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渔业政策评估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标准

一、渔业政策评估的理论基础——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在20世纪初期形成于英国，后来在美国、法国和北欧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福利经济学按其发展阶段可分为旧福利经济学和新福利经济学。

（一）经济福利

旧福利经济学的创造人是英国的霍布森（J．A．Hobson）和庇古（Pigou）。他们的福利经济理论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认为个人主观评价的效用可以以货币计量，效用可以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比较，当社会上每个人收入的效用总和最大时，社会经济福利就达到最大。旧福利经济学包括两个基本的命题，一是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越平等，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根据第二个命题，庇古认为，如果把富人的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就会增加社会福利总量。因此，旧福利经济学主张国家应该采取适当的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以调节生产资源和国民收入的分配。

后来的经济学家对庇古旧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评。首先，认为基数效用论不可取，即认为，效用作为一种个人主观心理感受是无法在人们之间相加和比较的。其次，对于收入均等化问题，他们也认为，如果收入的不平等是由剥削造成的，那么进行收入转移可以增加社会福利；但是如果收入的不平均不是由剥削造成的，那么政府进行强制性的收入转移，就是不公正的，从而会损害经济效益，使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并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福利的减少。新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Pareto）于1896年提出了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未必能衡量，边际效用递减也很难成立，消费者无从知道效用的数值，而只能说出自己的偏好次序。个人效用的最大满足，不是指达到最大的满足总量，而是指达到最高的满足水平。由于效用不能相加，所以无从知道一个人所得到的效用总量。从而每个人所得到的效用或满足的大小，也就无法比较。新福利经济学由此认定，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各个人的福利，而不是其他。

（二）社会福利函数

如果社会能够把每一可能的经济结构都分成等级，就能够得到把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联系起来的所谓社会福利函数SWF。它是建立在序数效用论基础上的决定社会福利的一种实值函数，其数值可理解为取决于所有可能影响福利的变量，包括社会每个成员购买的商品数量、提供的要素数量及其他相关变量。

若用Wn表示第n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则

W_n＝F（W₁，W₂，…，W_n）

F／W_n＞0

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既定的资源约束和生产技术条件下，实现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即个人福利之和最大，以寻求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社会福利函数SWF可以在图形中用社会福利无差异曲线表示，如图

10-1所示。

图10-1　社会福利函数几何图示

图10-1中，U_A表示消费者A的效用，U_B表示消费者B的效用，W₁、W₂、W₃表示福利等高线，并且W₃＞W₂＞W₁；一旦无差异曲线代表不同水平的社会福利，把A和B的一对对效用连接起来，这些效用都是和社会福利的同一水平相联系的；曲线UPF代表效用可能性边界，表示经济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下所提供的各种效用组合。

社会福利函数把一种经济体系中所有可以选择的结构完全分成等级，帮助我们了解某种经济变化的方式是否可以代表整个社会的改进。任何经济措施，即使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只要能够使社会总福利有所增进，集体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则认为该措施是可取的。同时，社会福利函数也表明，社会福利是建立在个人的价值判断基础上的，社会的偏好秩序取决于每个人的偏好秩序。社会福利函数还表明，如果社会生产没有增长，任何经济变动都只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而在这种再分配中，一方受益，必然是另一方受损，这时就很难对总福利水平是否提高做出判断。如果给定收入分配方案，总收入增长，必然导致福利水平的提高。

（三）帕累托最优及其实现条件

帕累托所提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新福利经济学判断社会经济福利最大与否的标准。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资源在某种配置下不可能由重新组合生产和分配使一个人或多个人的福利增加，而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配置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或最适度状态。如果既定资源配置经过调整能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加，或使某些人的福利增加了，而同时又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配置就是帕累托非最优的；如果通过对资源的某种配置能够使得一些人的福利增加了，而使另外一些人的福利减少了，就不能简单地评判这种配置是否最优；如果某种配置与另外一种配置相比，其中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提高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的福利降低，则前一种配置被称为帕累托式优于后一种配置，但前一种配置也可能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

根据帕累托所提出的判断社会经济福利是否达到最大的标准，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重新配置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坏，这时即使有许多人的情况变好，这种资源配置的调整也是不可取的。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帕累托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过于苛刻。因为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大多数的政策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变化，会使一些人的境况改善，而使另外一些人的境况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仍然有一个判断社会福利改进的标准呢？这就是新福利经济中的福利标准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N．kaldor）和希克斯（J．Hicks）对帕累托标准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分别提出了“假想的补偿原则”和“长期自然补偿标准”。卡尔多的“假想补偿原则”是指：某种政策的变动，可能会使一些人得益，而使另一些人遭受损失，但是如果由于这种变动获得的利益大于损失，我们可以假设采取一些措施，例如通过税收政策向得利者征税，来补偿受损失者，如果补偿以后还有余额，则这种政策变动就是可取的，因为从整体来看，它增加了社会福利。希克斯肯定了卡尔多的标准是可以成立的，并认为与帕累托标准比较起来，卡尔多标准更适用。但同时希克斯认为卡尔多的标准还不够完善，因为卡尔多的补偿是一种“假想”的补偿，而不是真实的补偿。如果受益者不对受损者作出补偿，那么补偿就无从实现了。希克斯认为，只要受益者的所得大于受损者的所失，就是增大了社会经济福利。如果A的境况由于某项政策的变动变得这样的好，在它补偿了B的损失后还有剩余，那么这种政策的变动就是一种毫不含糊的改进。他认为，用不着对受损者作任何的“假想”的或“真实”的补偿，补偿可以自然而然地进行。因为只要一种政策的变动提高了生产效率，尽管它不会使社会全体成员的境况变好，但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几乎所有人的境况都会变好，遭受损失的人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补偿。这就是希克斯的“长期自然补偿标准”。

公平与效率问题是福利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强调公平，那么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开始的新福利经济学则强调效率，新福利经济学不再认为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状态是以收入均等化为前提，而是把效率研究放在首位，并认为效率来自于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帕累托最优原理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理想模式，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虽然难以实现，但我们可以借鉴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来为渔业政策评估服务，这就是要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来兼顾公平。只有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才有可能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化，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公平与效率是各国政府在制定部门政策时都要面临的选择。传统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选择是处在两难境地，两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认为要提高效率就会有碍于公平，而要追求公平就会牺牲效率。效率与公平的协调与同步增长是人类至今还未解决好的问题。(www.daowen.com)

无数经济政策的实践证明，在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中，效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提高效率，将“蛋糕”做大，才能够实现更好的公平分配。但公平并不是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实现了社会公平也有利于效率的提高。然而这里所说的公平不是指平均，而是指机会均等，这里的公平是指机会均等条件下的收入不均等。由于生产者在能力和智慧上的差异，有人收入丰厚，有人收入低微，这正是公平的一种反映。如果国家采取措施硬将他们的收入拉平，反而是不公平的表现，结果必然会导致效率降低。

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反映着生产与分配的矛盾。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能只考虑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效率与公平的协调与同步增长，也是一种理想化模式，在经济政策的实际运行中难以完全做到，但却是国家应该始终努力的目标。

（四）福利变化的测度

1．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工程师杰·杜皮特（J．Dupuit）于1850年提出，之后经济学大师马歇尔（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将其定义为：一个人为一物品愿意付出的最大代价与他实际付出的代价之间的差额，即消费者实际支付的价格与他愿意支付的价格之差。在图形中，需求曲线之下与代表消费者实际支付的矩形面积之上的三角形面积CS即为消费者剩余，CS＝∫f（Q）dQ－P_e0q_eE，如图10-2所示。

图10-2　消费者剩余几何图示

2．生产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是指生产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在图形中，供给曲线以上，价格水平以下的封闭区域的面积PS即代表生产者剩余，PS＝P_e0q_e0－∫f（Q）dQ，如图10-3所示。

图10-3　生产者剩余几何图示

显而易见，在没有政策干预的生产均衡条件下，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是既定的，不存在所谓的福利损失，当然就没有福利收益。一旦干预市场均衡的渔业政策发挥作用，就会存在因社会资源重新配置而使生产者或者消费者获益的可能性。因而渔业政策的效果就可以通过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变化来加以度量。

二、渔业政策评估的基本标准

渔业政策评估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而要进行价值判断，就必须有价值准则即评估标准。政策评估标准是衡量一项政策优劣的尺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同一项渔业政策，如果评估标准不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渔业政策评估的基本标准有三个，一是生产力标准，二是社会福利标准，三是资源可持续利用标准。

（一）生产力标准

无论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水产品的需求，还是为了增加渔民收入，都必须通过渔业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因而渔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特定时期的渔业生产力，我们可以将渔业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渔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价一项政策优劣的基本标准，这就是渔业政策评估的生产力标准。衡量渔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有渔业劳动生产率、渔业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外汇收入以及人均水平等等。

（二）社会福利标准

生产力标准是渔业政策评估的基本标准，但并不是唯一标准。提高渔业生产力是渔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但并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要提高渔业、农业及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即从渔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角度使社会大众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因而我们也可以将渔业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社会大众尤其是包括渔民在内的农民的福利水平作为判断一项政策优劣的另一基本标准，这就是渔业政策评估的社会福利标准。对社会福利不能用效用之类的主观价值标准加以衡量，而只能用实实在在的客观标准来测定。对于作为评估渔业政策基本标准的社会福利标准来说，只能是渔民、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及其社会保障程度。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说明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了。在实践中人们常常用人均收入、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来反映社会福利的程度，除此之外，还利用一系列的社会指标，如营养水平、健康、住房、文化程度和休闲时间来更全面地反映一个社会阶层的社会福利水平。

（三）资源可持续利用标准

渔业资源，尤其是海洋渔业资源是一种独特的自然资源，既非不可耗竭的自然资源（如潮汐能、风能等），又非可耗竭而不能再生的自然资源（如石油、矿物质等），它是一种在一定消耗限度内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总不可避免地以渔业资源的消耗为代价，并且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对渔业资源的消耗速度和规模也越来越大。因此，渔业生产力的发展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就成为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因此，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发展渔业生产力的同时保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衡量渔业政策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准。衡量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主要指标是渔业资源的生物总量、生物多样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