遗弃。1949年第六十三代龙虎山天师张恩溥移居台湾，在台北市觉修宫成立天师府，从此张天师正一教成为台湾道教的领导核心，而正一道的天师传承在大陆中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内地的道教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国家积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对道教的发展予以大力的帮助和扶持，采取措施保护了一大批道教名山和著名宫观。道教界的广大爱国人士也积极响应国家的宗教政策，对道教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为其今后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广大道士改变了过去依靠收取地租、举行宗教活动为谋生手段的状况，转而从事农业、林业、旅游业、医药业等行业的生产活动实行“自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道士们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学习政治、文化，破除封建迷信思想;而依靠占卜、符咒、算命等活动骗取钱财的道士濒于绝迹。居留宫观的道士还订立了“爱国爱教公约”，规定其宗教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容许的范围内进行，废除了一些同国家政策法规相抵触的清规戒律。与此同时，一些爱国道人还积极筹备建立全国性的道教组织以增强自主管理，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57年，我国正式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驻北京白云观。道教协会的章程规定:“联系与团结全国道教徒，继承和发扬道教优良传统;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爱护祖国，积极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自由政策。”曾担任该协会会长的陈撄宁先生对新中国的道教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陈撄宁先生是我国近现代道教史上的著名学者，一生致力于道教文化的研究。他在精研内外丹及中医学的基础上，吸纳西方自然科学，以爱国主义为精神动力，创建新的道家仙学，致力于救族救人救教，成为近现代道教界最受尊重的人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道教同其他宗教一样遭受了一场浩劫。各地的道观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道教文化被认为是宣扬封建迷信而遭到了错误的批判，道教徒也被划入“牛鬼蛇神”等专政对象范围，受到了残酷迫害。宫观道院被封闭占用，许多精美的历史文物遗失、损坏，大量古建筑、碑碣遭到破坏，道士被勒令还俗。

1976年以后，因道教信仰而蒙冤受屈的大量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大批受到错误批判的道教人士恢复了名誉，道教宫观逐步恢复原貌，正常的道教活动也得到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重新认识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学术界在全国内掀起了研究道教文化的热潮。各地在执行国家宗教政策的同时，也开始结合旅游事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积极修葺和恢复著名的道教宫观，开展各种道教文化旅游活动，使道教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