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追问与重构

李　忠

人是什么?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总是在不同的时代问自己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为什么活着?意义是什么?其实核心就是要回答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有无价值?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否认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面对当代中国的复杂社会现象仍然令人迷惑不解：在物质大厦的阴影下面遮盖着现代人精神的灰暗。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一切都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无法回避、也是每一个人无法绕过的大时代的大问题。所以中央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一段时期以来，对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也成为热门话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急需要用正确的价值理念引领社会层面的价值方向。然而，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显然当下社会环境中的价值追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值得我们深思。

一、嬗变：世界变了——价值本位从神转向人

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上，都有一种超越人与自然的神圣价值。这种神圣价值，或者采取外在超越的方式，以上帝这样的人格神、造物主、意志主宰的形态存在，或者以中国式内在超越的形态，通过自我的心性与超越的天道的内在沟通，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态出现。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方式，在现实的世俗世界之上，都存在着一个超越的神圣世界。这个神圣世界，提供了世俗世界的核心价值、终极关怀和生活的意义。然而，当历史步入近代、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

当尼采高喊：“上帝死了”，世界从以神为本转入了以人为本，人们开始审视人的存在。随着人的主体性位置的确立，人替代超越之物成为自己精神的主宰，理性、情感和意志获得了独立的自主性。人们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的意义不待外求，而从世俗生活本身自我产生，精神生活开始走向世俗化。

当超越的神圣世界失落之后，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些本来都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如今都发生了问题。

当公共的核心伦理价值断裂之后，文化多元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价值相对主义、价值实用主义乃至于后现代的价值虚无主义。当代社会由于公共价值的失落，在宗教、哲学、道德、文化等精神生活层面，发生了严重的裂痕。公共价值的衰落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出现，使得社会的主流思维模式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逐渐转向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人们考量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何终极性意义，而是作为达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是否有效和合理。

人的精神生活不再追求超越的意义，达到上帝的彼岸，或成为现世的道德圣人，而是看其在现实生活中占有了多少具有社会象征资本的稀缺资源。由此，个人的自我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麦克弗森所说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这一物欲主义的世界观和个人观，在一个生产欲望、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之中，便呈现为消费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当代人精神生活的意义、个人认同的建立，无不依赖于欲望的满足、物欲的占有和无穷的消费基础之上，社会彻底世俗化了。

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一彻底的、全面的世俗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精神现象，目前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二、嬗变：中国变了——价值本位从传统神圣转向新的“神圣”

正如欧美的世俗化从祛除神魅到物欲化的消费主义的出现，经过了三到四个世纪的漫长历史变迁一样，中国的世俗化历程，从十九世纪中叶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到二十世纪末物欲主义时代的来临，也经过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曲折演变。简单地说，从古代的神圣社会，走到当代的世俗化时代，期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阶段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那是一个中国式的神圣社会。

鸦片战争以前，国门未开，封闭的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和完整的，人的生活世界属于一个更高的、有意义的宇宙。有机论的宇宙观不仅提供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的基本观念，而且也赋予人们生活的意义。无论是儒家的德性论，还是道家的自然观，抑或各种民间宗教，人的精神世界都与超越的天道、天理或天命紧密相连。儒家作为中华帝国和基层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通过普遍的礼治而得以建制化。个人在稳定的秩序中获得公共的、明确的、代代相传的道德标准和生活价值，比如三纲五常。

第二阶段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中国开始步入世俗化的现代社会。

儒家思想遭到怀疑、批判、否定，从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社会大众面临的是救亡图存，人们高呼的是塞先生、德先生。我们看到晚清时期，国家的富强、人性的解放，替代超越的德性，成为新的时代追求。人们生活的终极意义，不再到超越的、有机的宇宙观(天道)之中获得，而是与人类历史的某种目标性前景相连：或者是现代化，或者是国家独立富强，或者是各种乌托邦的理想。

第三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949年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红色的神圣时代。

这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时代。无论是保尔·柯察金、江姐，还是牛虻、约翰·克利斯朵夫，都具有极端的理想精神和浪漫气质。这些理想主义的时代英雄塑造了两代中国人的精神特征。在这三十年中，毛泽东以其个人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政治统治，重新建立了一个神圣时代。毛泽东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圣王合一”的权威地位，不仅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垄断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公与私、国家与个人的界限被重新打破，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个人的意义被完完全全融化到国家的意志之中，除了革命，别无价值。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富强的目标并没有被放弃，反而在一种唯意志论的精神动员之下，获得了“大跃进”式的狂热形式。个人的世俗欲望受到了严肃的批判和压抑，甚至具有原罪的性质。物质生活的贫乏不得不靠接连的政治运动和不断的精神动员加以克服，革命理想主义、禁欲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和价值符号。

第四阶段是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俗化重新起步，后理想主义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特征。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以重提“四个现代化”为标志。国家富强的世俗性目标，又重新置于政治的道德目标之上，成为全党全国新的努力方向。现代化，作为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时代词汇，不仅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在目标，而且也是继之而起的新启蒙运动的核心追求。现代化，作为一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的历史目的论，取代过去的革命理想，获得了某种神圣性价值。80年代的中国人，刚刚从一个禁欲主义的革命年代走过来，既有被解放的感觉，又继承了上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传统。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控制的松动，物欲主义重新出现了，先是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和边缘群体，随后携着扩大了的商品经济辐射力，逐渐向核心地带和主流人群渗透。

在这个时期里面，最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信仰的失落”了。毛泽东时代所提供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神圣信仰，随着“文革”的噩梦醒来，骤然破灭。但对那代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精神折磨。80年代初《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潘晓所提出的人生道路大讨论，之所以引起全国青年的强烈回应，乃渊源于此。一方面是物欲主义的蠢蠢欲动，攻入主流，另一方面是理想主义仍然坚守心灵。青年人高喊实现四个现代化，歌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再过二十年……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80年代的人们是分裂的、矛盾的，于是以一种世俗化的后理想主义方式表现出来。而这个“后”，恰恰为后来90年代物欲主义的大举入侵，偷偷打开了不合法的后门。

三、嬗变：人心变了——价值本位从精神理想走向了物质理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终于成就了世俗化社会，经过传媒的创造性建构，物欲主义演化为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1992年邓小平南行之后，市场经济席卷全国，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不仅垄断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侵蚀到精神生活领域。市场经济社会的出现，使得市场的金钱逻辑成为生活本身的逻辑，物欲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主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国外学者将之称为暴发户式的“没有灵魂的物欲主义”。

为什么一个千年礼仪之邦，一旦进人世俗化社会，物欲主义的出现会比其他世俗化的发达国家更凶猛?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中国在进人世俗化社会的时候，宗教同时发生了衰落。西方也好，中东也好，南亚也好，当这些国家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依然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虽然宗教的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的世俗价值观之间有紧张和冲突，但从西方的历史传统来说，世俗与神圣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二元世界，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管，恺撒的事情归恺撒管。于是，当社会进人全面世俗化之后，宗教由于有其强大的独立建制和历史传统，依然在塑造人的精神生活领域，拥有独特的影响。而对有着“政教合一”历史传统的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等南亚国家来说，即使在当代，宗教依然对社会拥有巨大的影响，特别在精神生活领域，维系着自己垄断性的文化权力。与世界上这些国家和地域相比，中国历史上的神圣与世俗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儒家的超越价值之中，具有强烈的经世精神。这样，当近代中国开始进人世俗化社会之后，儒家思想中的经世精神和功利传统，便适逢其会，与国家富强和人的解放的现代化目标结合，迅速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使物欲主义获得了超越层面的合法化基础。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当中国更加深刻地卷入到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和文化生产关系之后，本土性的物欲主义价值观得到了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支援，发生共振。无限膨胀的物欲维持着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并导致了无穷的消费欲望。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由于宗教性的终极价值之缺乏，一旦市场经济激发起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义便迅速弥漫，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四、对价值重建的思考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十七大提出的无疑是切中了时代要害：重建核心价值。对价值重建笔者认为需要认清以下几个问题：(www.daowen.com)

1.物欲主义价值观的致命缺陷

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但与以往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相比，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质，无法成为一套进入宪法、教科书、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的话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已经被公众默认了，成为不言而喻的“潜伦理”、“潜规则”，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获得建制性的合法化身份。于是，物欲主义便自我包装，通过文学和艺术的方式自我合法化。在当代中国的传媒和广告所呈现出来的物欲，都不是直观地、赤裸裸地呈现，而是以一种精神、艺术和审美的方式巧妙地体现。物欲精神化、消费审美化，原来的物欲与精神、消费与审美、世俗与超越、亵渎与神圣的明确界限，奇迹般地被遮蔽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包装术、整容术，令沉浸在物欲异化中的消费大众，茫然无知，竟然从物质的消费中还感受到一丝精神救赎和审美快感。

在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领域，虽然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但由于它们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而只是个人欲望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因此它们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宗教和道德。于是，很有趣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出现了：当神圣性从前门被驱逐出去之后，又从后门溜回来了。在当代中国的底层社会，各种民间宗教广泛流行，传统的民间信仰重新复苏，乃至邪教和迷信猖獗，都是与世俗化同时出现的现象。越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地区，庙里的香火越是旺盛，各种祭祀和宗教仪式越是隆重。但这已经是世俗时代的神圣化了，对各种超越事物的信仰，无不带有功利的目的、物欲的期望，与纯粹的精神信仰相距遥远。

2.物欲世界中原子式的存在——痛并快乐着的人

当今的世俗社会，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所谓没有世界观，乃是指个人生活的存在已经与宇宙失去了有机的意义联系，只剩下作为主体的“占有性的个人”对作为客体的大自然赤裸裸的占有、征服关系。查尔斯·泰勒指出：“人们过去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也赋予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的意义。”然而，这一“伟大的存在之链”如今断裂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性被抛弃或曲解了)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人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去的神圣世界割裂，与有生命、有生机、有意义的宇宙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文化社群和公共生活割裂，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式的个人。

世俗时代的原子式个人，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精神，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和追求的经济理性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也没有意义。个人与这个市场世界的关系，只是物欲的和功利的关系，也就是由各种交换、占有和控制形成的非人格化关系。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原子式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所有的社会问题也被化约为个人的生存能力，让个人独自去承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个人的独立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却成为了弱势个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

在传统中国，个人不是孤独的，也不是自治的，他总是从属于一定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社群共同体与个人，既不是个人为中心，也非共同体为本位，而是一种梁漱溟所说的互动式的“伦理本位”。近代之后，当国家将个人从家族和地域等各种共同体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个人便成为了现代的国民，不过，在梁启超《新民说》的论述里面，个人与群(国家)的关系依然是传统的群己互动，在近代中国，个人的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系，问题不在于是国家本位还是个人本位，而是所谓的“群己界限”，群体与个人在同一个共同体结构中究竟如何和谐互动。在这样的互动模式里面，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是平衡的。

世俗时代的原子式个人，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精神，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和追求的经济理性人，物欲的满足感难以充实精神的痛苦或麻木的沟壑。

3.物欲世界中欲望成为价值载体，美成为可欲的对象

什么是价值?能满足欲望的便有价值。然而人的欲望与理性不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需要永远的新鲜感，以刺激容易疲倦的大脑皮层。人们常常得了审美疲劳症。流行歌曲一年一换，快餐文化天天不断。于是，流行文化永远在追求创新：新的创意、新的玩意、新的活法。现代的科技手段和网络文化为不断翻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于是，唯恐落伍的人们被时尚的恶狗在身后追逐，不断扩张和生产着自己的欲望。不求永恒，只要瞬间。瞬间的快乐、幸福和意义，构成了世俗时代文化的核心内涵。从表象来看人们精神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但由此产生的几许快感之后便是紧张感和不安感，与追求心灵自由、轻松的氛围，恰成鲜明的对照，真是莫大的讽刺。

感性战胜理性，视觉文化从整体上打败了印刷文化，文字是需要想象的，而视觉是直观的，想象与深度有关，而欲望的满足只需要视觉的冲击。当今的世俗时代，是一个视觉艺术的时代，文字成为视觉的配角，广告则是这个时代艺术的经典体现。日常生活的欲望化和欲望的审美化，使得视觉艺术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将欲望与审美结合起来，美成为可欲的对象，而欲望又在虚幻的审美中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

传统审美，美是可赏的对象，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有人把美变成了可欲的对象。审美的疲劳，于是养眼就成为时尚，审美的疲劳，于是情妇就与时俱进，越养越多，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欲望战胜了理性，美女就冲出了相框，可是现实中可欲的美女是有限的，那就造美女，化妆、手术……现代科技提供了可能，至于称呼干脆一律改叫“美女”，甚至有人推出了新的经济理论叫“美女经济理论”，现实中美女经济现象比比皆是。令人遗憾的是表象看似乎女性价值提升的同时，隐藏的是女性整体价值的危机。

五、对核心价值丧失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空前活跃，高速发展，但这种变化和发展是不平衡的，于是造成种种的断裂：城市与乡村的断裂、沿海与内地的断裂、物质追求与精神世界的不平衡、文化内部的不平衡等等。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已经高度分化，高度多元化。但社会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无所不在，因此有社会学家将当代中国称为“断裂社会”。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核心价值的丧失。

1.核心价值认同的危机

当社会进人世俗化年代，价值的超越源头——不管是道德化的宇宙还是历史目的论——失落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价值认同的危机，社会不再有普遍的价值和伦理标准。即使有道德的话，由于缺乏共同的客观标准，也是相互冲突、内在矛盾。正如麦金泰尔所说：“所谓的当代道德分歧，不过是些相互对立的意志的冲突而已，每一意志都是由它自己的某些武断选择所决定的。”当价值丧失了客观性源头，而又缺乏公共的讨论来获得共识和自我立法的时候，就出现了价值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乃至虚无主义。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当现代社会祛除神魅之后，“好”与“正当”这两组价值开始分离。“好”属于德性伦理，“正当”属于规范伦理。当代中国在私人领域已经相当开放，默许并宽容人们具有各自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这一规范伦理，也随着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解体而崩溃，变得模糊起来。虽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上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背后的伦理源头被掏空了，缺乏一个具有超越的客观性或历史正当性的伦理体系的支撑，因此，这些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现代社会的反证：三鹿奶粉事件，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在古代也是不敢为之的。

2.重构核心价值的内涵

在传统儒家道德体系和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中，价值都有其确定性内涵，有其绝对性标准。价值之上，没有更高的标准。而1978年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虽然将整个国家从僵化的原教旨主义中解放出来，社会和思想获得很大的自由和发展，但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社会普遍地实用化、功利化，不再相信有超越的、不变的、至上的价值之存在。所谓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并非是过去儒家式的道德性实践，而是一种世俗性实践，其内涵乃是满足人们不断被激发起来的利益需求。当价值由世俗性的实践活动决定是否有效时，价值就成为了工具本身，不再有内在的道德内涵，而只是衡量其对于实现特定的功利目的是否有效而已。

于是，价值的内涵、道德的标准便成为一种权益性的、可变通的工具理性。变通成为时尚、潜规则。在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现实中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共同的核心价值的客观标准是什么?

3.反思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学校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社会的公共价值观念，这些公共价值是几千年历史传统的传承，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一套代代相传的线性传承系统。然而，这些年学校教育的产业化，使得教育成为了一项买卖知识的交易。大学内部人文学科的衰落与应用学科的旺盛，使大学失去了塑造、传播核心价值文化的功能。当大学的线性传承衰落的时候，传媒和网络替代学校成为塑造灵魂的最重要的场所。然而，传媒本身提供的价值是多元且混乱的，而网络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响，于是，社会的文化传递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同代人的文化替代了上下代的文化传递，人类文明的传承发生了断裂，价值传承出现断代。而同代人的文化又是多元的、复杂的、多变的，随机的。经济上的盛世伴随着人心中的乱世，形成了一个空前活跃又无序的现实景况。

参考文献：

1.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麦金泰尔著，龚群等译.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载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4期

5.许纪霖.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见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67/5685243.html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