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救亡”的意识形态批判

分为三节来论述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其重点显然是落在第三节“转换性的创造”上，在李泽厚看来，救亡压倒启蒙，“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的政治”压倒了“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和口号”的启蒙运动，固然是历史的激变所导致，但是在李泽厚的论述中，则是以“启蒙”的视角来对“救亡”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救亡”因此被定性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因而李泽厚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其实也就是“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一点可怜的民主和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34]。马克思主义和农民意识的相互渗透和塑造，则构成了“救亡”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启蒙观念，民主、自由、个人的压抑和排斥，则导致“封建主义”的复辟，李泽厚的进一步论述是：

随着这场“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名义下，被自觉不自觉地在整个社会以及知识者中蔓延开来，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特征之一的整风或思想改造运动，在革命建设时期曾大获实效；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一再进行，就反而阻碍或放松了比对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封建主义的警惕和反对。特别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做尧舜，这便最终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35]

进而，“救亡”的核心意识形态在和平时期，通过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不断地对“个人”进行驱逐，从而也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失败。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李泽厚的“五四寓言”恰恰是通过这样的两个线索展开的，第一，通过对“救亡”意识形态的分析，将1949年到1976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给以定性和制度化，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意识中民粹主义和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的相互渗透和塑造，从而导致了“斗争哲学”的愈演愈烈；第二，是在“创造性转化”的概念下提出“重回五四”，主要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社会体制结构方面。如前所一再指出，与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时代相适应的近代自由、独立、人权、民主等等，在五四及以后并没有能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并没有对它们作过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的分析探讨，而是在救亡—革命的浪潮下，一股脑作为资产阶级的破烂被简单地否定了。今天便应该继承和发展五四的传统……^[36]

“第二个层面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方面”，是在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体之下，强调个体的权利和尊严：(www.daowen.com)

西方对个体提出的则是做一个遵循法律的合格公民的社会最低要求，其普遍可行性却大得多。从中西文化形态的这些比较中，便可看出，以人性本善的理论为基础的儒家孔孟的伦理主义，已完全不能适应以契约为特征的近代社会的政法体制。……因此真正吸收和消化西方现代某些东西，来进一步改造学校教育、社会观念和民俗风尚，以使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也进行转换性的创造，便是一个巨大的课题。^[37]

这两条线索的交叉展开和相互推进，产生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论证效果，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中，这样的论证无疑具有轰动性的效应。具体说来，它成功地解决了如何绕开“十七年”而回到“五四”的启蒙立场，这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最初还只是以一种情绪的方式存在着，王蒙在小说《布礼》当中，借用主人公钟亦成之口，道出了这一事实：

总之，他们是一个灰影，在七十年代末期，这个灰影常常光临我们的房舍。灰影扭动舌头，撇着嘴说：“全他妈的胡扯淡，不论是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革命造反精神，不论是三年超英，十年超美还是五十年也赶不上超不了，不论是致以布礼还是致以红卫兵的敬礼，也不论是衷心热爱还是万岁万岁，也不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是党内资产阶级，不论整人还是挨整，不论‘八·一八’还是‘四·五’全是胡扯，全是瞎掰，全是一场空……”^[38]

但李泽厚以一种“知识化”的方式加以论证，则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心理震荡”，无论是同意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李泽厚提出了一个令他们无法忽视的“难题”。20世纪80年代文化空间的构建基本上就是在这两条线索所确立的框架下展开的，稍加注意，我们就会看到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是中期的“新启蒙”运动背后都隐含这样的问题意识，这样的问题意识所包含的时间意识是对1949年到1976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反思和批判，进而以现代化的名义来描绘与西方接轨的未来。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篇文章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建设的维度基本上可以看做是李泽厚“主体哲学”的一个简要大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李泽厚的“主体哲学”是在两个方向上完成建构的：第一，改写“十七年”来的社会主义历史，从而重新指出一条“中国道路”，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李泽厚“是想指出一条‘应走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不只是他个人的认同、个人的选择，而是‘中国向何处去？’——十亿人共同的道路”^[39]；第二，以主体建构为核心来重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个主体是以“人”、“人道”、“人性”等名义来实现的，它在哲学上体现为，具有自由意志、伦理内容、审美维度和社会交往等现实内容，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具有个人权利、社会义务的公民。《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恰恰是在这两个方向上来论述的。对于我们而言，这多少有些常识性的提法，在当时却是有些艰难甚至是曲折展开的。这里的问题是，以“五四”来改写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会触及政治框架问题，必然会使我们陷入“现代性的悖论”当中，对于前者，李泽厚是有认识的，而后者，可以说是很多人都无法预料的。那么这种改写，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具体是如何和怎样改写的？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五四”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