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异时移

“赚钱是这个国家的主要目标。”——1862年,英国人爱德华·戴斯游历美国时如是说。

尽管1949年后中美经济联系被人为地中断,但美国商界对于中国这个遥远国度的热情却从来没有冷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美国人再次蜂拥而至。

1979年,中美两国再次正式开始贸易往来,当年中美贸易额不过25亿美元。如今,中美贸易额已经是那时的大约40倍。据中国海关统计,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两国间的贸易总额是490亿美元,到了2002年,两国间贸易总额达到972亿美元。6年的时间里,两国间的贸易总额几乎翻了一倍。若按照美方统计,1997年,两国间的贸易总额为753亿美元,2002年,两国间的贸易总额是1472亿美元,也是翻了一番。^[2]在此期间,两国整体贸易量的增长速度大约是美国与墨西哥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而美墨之间还签订有自由贸易协议。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较为丰富的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则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由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而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两个国家都在双边经贸规模的扩大中获得了利益,同时已经对对方市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中美在经济利益上的交汇,已经使中美经济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特别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只有在经济上更加强大,才可能在军事上变得更加强大。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会成为苏联的一个难题,而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会成为我们的难题。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更要担心的是中国的过于虚弱,并因虚弱而受到苏联的恐吓,而不是担心它过于强大”。^[3]同时,美国认为“开放而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更适宜于同国外伙伴建立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也可能在中国“形成要求放宽政治限制的压力”。鉴此,美国“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4]中美经济关系长期以来成为中美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的强劲动力,甚至成为化解中美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基础和润滑剂,因而长期被视为中美关系中“有利的”、“积极的”一面。

对中国来说,美国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庞大的市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早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者之一。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如交通、能源以及通信等高科技领域,正是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从市场的角度看,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如今,中国的出口产业已经成为确保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在中国制订对外政策中具有核心的价值。

反过来,中国也为美国的产品、技术、包括资金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今天,中国价值1万多亿美元的经济正按年均8%左右的速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着亚洲甚至世界经济的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逐年递增。自2001年起,中国成为增加速度最快的美国出口市场。2003年,中国超过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美国有着日益巨大的吸引力。目前,中国是美国飞机、计算机、工业机械、化工以及农业产品等的主要销售市场。美国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确大有可为。

不仅如此,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其他产品价廉物美,中国对美出口已成为美国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满足着美国市场的需求,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上个世纪后期美国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激烈辩论的年代,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如果美国政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大幅减少,而为了支付取代中国产品的比较昂贵产品的价格,或是弥补对中国商品征收的更高的关税,美国的消费者可能每年要多支出上百亿美元。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国际经济体系的维护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让我们真正懂得,什么叫全球化,什么叫世界相互依存。尽管美国和中国都没有被卷入这场金融风暴,但是两国实际上谁也没有在这场危机中置身事外。特别是中国没有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既避免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应对,甚至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后冷战时代美国舆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并直接影响了克林顿总统随后提前访华。在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更认识到,离开了中国,很难谈得上什么“全球性”的经济规则和经济秩序。

但另一方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哈里·哈丁就预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有可能加剧,而不是解决它与美国目前存在的贸易问题。”^[5]后冷战时代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远远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却仍然让美国一天更比一天充满疑虑。再加上整个国际战略环境的改变,美国已经不再担心中国改革“倒退”,转而担心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将来会逐步对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贸易摩擦日渐频繁,甚至中美“贸易战”的阴影也日渐浓厚。美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威胁如果不怎样怎样就要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国则一方面加紧谈判,另一方面采取反报复措施针锋相对。迄今为止,中美双方总是几经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如此周而复始。

1989年,由于当时特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与中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一样,中美经济联系也一度陷于停顿。成立于1983年,一直作为中美两国之间最高层次的双边经贸磋商机制,并在随后每年如期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也被迫停止。1992年,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和著作权保护、市场准入、纺织品贸易等方面的争执形成了一场重大危机。美国对中国提出了几乎是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中美双方均宣布了贸易报复清单,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同年7月和9月,中国强烈抗议美国向台湾租让3艘诺克斯级护卫舰以及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中美经贸关系因中美政治关系的冲突而蒙上了厚重的阴影。所幸的是,中美之间最终于1992年10月签订了《关于市场准入的谅解备忘录》。12月,中美商贸联委会在北京举行第7次会议,两国部长级经贸会晤得以恢复。(www.daowen.com)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将是否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地位问题政治化,使中美经贸关系与人权等政治议题挂钩。所谓的“最惠国待遇”是中美于1979年建交后,基于平等互利原则,根据中美有关贸易协定双方相互给予的对等贸易优惠条件。此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得以顺延。1989年以后,美国国会利用所谓的1974年贸易法中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在1990年至1992年连续三年通过了把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同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联系起来的议案。布什总统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每年都否决了国会的议案。但克林顿1993年5月28日在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中国“最惠国待遇”延长至1994年7月3日的同时,对下一年度的“最惠国待遇”附加了与“人权”有关的条件。这一卤莽的决定使中美两国均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对此,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反对美方将贸易问题政治化。1993年7月,中美发生“银河号事件”。当年的中美商贸联委会未能举行会议,中美经贸联系再次面临中断的危险。1994年初的几个月里,关于是否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在美国形成了全国性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包括波音公司、美林证券、福特汽车、时代－华纳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知名大公司在内的美国企业界人士形成了美国历史上少见的“共同观点群体”,支持继续维持正常的中美经贸关系,再次展示了到当时为止中美经济联系在稳定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力。1994年5月26日,美国在中美关系濒于破裂的最后一刻被迫宣布无条件延长1994—1995年度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最惠国待遇”问题同“人权问题”脱钩,扫清了当时中美贸易以及整个中美关系前进中的障碍。就在克林顿做出决定的第二天,肯德基公司宣布今后四年将在中国投资两亿美元：“通过永远把人权与经济投资问题脱钩,克林顿总统消除了我们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存在的不确定因素。”^[6]中美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博弈也因此成为中国运用经济手段有效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典型案例。

随后,中美经贸联系进一步恢复、发展。但1996年9月6日,美国宣布扣减中国纺织品配额。11月10日,中国宣布自12月10日起暂停进口部分美国纺织品、农牧产品、水果及酒、饮料。中美经贸摩擦又起。1997年克林顿连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就贸易不平衡、中国加入WTO、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及中美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合作等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并在促进两国经贸合作方面达成了一些建设性协议。1997年10月,在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中国订购了50架波音喷气飞机,价值30亿美元。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

1999年,中美关系再次成为经受考验的一年。在经贸领域,中美商贸联委会再次停止召开。但是,当年最为扣人心弦的事情莫过于进入最后关头的中国“入世”谈判。在美国国内,关于中国“入世”问题的辩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些人认为,“一个推行更多自由贸易的中国将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更负责任的成员。”^[7]但另一些人试图捞取更高的要价并把中国是否被允许加入WTO当作一种奖惩手段,以对中国在其他领域——主要是所谓“人权方面的表现”施加影响。

为推动中国“入世”进程,朱镕基总理于当年4月出访美国,提出了开放贸易的一揽子计划。但美国政府却在因特网上单方面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现状》的“联合声明”,并在声明的3个附件中,明确列出了中国方面已经在农产品和工业品及服务业中做出的具体让步,犯下了克林顿总统所称的“令人费解的错误”。当晚,朱镕基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及百人会举行的晚宴上否认中方已经认可了这些内容,并称“如果你要得太多,要得太急,恐怕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随后,美国媒体重新发表美中《联合声明》,没有提及中国开放市场的3个附加协议。^[8]2000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上台伊始的小布什政府即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又因2001年发生的“撞机事件”陷入低潮,中美商贸联委会磋商机制也再度被迫暂停。此后,中美于2001年7月在北京签署《中美贸易发展合作框架协议》,于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入世”文件。2001年12月,美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2002年以来,受中国入世等因素的影响,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但贸易摩擦也进一步增多。特别是美国在2002年对进口钢铁加征至高达30%的关税的做法,招致中国、欧盟以及包括日本和巴西等在内的国家共同向WTO提出申诉,被称为“中国入世第一案”,凸显了中美贸易中冲突的一面。

2003年是美国国内在对华贸易政策上展开激烈辩论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中美双边贸易在2002年已经在相当庞大的基础上继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特别是中美在农业贸易、高技术贸易领域都达成了不少大的合同,显示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强力扩展的新阶段。但就在这一年里,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趋严重,美中贸易关系由此进入多事之秋。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等在中国非典疫情结束后的8、9、10三个月中对中国进行了密集访问,相继提出希望中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扩大对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降低巨额美中贸易赤字等要求。埃文斯在10月访华的时候更声称“美国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中国不能够马上做出积极的回应,美国将准备采取惩罚性措施。美国国会甚至出现了要求撤销给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及对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27.5%的关税的提案。尽管布什政府反对这些提案,但这足以反映当时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张程度。

为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当年11月派出了第一批采购团,给美国带去了包括汽车、喷气飞机引擎以及商用飞机等在内的大批订单,总价值超过60亿美元。但此后不久,布什政府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的针织布、浴袍和胸衣实施配额限制,三类纺织品的出口额较上年增幅将被限制在7.5%以下。中国商务部随即宣称将保留诉诸WTO以维护本国产业权益的权利。同年11月10日,WTO裁决美国在2002年加征的进口钢铁关税为非法。中国宣称,如果美国无视世贸组织作出的决定,中国将对来自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关税。同时,原计划赴美采购的中国贸易采购团因“技术原因”被推迟。至此,2003年的美中贸易纠纷达到了高潮。

在这一关键时刻,温家宝总理于当年年底出访美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将中美商贸联委会磋商级别从正部级升至副总理级。2004年4月,中美商贸联委会在级别提升后召开首次会议。中方主席是吴仪,美方主席则由商务部长埃文斯和贸易代表佐利克共同担任,双方对此次贸易谈判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会议在若干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双方签署了8个合作协议及备忘录,但美方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劳工标准、积体电路增值税以及要求中方开放农业市场等议题未获多大进展。迄今为止,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呈现出发展与摩擦并存的运行轨迹。

经过冷战后十多年的长期积累和演变,中美贸易摩擦的关注点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个别产品或个别行业。在美国人看来,首要的问题就是对华贸易赤字水平,据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对外贸易中最大的赤字”；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币币值,主流的美国舆论要求中国在短期调整汇率,在长期转向浮动汇率制度；第三是在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此外,中美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领域也频频出现争端。

实事求是地说,中美在经贸领域里互补、互利的一面依然存在,而且同样在继续发展；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结构上看,中国经济也远未成为美国同一等量级的竞争对手。但上述事实仍足以证明,在后冷战时代日益紧密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开始出现许多变幻莫测的因素,冲突的一面出现了客观上和人为加剧的趋势。其结果是,对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来说,我们当然要继续大力培育和充分利用经贸关系中“有利的”、“积极的”的一面,但对于另一些时候可能是“消极的”、“不利的”一面同样应当予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以利于防范。毕竟,经贸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