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部　红高粱家族

莫言（1956～　）

莫言小说的奇异艺术世界有力解构了传统的审美精神与审美方式，他的小说一向具有革命性与破坏性的双重魅力。正是他得天独厚地把自己的艺术语言深深扎植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吸收的是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才得以天马行空般地充沛着淋漓的大精神大气象。

——当代著名学者　陈思和

★百年百部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一

在当今众多的汉语写作者当中，莫言的“声音”是相当独特的。甚至有评论家说，莫言就是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这位中国当代著名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以大气磅礴的想象，为世人展示了一个类似于马尔克斯笔下马孔多小镇的高密东北乡艺术王国，以自己丰沛的感觉，将大笔伸向“历史”，在那片充满野性活力的大地上，叙写了我们民族的传奇。莫言的作品远远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

作为“无根的一代”的幸运者和代言人，他在创作中体现了一代人具体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验，令人感喟欷歔。莫言就是高密乡的莫言，因高密乡才成了一位“有根的作家”，而高密乡也因莫言而成了一块闪光的“圣土”。《红高粱家族》就是莫言对故乡最深情的献祭。

小说集《红高粱家族》是莫言民族理想的最高体现，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上引起了空前罕见的巨大反响，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潮流中开辟出了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莫言写《红高粱家族》，是在宣扬人的个性觉醒，爱其所爱，恨其所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与一般的“乡土文学”不同，《红高粱家族》所展现的是另一个中国农村：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这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时期的乡间，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这里有对大地的歌唱、有对生命的礼赞、有自然的纯美、有民间的质朴、有野性的疯狂、有酒神的洒脱、有诗性的萦绕，因而显得自由自在。小说昭显了高密东北乡生机盎然、热情奔放的状态，体现了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现代人心底憧憬已久的魅力之源。

旷世杰作

KUANGSHI JIEZUO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莫言的小说集《红高粱家族》就是对这句名言最好的诠释。1985年，中篇小说《红高粱》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后，莫言又写了与《红高粱》故事背景和人物有连续关系的几个中篇，它们后来结集为《红高粱家族》，包括《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狗皮》等篇。

华文精读

父亲听到奶奶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么，这不是动刀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

余司令怒冲冲地骂：“舅子，你打出王旅长的旗号也吓不住我。老子就是这地盘上的王，吃了十年月卡饼，还在乎王大爪子那个驴日的！”

冷支队长冷冷一笑，说：“占鳌兄，兄弟也是为你好，王旅长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把杆子拉过来，给你个营长干。枪饷由王旅长发给，强似你当土匪。”

整部小说集的性质是“家族小说”，其中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相互联系的。通过“我”的叙述视角来表现家族史和村落史，展示出民族、种族在漫长岁月中的历史变化。以族系链条上的爷爷余占鳌、父亲豆官、我的经历为线索，以浑厚的笔法、略带苍凉的语调讲述了高密乡的故事。小说由我奶奶戴凤莲和爷爷余占鳌写起。奶奶19岁那年被迫嫁给十八里坡的李大头。轿子走到青杀口，遇到劫道的，轿夫余占鳌带头打死了劫道人。三天后，我奶奶回门路过高粱地与余占鳌野合，余占鳌成了我爷爷。李大头死后，我奶奶撑起李家的烧酒作坊。我爷爷在一坛刚酿好的酒里撒了一泡尿，这酒便成了好酒，取名“十八里红”。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让伙计们喝下埋了9年的“十八里红”，大家唱着《酒神曲》去埋雷炸鬼子。我奶奶还在家做了一桌子饭菜，等着犒劳得胜回来的我爷爷他们，但直等到黄昏还不见动静，于是我奶奶挑着担子去送饭，却被军车上的鬼子用机枪打死。高粱地里发出了悲怆的怒吼声，疯狂而痛苦的我爷爷和众伙计冲向日本军车……军车炸飞了，我爷爷和伙计们也死了。

华文精读

“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人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

趁着机会，父亲捧着酒坛上去，奶奶接过酒坛，脸色陡变，狠狠地看了父亲一眼。奶奶往三个碗里倒酒，每个碗都倒得冒尖。

父亲豆官长大了，却要面对村子里几百条疯狂的野狗。由于村里人惨遭杀戮，这些狗逃脱了人的驯化，开始和人共同抢夺死尸，吞吃人肉。父亲向它们频频射杀。到了我长大时，战争已经终结。我见到的只是父辈和那群狗白皑皑的尸骨。在千人坟被劈开时，我看见共产党、国民党、伪军、日本兵和百姓、土匪的骷髅盛满了雨水，清冽冰冷，像窖藏经年的高粱酒浆，撒满了整个田野。而我只能茫然地捡着尸骨。

这部荡气回肠、读来犹如淳厚的高粱酒下肚的《红高粱家族》，既是莫言对于中华民族骁勇血性的理想状态的寻找，也是对于战争年代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民间抗争史的追溯。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莫言以他特有的激情、诗意和灵性，以敏感深厚的乡村生活经验，以及对农业自然热爱与皈依的情怀，构建了一个壮阔而深邃的、激荡着蓬勃昂扬的生命意志与酒神精神的“红高粱大地”。时间一去不返，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在已经逝去的光阴中落幕，而《红高粱家族》所蕴涵的真诚的人文关怀，却使得它永远放射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经典导读

JINGDIAN DAODU

《红高粱家族》：生命的礼赞

莫言的早期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文化寻根运动”的痕迹。不过，莫言的意义在于，他没有简单地追随“文明冲突”模式，而是卸去了种种遮蔽在农村文化上的观念外衣，将农民生活的最基本的方面暴露出来了。《红高粱家族》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抗战题材的故事。这类题材倘若从文化层面上加以处理，则极容易变成一个古老文明与现代生活相冲突的寓言，如“文化寻根派”的电影《黄土地》那样。但莫言在这部小说中更重要的是描写了北方中国农村的生存状况：艰难的生存条件和充满野性的顽强生存。

在这里，莫言引出了一个关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首先可以通过其所描写的野生的“红高粱”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确立。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现实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这里是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家族》显然超越了其题材所固有的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观念的含义，而是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关于生命力的寓意。

与此主题相关，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种由于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人群。在《红高粱家族》中，参与那场英勇的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之流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人身上，莫言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站在正统的文化历史观念立场上看，这些人是历史的“边缘性人物”。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大大僭越了文明的成规。他们随意野合、杀人越货、行为放荡、无所顾忌，是未被文明所驯化的野蛮族群。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生命力的破坏性因素。莫言赋予这种破坏性和生命力以精神性，升华为一种“酒神精神”，正如他在作品中将那些野生的红高粱酝酿成高粱酒。这一由物质向精神的转换，透露了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

我读了莫言的作品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感染，他的文学表现手法，对生命的描述，使我获得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我想今后从莫言的文学里找点灵感写点更好的东西。

——日本著名作家　大江健三郎(www.daowen.com)

他（莫言）能把日常生活写得非常壮烈。

——著名作家　王安忆

从《红高粱家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乃是站在子辈的位置上来追忆父辈的故事。小说的一开头便写道——“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这一双重的纪年方式标明了“父”与“子”的历史距离。“父辈”的生活状况以过去时态存在，而“子辈”则只能依靠对过去了的“父辈”的辉煌生命的追忆而苟活。在《红高粱家族》中，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族系级差：“爷爷”余占鳌——“父亲”豆官——“我”。这一“族系链”，就生命力角度言之，则表现为“力的衰减”。“爷爷”是一位匪气十足、野性蓬勃的英雄，“父亲”则在一定程度上仰仗着“爷爷”的余威。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父亲”带着“爷爷”杀敌的武器，却只是对一群癞皮狗作战，并且，在这场并不体面的战斗中，自己丧失了两个睾丸中的一个。这也就意味着其生殖力（生命力）的减半。至于“我”，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分子，在作者看来，则是更为内在和更加彻底地被“阉割”了。与“父辈”的生机勃勃的感性生活相对照，现代的“子辈”“满脑子机械僵死的现代理性思维”，有着“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显得像个饿了三年的白虱子一样干瘪”。回到“红高粱”的隐喻世界之内，作者则是将现代的“子辈”比作劣质、杂芜、缺乏繁殖力的“杂种高粱”。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虽然是一个偏僻的北国乡村，但那里的生活并非一片宁静。它既有原始的单纯和质朴，又充满着喧哗与骚动。我们注意到，莫言很少关注平静安逸的日常生活（在这一点上，他有别于新写实派小说家），而是喜欢描写一些脱离了常规的生活事件，如《红高粱家族》中的荒诞的战争、血腥的杀戮、疯狂的野合、神奇的死亡、隆重的殡葬。

无论如何，莫言小说的狂欢化的话语风格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欢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否定性的一面与肯定性的一面同在，正如死亡与诞生并存。这个世界就像乡村、像大地、像季节轮换、像播种与收获，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张　闳）

莫言——“民间”的抉择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是莫言民间写作色调的浓妆期。此期最能代表这一色调的作品，是《红高粱家族》（下简称《家族》）。

站在民间立场上，构建复杂的人性观和新历史观，是《家族》的两大艺术造诣。首先，来看其复杂的人性观。“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是莫言对笔下人物的人格概括：余占鳌集土匪与民族英雄于一身；余大牙集强奸犯与抗日者于一身；戴凤莲集杀夫合谋者与抗日谋划者于一身……这些高密东北乡的风流儿女，张扬的正是一种“最王八蛋最英雄好汉”的复杂人格。《家族》用“半兽半人”的人格形象，来取代新时期以前的“高大全”神话英雄形象，是在人性塑造上超越前人的艺术成就之一。其次，来看其新历史观。从民间视角对正史颠覆、解构，是《家族》的主旨特征：高密东北乡集聚了以余占鳌、冷支队长、江小脚为首的三支抗日力量，他们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高密演绎了一场为各自利益、生存而展开的明争暗斗。民间在抗日斗争过程中所表现的英勇无畏和直率风格，使另外两支抗日力量的政治形象黯然失色。从民间立场上看，《家族》着重写了抗日战争史，并对正史予以解构。“历史是人写的，英雄是人造的”，这是莫言民间历史观的真实写照。

莫言在艺术的范畴里做出了最惊险、最具有观赏性和“难度系数”的动作，这使他成为了最富含艺术的“元命题”的、最值得谈论的作家。在当代中国，哪一个作家能像莫言这样，对人类学的丰富要素有如此的敏感和贴近的理解？

——当代学者　张清华

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授奖词

《家族》所张扬的复杂人性观，离不开作者的生活体验。莫言在乡村生活了20年，这多年与农民水乳交融的生活，使他更能够深入地了解农民身上的优点与缺点、善与恶，这为他在创作中书写人性奠定了基础。《家族》对农民人性的弘扬或批判，正是体现了这种生活积淀。诚如作者总结：“我不但出身农民家庭，还在农村呆了将近20年，说我有农民意识，这个我不敢也不愿否认。农民意识中那些正面的，比较可贵的一面，现在变成了我们作家起码变成了我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这种东西我在《红高粱》里面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家族》在当时社会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也是响应时代需求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是一个集批判苦难历史与追求时代进步、人性解放于一体的新旧更替时期，在这种背景下，《家族》原始野性的呼唤主旨，无疑满足了当时被压抑良久的人性急需喷发的时代心理需求。鉴于此，它红透中华大地，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红高粱家族》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老百姓被压抑的心灵突然获得了一种释放出来的快感。”（佚　名）

大师传奇

DASHI CHUANQI

很多读者也许都是先看了影片《红高粱》而后知道莫言的，这位因电影而被人了解的著名现代主义文学家，原名管谟业，1956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的一户农民家庭。莫言谈到自己的笔名时说：管谟业，把当中的“谟”倒过来就是“莫言”，激励自己少说话多做事。

不善言谈的莫言，成长于“文革”的压抑年代中，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双重的惨痛记忆，这种潜在的受难心理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小学时代，莫言阅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名著，受到了最初的文学启蒙。1981年，他尝试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春夜雨霏霏》，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3年后，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在对文学创作的理性把握上有了一次飞越，第二年就发表了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在当时看来十分特别的习作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此后，莫言的创作日渐开阔，明显地受到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正如福克纳有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有他的“马孔多小镇”，鲁迅有他的“鲁镇”，沈从文有他的“边城”一样，人称“文坛怪杰”的莫言在其小说道路上，永远走不出“高密东北乡”——那方生于斯长于斯的精神领地。

故乡给予了莫言饥饿和孤独，却也给了莫言一笔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1986年他发表了以高密乡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反响强烈，一时间广为流传，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人，莫不知晓。成功后的莫言继续笔耕不辍，迄今为止，共出版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十涉》、《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四十一炮》等9部；《透明的红萝卜》、《爆炸》、《金发婴儿》等中篇小说20余部；《枯河》、《秋水》等短篇小说80余篇。还有散文随笔集《会唱歌的墙》和多部剧本。就这样，这个曾在家乡务过农、做过临时工、参加过解放军的乡村青年一步步成长为如今的著名作家。

莫　言（1956～　）

作为中国新一代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莫言早期被文坛归为“寻根派”最重要的代表作家。这位获得过“大家文学奖”的小说家，文字中丰富的想象空间与澎湃辗转的词锋总能令人惊叹不已。在文坛优异而持久的表现，令莫言多年来拥有了大量读者，连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大江健三郎也对他的小说推崇备至。甚至有著名评论家称赞道：“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延伸阅读

YANSHEN YUEDU

《四十一炮》是莫言近年来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在书中，莫言着力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村长老兰、我父亲罗通和母亲杨玉珍。老兰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成为农村第一批风云人物；父亲代表了被时代唾弃的守旧一方，他身上留有的传统的、美好的东西也一并被绞杀；而母亲则代表了更为众多的普通农民形象——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过好日子。莫言又一次近距离地回看了农村改革初期的历史，小说以此为背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折射出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以及人性的裂变，人们在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惘。小说的副线是一个老和尚的传奇人生——两条线索交叉进行，使整部小说在虚实的场景间不断变换、扑朔迷离、曲折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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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小说《白棉花》是《红高粱》的姊妹篇，讲述了县城棉花加工厂里的一段爱情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村走向工业化的血泪之诗。年仅17岁的农村青年马成功，一直迷恋着大他几岁、年轻貌美、正直勇敢且身手不凡的青年女子方碧玉。他们有幸一起离开棉田，来到向往已久的棉花加工厂，在此结识了多才多艺、风流多情、自命不凡的青年才俊李志高，复员军人孙禾斗，社会垃圾“铁捶子”，干部子女孙红花等人，由此开始了一段崭新忙碌的生活和一段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小说曾因强大的艺术吸引力而被搬上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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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壶》是当代著名小说家邓友梅风俗画小说的上乘之作。一如莫言对高密乡有着难言的感情，邓友梅对北京也有着天然的爱。《烟壶》就是围绕着“烟壶”，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旧北京的风俗画面与人情事态，塑造了没落的清王朝各阶层人物的众生相。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乌世保是八旗没落子弟，然而作者没有把他描绘成一个废人，而是让他在寿明的传艺下，在寿明、聂小轩民族气节的熏陶下，重新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小说所传达的，除了作者一贯关注的传统美德之外，还有一股浓烈的爱国主义情调。这部作品摒弃了他以前惯用的单线结构，而采用了复线交迭式的结构，在一个中篇之内刻画了40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可谓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不仅融进了清朝贵族、八旗子弟、市井子民、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而且渗透着时代的氛围、历史的烟云，更浸润着旧北京的风俗民情。一个个活脱脱的人物跃动在充满着时代特色和民俗情趣的历史场景之中。《烟壶》把一块没有生命的“化石”赋予有机的艺术生命，作者把那些属于考古学、历史学、经济学范畴的东西，把风物志、地方志统统化为富有艺术生命的文学之花，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