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走上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为了使发展中国家继续留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西方经济学家沿用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套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模式，寻找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各种战略。但是，几十年的事实证明，经济增长、工业化并未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相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满足大多数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战略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一些激进经济学家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还提出了摆脱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自立经济的战略理论。

第一节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经济发达，是因为它们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应该像发达国家一样，把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因此，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前集中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正是在这种理论思想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制定了许多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哈罗德（R.F.Harrod）、多马（E.D.Domar）、罗斯托（W.W.Rostow）、刘易斯（W.A.Lewis）、纳克斯（R.Nurkse）等著名的经济学家。

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古典学派理论。亚当·斯密（AdamSmith）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劳动在全部劳动中所占的比例是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而生产劳动的数量则依存于资本的数量。李嘉图（DavidRicardo）着重考察了劳动创造的价值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分配及其变化规律，认为一定的利润率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新古典学派研究的重点是在劳动、土地和资本这些生产资源供应量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最有效地分配与利用它们发展经济。由此可见，斯密主要主张“国富”，李嘉图则注重于收入的分配。新古典学派稍有不同，强调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尽管新古典学派与古典学派有区别，但他们还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主张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回避了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固有的和无法克服的矛盾，否认经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以及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实际上成为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影响较大的几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模型

（一）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按照凯恩斯（J.M.Keynes）的说法，增加投资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以弥补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哈罗德—多马认为，凯恩斯理论仅是短期和静态的分析。因此，他们在此基础上使模型长期化和动态化，以此保证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哈罗德有保证增长率的公式是Gw=。其中，Gw为有保证的增长率；S为储蓄—收入的比率，即边际储蓄倾向；Gr为资本—产出比率，即加速系数。用文字来表示，即有保证的产量增长率是理想的产量增长率，在这种产量增长率下，资本家预期的投资需求恰好等于本期的储蓄供给，从而保持了动态的均衡。多马模型是ΔI/I=Sσ，ΔI/I为投资增长率；S为储蓄—收入比率，即边际储蓄倾向，σ为产量—资本比率，即加速系数的倒数。用文字来表示，即要使经济均衡地发展，每期在一定收入水平上的储蓄都应实现为投资，而每一单位的投资又能产出一定产量，两者的乘积就是该期理想的投资增长速度。

由此可见，两人说的实际上是一回事，也就是预期需求正好等于本期储蓄供给的理想的增长率。从公式来看，两个公式的右边是完全相等的，因为σ=，所以=Sσ。而哈罗德的理想的产量增长率与多马的投资增长率都是指社会再生产的扩大程度，也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模型被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简言之，这个模型把储蓄率和增长率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在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既定的条件下，产量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能否转化为投资及转化的数量。可见，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资本的积累。

（二）新古典增长模型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生产技术是不变的，生产中劳动与资本的比例、资本—产出比例也是固定不变的。但实际上，这些因素和比例都是可变的。因此，这个模型具有不稳定性。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在这个基础上探索更为复杂的模型。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M.Solow）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的文章中提出，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下，可以通过调节可变要素价格来实现。米德（J.E.Mead）、斯旺（T.W.Swan）等人也提出了与索洛相似的增长模型和论点。因此，一般把他们的模型统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其方程式如下:

Y=rKαLβ

其中，Y为产出，K为资本，L为劳动力，r是一个不同经济间数值不同的常数，α为资本产出弹性指数，β为劳动力产出弹性指数。

新古典模型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实现均衡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供给，后者认为是需求；区别还在于前者用了变动的相对要素价格和生产率，以改变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要素组合的比例，即假定生产过程中资本可以随意分配成和劳动相配合的任何比例，以便劳动者都能就业，假定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任何既定的储蓄都将转化为投资。但是，新古典模型把利息和利润看成是资本所创造的价值，从而否定了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种把利息率或利润率决定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看法，使新古典模型重复了19世纪庸俗经济学的观点。

（三）卡尔多（N.Kardor）增长模型

剑桥大学的J.鲁宾逊和卡尔多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不稳定性和新古典模型调节特有要素的瞬时性，否定了两个模型的总量生产函数，把经济增长理论的注意力集中在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如何变动之上。根据卡尔多增长模型，S代表总储蓄，Sw代表工人边际储蓄倾向，Sp代表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Y代表收入，I代表投资，P代表利润，W代表工资，那么，Y=W+P；S=Sw（Y-P）+SP（P）；S=SwY+（SP-Sw）P。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内，总储蓄等于工人储蓄率乘以收入，再加上资本家储蓄率与工人储蓄率两者之差乘以利润。假定S=I，则上述公式就变为I=SwY+（SP-Sw）P，等式两边除以Y，经过调整，上述公式变为；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假定，工人的边际储蓄倾向（Sw）为0，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SP）为1，则公式变为:。这就是说，投资（I）越大，利润（P）越大。假定资本家的储蓄率小于1，有一部分利润用于消费，而工人的储蓄率仍为0，则。这说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取决于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SP）和投资率。假定工人的储蓄率大于0，但小于资本家储蓄率（SW＜SP＜1），这意味着工人既有工资收入，也有利润收入，但这不会改变上述经济增长中国民收入分配变动的基本趋势。总之，卡尔多证明了充分就业收入中的利润比例与收入增长和相应的投资率成正比例，而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成反比例。因此，为了保证相当于充分就业的稳定经济增长，投资是首要的，而储蓄也是重要的，但它是通过收入分配份额和各自的储蓄倾向与投资相适应的。

卡尔多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还认为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包含在物质资本之中，没有投资的参与，就没有技术进步。因此，必须把技术进步和资本—产出比率联系起来。如果技术进步比资本增长更快，则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增加，这将带来更多的投资。相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就会下降，投资速度随之放慢。

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罗斯托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在战后经济增长理论中自成一派，影响较大。1960年，罗斯托在他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认为，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是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他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1971年他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在第五阶段，即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之后，又增加了第六个经济成长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一）传统社会

指近代科学技术产生以前的社会，以牛顿作为分期的标志，因而又叫“牛顿以前的社会”。它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这个阶段，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是居民和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它吸收了全部人口的75%或以上，家族和氏族关系在社会组织中起重要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缓慢，科学技术长期停滞。

（二）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

罗斯托认为，农业产量的增长率可能决定着向现代化过渡的极限。在这个阶段，由于技术的进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日益增加的人口尤其是为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提供了更多的粮食，劳动力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人们对科学技术，冒险和投机活动开始产生兴趣。农业剩余的增加，为社会的先行部门即交通运输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生产投资增长率已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率，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加到10%或以上。因此，罗斯托认为，在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逐渐改造成为以工业、交通、商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社会。

（三）起飞阶段

罗斯托把它看成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是经济成长中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束缚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被克服，近代工业化开始了。经济发展进入“自动持续增长”。他认为，为了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①要提高生产性的投资率，使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占10%以上。②要很快地建立和发展一种或多种主要部门，即主导部门。③要在政治、社会和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推动现代部门的发展，保证起飞实现。

（四）向成熟推进阶段

这是指经济起飞之后，经济增长持续较长时间后而达到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现代技术逐渐推广到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所以，成熟阶段是一个社会已经把一系列（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因此，“成熟”实际上指技术上的成熟。由于技术的成熟，工业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新兴工业部门不断出现，落后的传统工业被淘汰。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熟练工人、技术人员的比例上升。

（五）高额群众消费阶段

在这个阶段，收入的提高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欲望，他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生活需要的衣、食、住、行，而是追求更高的消费。为了满足消费者新的消费欲望，社会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高级消费品的生产，社会的主要注意力从供给转移到需求，从生产转移到消费。在这个阶段，主导部门转移到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部门，人们争先购买耐用消费品，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在这个阶段，主导部门已经不是以汽车为主的耐用消费品工业，而是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关部门，包括教育、卫生、住宅、社会福利、文化娱乐、旅游等部门。它们提供的主要是劳务，而不是有形产品。罗斯托认为，这个阶段还要解决种族歧视、黑人问题，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

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时，罗斯托认为，发展中国家千差万别，大致可分为三类，有些国家处在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有些国家开始进入起飞阶段，有些国家已经实现起飞阶段。处于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的国家，应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更多的粮食，应创造更多的剩余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应建立一个或几个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主导部门。开始进入起飞阶段的国家，应尽可能扩大投资，使那些见效快，并能带动其他部门的主导工业迅速发展，为提高国内筹集资金的能力，还应有一种适合于经济成长的制度结构。已经正常地实现起飞的国家，应进一步扩大投资率，并创建新的主导部门，使起飞向纵深发展。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在描述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关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应注意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分析等方面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替垄断资本主义出谋划策的理论。

三、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

威廉·阿瑟·刘易斯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发展经济学开拓者之一。1979年，他和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从二元结构理论出发，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不仅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刘易斯和其他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者^[1]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由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和传统的落后农业部门所组成。前者是由资本家运用资本、雇佣工人为利润而生产的部门，后者是不使用或者很少使用资本的部门。传统部门的人均产量大大低于现代化的部门，但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在传统部门，生产仅仅为了自给，因此，没有或很少有什么商业性农业活动，人们只是在大家庭里劳动，利润和价格对他们没有什么刺激作用，因而，他们的收入只能达到维持生计的水平，没有储蓄，没有积累，有的只是变相失业。这就使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部门可以从传统部门获得工业化所需的足够劳动力，资本家对这些劳动力只需支付与传统农业部门生活水平相适应的低工资，以此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把日益增加的利润扣除其消费部分后进行再投资，用以更新技术，扩大再生产，剥削更多的工人。当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时，经济发展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使用资本密集技术阶段。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来储蓄占国民收入的5%转变为储蓄占到国民收入的12%的这个过程。”^[2]因此，二元结构论者们都主张发展中国家制定低工资政策，压低和控制工人工资的提高，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提高国内储蓄率和积累率，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二元结构论的上述分析，尤其对国民经济两大部门的划分，以及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工业化的设想，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二元结构论不重视农民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把农民和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包袱，主张压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提高国内的积累率，实际上是主张通过掠夺农业，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工业化，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重工轻农的思想，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渐改变这种传统的思想，把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和农业，寻找新的发展战略。

四、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理论

不少经济学家根据比较成本原理和资源赋予理论，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的主张。这种“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观点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著名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Prebisch）不同意上述看法。他在分析了近百年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价格变动的情况后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作为“外围”，严重依附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处于恶化之中。他在解释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时指出，现存的国际分工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平等地位，因此，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只对发达国家有利，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甚少，绝大部分利益通过贸易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由于发达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实行转嫁危机的政策，初级产品价格比工业制成品价格下跌更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更为严重。另外，他和曾在联合国任职的经济学家辛格（H.W.Singer）认为，原料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弹性高，这导致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不但周期性下降，而且结构性下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普雷维什由此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集中更多的资源实现工业化，减少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避免由于出口初级产品而造成的损失，即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为实施这个发展战略，他主张实行保护政策，促进国内幼稚工业的发展和生产的多样化，改善贸易条件。

迈因特（H.Myint）、巴拉萨（B.Balassa）等经济学家依据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静态比较利益理论，从动态观点分析了国际资本运动和技术传播，认为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他们在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以自由贸易理论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依据，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和利用，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果。而替代进口工业化战略只会使一些工业受到保护，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损害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因此，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走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普雷维什的理论和思想也有所变化。除继续强调进口替代工业化外，他还主张创立和扩大拉美共同市场，以解决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促进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减轻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尤其是在拉美国家实现第一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后，普雷维什主张，在继续实行更高级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同时，努力促进拉美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发达国家为此应减少贸易壁垒，扩大从拉美国家进口工业品。普雷维什的理论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益，对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有益的。当然，也有些论点是值得商榷的。

五、“大推动”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理论

“大推动”平衡增长理论以纳克斯和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Rosenstein-Rodan）为代表。纳克斯首先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际上是“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心是缺乏资本，具体表现为生活水平低，内部需求不足。他认为，在资本供给方面，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反映了劳动生产率低下，造成了储蓄不足；储蓄不足导致资本短缺，资本短缺又造成劳动生产率低。在资本需求方面，投资吸引力小是因为社会购买力低；而社会购买力低又与人均收入少直接相关；人均收入少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低，劳动生产率低是由于生产资本不足；而资本不足又是因为投资吸引力太小。利本斯坦（H.Leibenstein）同纳克斯持有相同的看法，称之为“低水平均衡陷阱”。他们都认为，要摆脱不发达状态，就要增加投资，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使经济实现良性循环。为此，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主张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较为合理地分配投资，使各部门协调发展，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大推动”平衡增长理论。同时，他们认为，储蓄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人们不会自动增加储蓄，他们常常把收入用于眼前消费，效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自动储蓄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为了长远的利益，必须强迫储蓄和加强税收杠杆的作用，严格控制消费，尽可能把国民收入的一个较大份额用于投资。他们还认为，大推动的平衡增长需要巨额资本，在国内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外资作为解决资金不足的补充，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它打破资本供给方面的恶性循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低收入状况，增加国内储蓄，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能力。

在具体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济增长时，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制造业与国内运输、电力等基础设施部门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因此，工业化的实现要与其他部门的现代化同时进行。投资的分配应同时考虑许多不同产业部门的需要，使其相互支持和补充，以克服单一部门或个别企业力量的不足。他们还把平衡增长看做是扩大市场容量和吸引投资的一种有效方法，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应把生产的重点放在国内市场。只有当国内市场扩大，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变化时，对外贸易总量才会增加。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部门同时投资，由于条件不同而造成部门间增长率的差异，这是必然的。但随着资本在整个生产活动中的广泛运用，经济效益的总水平将会提高，市场规模也必将扩大。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等人还认为，为了实现平衡增长还必须发挥国家的作用，制订各种计划，协调各部门、各地区的发展。

以赫希曼（A.D.Hirschman）、辛格（H.W.Singer）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充分利用主要的稀缺资源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他们认为“大推动”平衡增长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正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资金缺乏。因此，同时在许多部门进行巨大的投资，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他们认为，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该集中力量投资和创建那些能起主导作用的工业部门，以带动其他工业的投资和发展。在他们看来，如果各部门之间经济增长总是完美的，那么均衡就失去了对企业开发新产品的刺激，只有出现不平衡，才能有压力，才能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这种优先投资的工业选择，需要事先对各类工业的“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和“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的程度进行分析。假若一种工业的生产能够促进新兴工业的创建，那么这种工业就有前向联系的作用；假若一种工业由于自身对生产投入物的需求而引起其他工业增加投资，它便具有了后向联系的作用。一般说来，中间产品比最终消费品和初级产品工业具有更多的、更广泛的联系。赫希曼认为，在不平衡增长中，必须使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后于生产活动的发展，以利于直接生产部门增加投资，合理利用现有的资源。但是赫希曼不主张搞中央计划，而主张依靠资本家的进取精神来实现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平衡增长论和不平衡增长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平衡增长论的缺陷不仅在于所需的巨额资金难以解决，还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不存在绝对的平衡，总会有先有后，人为的“平衡”只能打乱生产发展的规律，使其失去活力。不平衡增长论的片面性在于否定了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任何部门都不能离开其他部门而单独存在和发展。如果对不平衡发展不加以控制，经济就会出现混乱，甚至崩溃。这已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

六、计划化理论

发展中国家政治独立后，面临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迅速实现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而要完成这项任务，客观上需要制订经济发展计划，以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本比例关系和发展速度，并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丁伯根（J.Tinbergen）、刘易斯、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和钱纳利（H.B.Chenery）等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为此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中，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计划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商品货币关系很不发达，市场机制也不健全，现代部门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传统部门的自然经济成分并存，限制了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两极分化，使国内市场不能统一；资本市场与现代化银行系统的缺乏，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国内资金的积累；少数特权阶层和资本集团对市场的垄断，使竞争难以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用计划手段来调配社会劳动和自然资源，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同时，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有些重要部门，由于利润低、风险大，资本家往往不愿意经营，他们感兴趣的是最大限度的短期利润，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生产往往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导致一种背离全社会长期利益的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通过制订发展计划，将有限的资金和科技人才用于重点部门、重点项目的发展，使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和有效的使用，尽可能避免资源的滥用和浪费。另外，他们还认为，“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发达国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断加强，在国际经济领域处于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不得不通过制订经济计划，保护和扶植国内工业的发展，利用本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发展生产，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由此可见，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比对发达国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在发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强调资本积累和计划重要性的观点往往相互渗透。卡恩（R.F.Kahn）和丁伯根提出了社会边际生产率标准，认为按照这个标准进行投资，将使国民产值最大化。加伦森（Garanson）和利本斯坦则认为，理想的标准应当是如何求得在未来某一时点的国民收入最大化。而埃克斯坦（Eckstein）却提出，不应当过分重视投资标准，而应当设法保证充分的储蓄。

关于计划手段问题，钱纳利、丁伯根等人认为，以往的价格体制往往不能准确地反映供求关系，也不能准确地反映商品的成本费用。一个企业利润的大小并不完全说明其经营水平的好坏和对社会的贡献。在这种价格制度下，进行市场调节，必将造成企业间的苦乐不均，资源分配不合理。因此，应该采用一种更加合适的价格，即影子价格，也称虚拟价格。用这种价格来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比现行价格更加合理。它可以将通常不能用价格来表示的社会收益和损失，以及一些非经济的因素加以处理，并计算进去，从而合理地分配资源，调节生产与投资。

第二节　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理论(www.daowen.com)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表明，过分强调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不仅不会摆脱贫困和不发达，反而会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为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传统的发展模式和主张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发展问题并不在于资本化的程度，而在于贫困阶层境况的改善，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发展的社会效果和非经济尺度。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所长达德科·西尔斯（Dudley Seers）认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等于贫困的减少，因此，他主张应集中注意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平等问题和减少失业与贫困的问题。他们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将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扩展为全面的、综合的发展指标，尤其要尽量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理论。尽管到目前为止，这种理论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已被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它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严格区分增长与发展的含义，将消除贫困和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传统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准，其理由有三:①经济增长的果实可以通过“滴流效益”迅速滴流给穷人。②通过政府的调节作用将能重新分配经济增长的果实。③不平等和贫困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可以通过富有阶层的积累来提供克服和消除贫穷的基础。

然而，实践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现代化的、城市地区的工业，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来消除日益扩大的不平衡。因此，经济增长所积累的财富非但没有“滴流向下”，反而“滴流向上”，结果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与此同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现代化经济和传统落后经济并存的社会二元化发展现象十分突出，自给自足部门的劳动力被吸收进现代化工业部门的速度要比设想的慢得多。所以，期望经过一段时期不平等现象扩大之后，社会就会进入具有较大平等的增长时期的前景十分渺茫。这样，把经济增长视为首要目标的“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含义，证明并不是衡量真正发展的标志。于是，美国斯坦福大学霍斯·钱纳利教授提出了“边增长、边分配”的增长模式，企图以此解决不平等问题，但是不平等的减少并不等于贫困的减少。

金德伯格（C.P.Kindleberger）等认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产出的增加，而经济发展除产出的增加外，还包括产品的分配和生产所依赖的技术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等。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仅是社会产品量的变化，而且是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质的变化。

阿德尔曼（I.Adelman）和莫里斯（C.T.Morris）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1950～1963年的数据，重点研究了经济发展对60%最贫穷家庭收入的影响。他们认为，按平均数计算，贫穷阶层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下降了。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不仅没有自动流向贫穷阶层，相反，却流向富人阶层和中产阶级。只有当国家顺利地进入中等发展水平时，贫穷阶层的绝对收入才开始上升。而且，即使在这时，情况的改善也不是自动发生的，只有在政府发挥了重要的经济作用，努力改善人力资源的基础时，最贫穷阶层才有可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斯特里登（PaulStreeten）为此指出:“发展首先应该和人类的需要相一致。发展的目标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向所有的人提供发挥其才能的机会。这个目标意味着满足充足的营养，卫生饮水，保证就业，基本的生活保障，更多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较好的卫生保健，住房，便利的交通以及较高的日益增加的收入水平等方面的需要。这一目标还包括满足某些非物质的需要，如自主，自力更生，政治自由和人身安全，参与那些对工人和民众有影响的重大决策，享有权利，民族与文化的特性，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和工作的目的等。”^[3]林肯·戈登（LincolnGordon）则把经济结构的变化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指标。这种结构变化包括七个方面:①生产、消费和就业的模式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且这三部分中各自内部结构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不断变化。如在制造业中，资本货物和重工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在服务业中家庭的个人服务转向教育、卫生保健和娱乐；在农业部门中，从传统的劳动密集经营转向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综合体。②城市化的发展导致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向城镇，从事工业和各种服务业。③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下降，人均寿命大大提高。④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储蓄大量增加，使扩大投资成为可能。⑤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科技成果被广泛应用。⑥国有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如卫生保健、公共教育等方面的开支增加。⑦进出口商品的构成发生变化，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得到加强等。总之，发展有着广泛的意义，它包含着比经济增长更为丰富的内容。^[4]

二、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

传统的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在于工业化。实现了工业化，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受这种理论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发展工业摆在优先的地位，却忽视了农业的发展。结果，不仅工业化没有实现，农业也倒退了，加上过速的人口增长，粮食危机持续不断发生。为此，发展经济学家对传统工业化增长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他的论文《致贫经济学》中，在批评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片面追求工业化做法的同时，正确地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正是农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储蓄，使经济有所发展的，因此，农业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阿德尔曼也认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强调工业化还为时过早。目前应发展劳动力密集的工业，并适当安排农业的发展，这才是摆脱贫穷的关键。金德伯格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在此之前，应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农业上。农业作为生产性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工具，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农村更多的生产性就业将导致直接收入的再分配，使报酬趋于平均化。此外，农业收入的提高还可以加速资本的形成。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实现有赖于农业的发展，只有当农业部门繁荣时，其他部门才有可能发展起来。没有农业部门的支持，工业化战略必将受到阻碍。

三、由重视物质资本积累转向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

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代表舒尔茨在他20世纪60年代初的著作中，否定了只要积累足够的物质资本就能保证经济增长的传统观点。他指出，用于教育、在职训练、卫生保健、营养等方面的支出是一种人力投资。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们或者由于继承，或者由于相应的投资而得到的能力、技能、教育程度和熟练水平。它属于资本的一种形式，与物质资本一样，能够对经济起着生产性的作用，使国民收入增加。舒尔茨认为，决定贫困的因素不是土地本身，而是人力，只有不断提高人口质量，才能有效地改善穷人的状况。

金德伯格也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投资。诺尔斯（D.C.North）从资本形成的角度论证了人力资本在一国工业化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难题与其说是储蓄供给不足，不如说是工业资本投资效益的低下。工业资本投资效益低的原因与组织机构的效率和规模有关，而效率的提高又是由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来实现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有效地采用现代技术，主要是由于缺乏训练、技术和知识，因此，必须加强对人力的投资。

阿德尔曼在解释经济发展目标的双重意义时说，要提供达到这些目的的物质基础，还要建立经济条件以便解除对自我成才（得到受教育的机会、称心如意的工作、社会地位、安全、自我表现以及才华）的其他种种障碍。这两个经济目标之间的适当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并将取决于每个决定性阶段内全体居民中最贫困的阶层的福利情况。可见，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非经济的因素。贫穷使这些国家无力对人力进行投资，而人才的缺乏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贫困的恶性循环”。

另外，发展中国家还由于缺乏“自我表现”的机会和条件，致使大批人才外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消除物质方面的贫困，还应重视消除社会及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贫困，这两方面的重要性是同等的。

毫无疑问，在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物质资本，也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的速度将是缓慢的，是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情况下才取得的，投入产出率很低。正如阿德尔曼、鲁宾逊对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经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那样。要想摆脱贫困，在理论上有两个策略是可行的:一种是先增长，后分配和发展教育事业；另一种是先分配和发展教育事业，然后再增长。但是，前一种比后一种在实现同一目标上所花的时间要长得多，几乎长达两代人之久。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高速增长，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

库兹涅茨（S.S.Kuznets）在他的著作《现代经济增长》中也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人类知识存量的增长及其应用。时代革新增加了世界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而这种存量的利用是现代经济迅速增长和结构变化的源泉。但是，知识存量的增加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使新知识变成生产现实，需要进行大量的人力投资。增长有两个源泉:一个是资源投入量的增加，即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另一个是效率的提高，即每单位投入量产出的增加。对人力的投资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经济单位组织的变化，积累起来的技术知识存量，适应于新技术的各种社会发明，人们创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等，都是效率提高的源泉。他通过对一些典型国家计算，认为人均产值增长中约有15%归于劳动—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而绝大部分却是由于效率提高的结果。

四、加强国家的干预，制定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全面规划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别国的做法，使制订的计划严重脱离实际，计划的目标过大而超出国力，往往无法实现。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制订出一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计划。这种计划目标应首先满足全体居民的基本需要，保证最低限度的个人收入，保证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发展卫生保健、教育和其他福利事业，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阿德尔曼在评价发展中国家经济计划时强调，制订计划模式和发展政策时，必须事先估量贫困家庭的福利提高对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所达到的程度，应依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来改善贫困阶层的状况。同时，必须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考虑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各种便利，如低息贷款，技术援助，水利和电力的保障，化肥、农药以及优良品种的供应，各种财政补贴等。

关于人口的发展计划，过去由于只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被迅速增加的人口所抵消，人口问题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因此，应该大力提倡计划生育，少生优生，提高人口质量，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另外，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制订计划时开始重视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等问题，以保证居民的生活环境。

第三节　激进的发展战略理论

第二次世纪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伊曼纽尔（A.Emmanuel）、弗兰克（A.G.Frank）、萨米尔·阿明（S.Amin）、保罗·巴兰（PaulBaran）、普雷维什（R.Prebisch）等激进经济学家对传统的发展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所走的是一条依附性的资本主义道路，照此下去，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缓慢爬行，永远不会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发展中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与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决裂，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机制，用集体生产的形式取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激进派的理论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论证了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平等关系的经济基础。这对资产阶级的传统发展理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是，激进派理论没有将殖民地经济和独立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加以区别，只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交往中的被动和消极的一面，没有认识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也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有些激进派学者甚至提出了割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切实际的错误主张。下面，简要介绍他们的理论。

一、“中心”与“外围”依附关系的分析

激进学派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由中心与外围构成的不合理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发达国家居于“中心”，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前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后者仅仅起了一种辅助作用。“中心”经济的多样化和匀质化（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决定了“外围”经济的单一化和非匀质化，而单一化又造成外围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非匀质化则引起了外围国家的失业和贫穷。因此，“外围”的发展严重依附于“中心”的发展。由于新技术的发明往往发生在中心国家，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绝大部分为“中心”国家所占有，而“外围”只能成为“中心”的附庸，受其剥削。

弗兰克、基思·格里芬（K.Griffin）和阿明等经济学家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造成不发达和依附的原因。他们认为，早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欧洲殖民主义者就凭借其军事优势，开始对殖民地进行占领和掠夺。他们摧毁了殖民地国家的手工业，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迫使这些国家变成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造成了最初的不发达。而后，农业的发展为“中心”国家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经济作物和剩余劳动力，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使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心”国家，成为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由于“外围”国家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工业革命不但对它们没有好处，反而加速了它们财富的流出。殖民主义者造成的畸形经济结构又阻碍着商品交换的扩大。农业的衰退和手工业的被破坏，造成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正如基思·格里芬所说，不发达国家是历史力量的产物，特别是由于欧洲的扩张和它对世界的支配地位所产生的力量的产物。因此，并不是欧洲“发现”了不发达国家，相反，正是欧洲创造了不发达国家。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同欧洲接触的那些社会曾经是高级的、有文化的和富裕的。

激进派认为，由于历史造成了不发达，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刚刚起步的时候，就不得不求助于“中心”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便强迫“外围”国家按照它们的意图来发展工业。来自“中心”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大部分都投向初级产品出口和符合“中心”国家需要的相关部门，很少投向为“外围”国家国内市场生产的工业。事实上，“中心”国家从来就没有对“外围”国家的工业化产生过兴趣。它们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它们大肆鼓吹生产国际化，向外输出资本和技术，不过是为了把“外围”国家的工业化纳入自己的轨道，以达到它们继续控制和剥削这些国家的目的。随着跨国公司的出现，旧的分工，即“中心”国家提供工业制成品，“外围”国家提供原材料，正在被一种新的分工所取代，即“中心”国家提供技术、设备和软件，“外围”国家提供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这种新的分工使“中心”国家集中了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生产活动，如技术的发明、复杂设备的生产等。而“外围”国家仅生产那些劳动力密集，不需要很多技术的产品。这使“外围”国家丧失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不仅没有减弱，而且有所加强。

伊曼纽尔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导致帝国主义直接剥削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富国对穷国进行间接剥削的时代随之到来。这种间接剥削是通过不平等交换来进行的。因为资本可以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而劳动力却不能。发达国家通过资本的流动将较高的生产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提高了它们的生产率，但由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发达国家的“最低社会工资”却没有随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资本的流动和生产技术的转让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因而利润率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在国际市场，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利润率在世界范围内平均化，结果，商品的国际价格高于发达国家的生产价格，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价格。发达国家以高于产品价值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出售商品，并以低于产品价值的价格购进商品，使价值大量转移到“中心”国家。持续不断的价值外流，一方面加速了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显然，少数国家的富裕是建立在大多数国家贫穷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作为代价，发达国家的富裕是不可能的。

卡尔·库恩（Kari Kuhne）不同意伊曼纽尔的看法。他认为，伊曼纽尔只重视流通领域，而没有从生产领域进行分析，没有看到两类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发达国家工资水平确实较高，但同时应该看到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也高，因而产品价值低。他指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主要是凭借其经济优势和通过垄断价格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的。垄断价格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发达国家主要出口商品的工业制成品的垄断高价；另一种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商品的初级产品的垄断低价。前者高于国际价值，后者低于国际价值。通过这种不等价交换，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发达国家，被他们无偿占有。

由此可见，尽管两人分析的角度不同，但他们都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换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处在剥削和统治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受剥削的不利地位。据阿明估计，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价值占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5%，但却占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5%，这是造成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

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增长率较高，但他们的经济并没有接近独立发展和自我增长的阶段。相反，依附性比过去更为严重。这些国家地位的改善，经常是靠牺牲那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取得的。最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二等附属国，他们的经济不仅依附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依附于第一等附属国（即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显然，在激进派学者看来，“外围”国家这种依附于“中心”国家的发展模式，最终是不会形成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也不会构成一种生产方式的特殊阶段。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只有脱离这种“中心”与“外围”的依附关系，闯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二、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割断与“中心”的联系，建立自主经济的发展模式

在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与“外围”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之后，萨米尔·阿明、弗兰克等人认为，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发展中国家唯一的出路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改变内部的不合理结构，断绝与发达国家的往来，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主经济”。

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迫使早期的殖民统治者让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在本国各阶层中发生革命性的权力再分配。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早期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起领导作用。这是因为，它们的资产阶级一般是从外部引入的，对外国资本有严重的依赖性。他们不仅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攫取剩余劳动，而且效法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大量购买外国高级消费品，或者发展供少数人享用的消费品生产，使大部分剩余用于奢侈性消费，减少了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同时，它们不关心、不发展大众消费品生产，使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由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特权消费与广大人民群众消费不足同时并存的社会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内部障碍。

保罗·巴兰（Paul Baran）认为:“落后国家要步入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轨道，它们现存的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封建地主、保守的实业界巨头和拥有资本的中产阶级的联盟必须打破。……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如果证明资产阶级在落后地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已经为时太晚，如果由于长期在封建统治下被奴役和被迫妥协的经历已使进步的资本主义力量变得软弱无力，那么，世界上的落后国家不可避免地要转向经济计划和社会集体主义”。^[5]

阿明认为，民族经济的建立和工业化的实现总是通过拒绝国际劳动分工而完成的。阿明以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为例，指出正是由于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并进行了根本性的社会、经济改革，而且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下，这些国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所以，它们形成了自主的民族经济结构。在这基础上，这些国家才能参加平等的国际分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至今经济结构畸形、科学技术落后、基础设施缺乏，在经济上还严重依附发达国家，不得不接受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争取经济独立仅仅是一种幻想。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可能出现一种成熟的、自主的资本主义前景。

阿明还认为，在当前阶段，幻想实现平等的国际分工，迫使发达国家作出让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新调整世界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只有摆脱资本主义体系，与“中心”决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才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出路。

弗兰克对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拉美国家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这些国家现代工业的重大发展恰好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介乎其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在这几个时期由于出现了贸易与投资联系的脱节，卫星国开始了明显的自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6]

托马斯·E.韦斯科夫（Th.E.Weisskopf）在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时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取代资本主义。虽然社会主义并没有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某些缺点，但它们打破了那种除资本主义外，根本没有其他任何道路可走的保守神话。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发展经济模式为反对资本主义，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建立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综合体，争取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一些激进派学者不同意阿明、弗兰克等人的理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它和资本主义一样，各有利弊，应该各取所长，互相补充。

尽管他们也承认，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是由于积累率低，而积累率低的国内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均所致，国外原因则是由于国际市场上存在着不平等交换，使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财富外流。但是，在内因和外因都起作用的情况下，普雷维什比较强调内因的变化。他认为，在变革中“外围”应该解决的主要不是国际关系，而是“外围”的内部障碍。

“外围”国家从“中心”国家引进资本和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经济剩余。如果将这些剩余在全社会进行合理分配，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收入分配的改善有可能增加储蓄，最后促进资本的积累，实现如同“中心”国家那样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外围”国家社会结构内在的异质性，剩余不但没有被用做资本积累，而且被少数特权阶层所占有，用于奢侈性消费。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却没有改善，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未达到。因此，在发展中国家需要建立一种以牺牲高收入阶层的特权消费为代价，使广大群众充分就业，参与经济发展并分享发展好处的社会制度。

普雷维什认为，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于调节生产和消费，但是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就会使收入越来越不平等。实行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是合理使用社会剩余的最好方法。但这样做又会影响市场机制的作用。怎样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呢？普雷维什主张，应该把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同自由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结合起来，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综合体制。这种综合体既不是以生产资料国有化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是“把社会性的重要决策置于国家责任之内的社会主义，所谓自由主义就是国家的这种行为不侵犯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自由”。^[7]这样的综合体可以合理地使用剩余，把剩余用于对集体有益的地方，而不至于被特权阶层所占有。它还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使社会更加公正。

普雷维什从“外围”国家的特殊性出发，一方面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内部改革；另一方面也反对阿明等人提出的割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极端理论。他把发展中国家外部条件的改善寄希望于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认为在生产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断绝往来是不可能的。只有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经济合作，推动南北对话，迫使发达国家作出让步，改革现存的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金融制度，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才是比较现实的发展策略。发达国家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政策，仅仅是针对发展中国家那些技术落后、缺乏竞争力的商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性强的商品，它们却采取了全面的保护主义政策。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争取发达国家取消对它们出口商品的种种限制，让发展中国家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普雷维什还相信:“中心部分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兴衰，有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便是社会平等，真正的民主和尊重人权。当这种伟大的人类价值观在外围国家遇到破坏时，他们会感到忧虑和不安。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心能够理解他们所应承担的责任，也能够在这场变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8]

【注释】

[1]最有名的二元结构著作还有J.D.H.费和G.拉尼斯的《劳动力过剩的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D.W.乔根森的《二元经济的发展》和《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及二元经济的发展》。

[2]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乔治·阿兰和安文出版公司，1978年英文版，第226页。

[3]［美］查尔斯·K.威尔伯（CharlesK.Wilber）:《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DevelopmentandUndevelopment），纽约兰德姆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283页。

[4]［美］林肯·戈登（LincolnGordon）:《增长政策与国际秩序》（GrowthPoliciesand theInternationalOrder），麦克罗—希尔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7～10页。

[5]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美国纽约兰德姆出版公司，1979年英文版，第102页。

[6]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每月评论》1966年9月号，第24页。

[7]［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杂志1983年第1期，第89页。

[8]［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杂志1983年第1期，第90～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