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部　台北人

白先勇（1937～　）

白先勇的系列小说固然写出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写出了精神世界的广阔深邃，但它们又何尝不是一曲曲对美到极致而又衰落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哀歌呢！

——当代学者　郑　春

★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一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台湾文学经典”评选第一名

不知道白先勇，等于不了解台湾文学。身为名门之后，白先勇几十年来已然成为台湾文坛最大的奇迹。在他写小说之前，人们知道得更多的是“高干子弟”、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而在近半个世纪的辛勤笔耕之后，更多的人知道了台湾最优秀的小说家——《台北人》、《孽子》等名著的作者白先勇。多年来，白先勇始终以其老练辛辣的笔调，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纠缠着爱恨情欲的人间故事，并永远直抵人心最黑暗最隐秘的内核，叫人惊心动魄又深深沉溺——而他写作的原动力正是希望用文字将人类心灵中最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

白先勇对民族和祖国一直怀有难以释怀的深沉情感，他在自己最优秀的作品中散发出脉脉的“乡愁”。这种美好情愫中最为浓重的一笔，就是小说集《台北人》。世上总有许多文学作品由于不同的原因可以流行一时，但能够被公认为对下一代作家有普遍的熏陶意义、并且长久以来被人们虔诚铭记着的作品却着实凤毛麟角——白先勇的《台北人》显然已成为其中的一部。

《台北人》是白先勇影响最为深远，也是文学成就最为突出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为大陆读者提供了一群其他台湾作家很少表现的人物形象，展示了其他作家很少触及的生活方面，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已退到历史舞台背后的整个台湾“上流社会”的衰败下场。虽然是描写台湾上层社会生活的作品，却教给人一种同情、一种悲悯。《台北人》让人体会到的始终是文学的真谛，那就是人性、人情。一部《台北人》，写尽了无根流亡者的挣扎，碰触着游子内心深处不可言喻的隐痛。

旷世杰作

KUANGSHI JIEZUO

《台北人》是一部十分复杂的作品，它是14个短篇小说的集合，因为写作技巧不相雷同，长短各异，所以每一篇小说都能够独立存在，从整体上看更是一流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末从大陆退居台湾地区的国民党达官贵人以及他们的依附者的没落命运。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叙写战乱带来的人生悲剧和爱情悲剧，为旧时代的终结唱出了最后的挽歌。白先勇在创作中，秉承着现实主义的态度，使得他在描绘时代风貌、刻画人物音容笑貌的同时，也真实地表现了历史进程的不可逆转性。

小说集包括《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一把青》、《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冬夜》等。14篇小说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整体效果立刻增强了许多：不但小说辐射面变得更加广阔，使读者看到台湾地区的“众生相”；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篇小说的主旨反复深化、强调，互相陪衬辅佐，使人能更进一步了解作品的深刻内涵，而白先勇隐藏在文章内部的那些人生观与宇宙观也尽显无遗。

华文精选

蒋碧月双手握着嘴，笑得前俯后仰，两只腕上几个扭花金镯子，铮铮锵锵地抖响着。客人们都跟着起哄喝彩起来，胡琴便奏出了“贵妃醉酒”里的四平调。蒋碧月身也不转，面朝了客人便唱了起来。唱到过门的时候，余参军长跑出去托了一个朱红茶盘进来，上面搁了那只金色的鸡缸杯，一手撩了袍子，在蒋碧月跟前做了个半跪的姿势，效那高力士叫道：“启娘娘，奴婢敬酒。”

蒋碧月果然装了醉态，东歪西倒地做出了种种身段，弯下身去，用嘴将那只酒杯衔了起来，然后又把杯子当啷一声掷到地上，唱出了两句：人生在世如春梦，且自开怀做几盅。

（《游园惊梦》）

《台北人》的主人公们都是跟随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台湾地区的内地人，他们是在台北生活了20多年的各行各业的精干者，包括交际花、空军寡妇、男佣、贵妇、沉溺在少年恋情中不能自拔的小学教师、台儿庄之役的退伍军人、默片时代的明星、官宦人家、情感失落的教授等等——复杂的职业身份，鲜活的形象令人过目难忘。这些身处台北的“异乡客”们，在政府反攻大陆的口号中，年复一年“流落”在台北这个临时首都。虽然身在台湾，许多人却始终不肯也无法摆脱过去的记忆。在故事中，这些男男女女都已经是人到中年或垂老迟暮，但他们内心深处不停缅怀的，仍然是青年时代在祖国大陆度过的岁月和光景。

华文精选

女客人那边也经常向尹雪艳发出乞怜的呼吁，有时宋太太输急了，也顾不得身份，就抓起两颗骰子啐道：“呸！呸！呸！勿要面孔的东西，看你霉到甚么辰光！”

尹雪艳也照例过去，用着充满同情的语调，安抚她们一番。这个时候，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客人们都讨尹雪艳的口彩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永远的尹雪艳》）

从题材上看，作品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民国”以来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但是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对话和回忆，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战争，都从侧面作了艺术的描写和概括。白先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清醒的、忠于历史、忠于生活的写实主义作家，他没有涂抹生活，歪曲生活，而是面对历史的真实，以艺术的真实将之再现，使《台北人》成了一曲沉痛、真实而生动的挽歌式的作品。白先勇还选用了唐人刘禹锡《金陵怀古》一诗作为压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白先勇了解他笔下的“台北人”，更是同情他们，以此感喟历史的兴衰。

《台北人》就是这样一部小说集，将那些在往昔与今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断层中挣扎已久、失去根基的中国人展示给读者看，通过文字真实地呈现出他们并不如意的生活境遇以及心理上自我磨砺的艰难过程，饱含着历史与人生的无言沧桑，充满清醒和无奈的叹息，标志着白先勇的小说创作进入了成熟期和高峰期。小说中浓浓的历史感与作家圆熟的技巧与典雅流丽的行文风格交相辉映，使得《台北人》魅力永存，在台湾现代文学界乃至整个海外华语文学圈都具有经典性质。

经典导读

JINGDIAN DAODU

生死之谜

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留，终归灭迹。所有欢笑，所有眼泪，所有喜悦，所有痛苦，到头来全是虚空一片，因为人生有限。

人生是虚无。一场梦。一个记忆。

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这种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之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熏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之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

我少年时代几次读《游园惊梦》，只认为它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年岁稍长，重读这篇小说，竟品出浓浓的无可奈何。经过了数十年的改变，它不只是一个年华逝去的妇人对风华万种的少女时代的回忆，而是对时空流转之后人力所不能为的忧伤。时空在不可抗拒的地方流动，到最后竟使得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当代著名作家　林清玄

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之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又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也类似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一剧中出现的妖婆。(www.daowen.com)

所以，当尹雪艳说：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之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

读者只要看一下《谪仙记》的诗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看一下《台北人》的诗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看一下《永远的尹雪艳》里那种“妩媚无愁”的外在形象和那种因“隔离”的阻绝而永远不得结合的内在意蕴的非仙非人的伤感，就不难明白，白先勇当初的“现代小说”，多半乃“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隔绝之痛，是对一种文化的无法挽回的万古忧愁，技巧上中西无碍地博采众长而更圆熟罢了。

——当代学者　杨匡汉

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

——著名文学评论家　夏志清

因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之“开场白”。这使我联想起《红楼梦》第一回中，亦有含义相差不远的“预言”。即“跛足道人”口里念着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但曹雪芹的“预言”是“明说”。白先勇的“预言”是采用现代文学技巧的“暗喻”。

与尹雪艳同样深具含义的，是最后一篇《国葬》中，突然出现于灵堂的老和尚刘行奇。这和尚也不是“人”。他对着李浩然将军的灵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义方两半句话，掉了几滴眼泪，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尹雪艳如果是幽灵，刘行奇便是个菩萨，他悲天悯人——由于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而超越解脱，而能对众生之痛苦，怀无限之悲悯。而老和尚那种因恸于世人之悲苦，连话都说不出来的胸怀，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怀。

不错——白先勇是尹雪艳，也是刘行奇。既冷眼旁观，又悲天悯人。是幽灵、是禅师、是魔、是仙。（欧阳子）

衰亡的鉴赏

1965年4月，已经写了8年小说的白先勇在台北的《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材与风格迥异于他自己此前创作的小说，题为《永远的尹雪艳》。不论作者究竟是出于信心还是无心，这篇小说以及由此开篇引出的作者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竟真的成了比较“永远”的作品：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论评台湾文学，论评台湾当代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时候，仍然不能不提到这篇小说和这部小说集。

尹雪艳以及与她有着相似经历的“台北人”们之所以能够“永远”，除了作者以深刻的艺术思考、高超的艺术手腕所赋予的独特的性格魅力外，很大程度上恐怕是由于她（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具有“永远”意义的文化特征。“永远”大约总是普遍的，或者是独特的，或者是既普遍又独特的。“台北人”带给我们的首先就是一种普遍而又独特的中国文化意味。

《台北人》并不是一部文化研究的学术著作，其中具体的文化比较似乎也不宜视为全面的、严肃的理性评价，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人物和作者的一种情绪化了的文化心理体现。面对狭窄的生存空间，尴尬的国际地位，咫尺天涯的亲人故土，“台北人”们不能不重新陷入人类最现代也是最古老的疑问之中而难以自拔：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里？而真正有可能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度过精神饥荒的，当然不是国民党当局“反共复国”、“反攻大陆”的画饼，而是与他们血脉相连的中国文化，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内地山水风物所孕育的悠久文化。只有与这种文化整合，他们才能感觉到自己的真实存在。这种心理调适所导致的对于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的厚此薄彼，也就成了一种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心理情感倾斜。

这些“台北人”其实是一群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域，顽强地抵御着“台北”化的中国人，一群生活在台北，却有着比大陆中国人更自觉、更强烈、更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大陆人”。他们的特殊生活经历、情感历程和心理状态，以及由此所生发的那种特殊到甚至带有些“亚文化”意味的文化特征，十分深入、完整又异常生动地记录了天翻地覆的历史变动之后，海峡对岸社会生活深处，也是历史地层深处经久不息的“余震”。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这一记录是弥足珍贵的。（江锡铨）

大师传奇

DASHI CHUANQI

贵族出身的文学大师白先勇，1937年诞生于广西桂林一个军官家庭中，他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白先勇的童年在重庆度过，读小学和中学时，他就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和“五四”新文学作品的浸染，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随父母移居到南京、香港、台湾等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大学时代，由于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白先勇开始大量阅读并介绍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毕业后，他又只身进入美国爱荷华创作班学习。身处西方那种环境中，白先勇始终缺乏一种文化认同的自信，那种彷徨感和茫然感总是挥之不去。这种“文化乡愁”，使他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古典文学的研究。白先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素养，促发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1958年，他的第一篇作品《金大奶奶》发表，反响强烈。

白先勇（1937～　）

身为一名作家，白先勇那种直面人生的勇气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也许，凭借他自己的生活经历，白先勇应该更为了解和熟悉那种“夜夜笙歌”、“醇酒美人”的生活，但他真正关注的却是人性深处与生活表象背后的实质，这种深沉的反思使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带有一种悲怆与沉郁的情怀。无论是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还是散文集《蓦然回首》——白先勇的文字，无不见证着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有十足的历史兴衰感和人世沧桑感。他满怀悲悯情愫，抬眼看尽世事，低眉写下浩瀚沧桑，“要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苦转化为文字”。他一生命运几经变化，虽然年近古稀，仍然不失优雅气息。白先勇总是说，自己文字中的感伤和悲剧色彩是与生俱来的。也正是这种悲情主义的深度，造就了白先勇在当代华语文学中旁人难以取代的位置。作为身居台湾的旅美作家，白先勇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的许多作品被相继改编成影视剧，引起了巨大反响，世人耳熟能详。

在写作之外，白先勇还是一位传统文化的痴心人，他对于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自觉的弘扬意识，数十年来一直锲而不舍地致力于昆曲推广，成为一位运用智慧和财富努力传播昆曲文化的播种师。他的青春版《牡丹亭》轰动了台湾、惊艳了香港和内地。他本人也因为在文化事业上做出的重大贡献，被评为北京作家最喜爱的海外华语作家，成为2004年度最受关注的十大文化人物之一。

延伸阅读

YANSHEN YUEDU

《孽子》是白先勇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为独特的一部，以第一人称聚焦了台北中央公园里一群沦落少年，细腻描述了他们被社会、家庭、亲人抛弃的痛苦曲折的心路历程和不为人知的生活。欧洲文化界评论《孽子》为“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孽子》是白先勇所有作品中相当重要的一部，是白先勇“写给无所依归的孩子们”的。其中有传奇故事的紧张、强烈，却没有强加上去的乐观结局，虽然描述了人性被破坏、被蹂躏的一面，但并不划分刽子手和受害者、好人和坏人、拯救者和忏悔者之间的界线，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中一部罕见而伟大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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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牡丹亭〉：四百年青春之梦》是由白先勇策划的一部文集，收录了海内外名家的阐释文章，探索《牡丹亭》的艺术精神，发掘昆曲之美；并辑录了《牡丹亭》诞生以来的重要历史图片以及上百幅“青春版”《牡丹亭》的排演剧照——从“美丽的古典”到“青春的现代”，本书尽情展现了缠绵400余年的生死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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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轶事》同样是一部以生活在台湾的小人物为描写中心的短篇小说集，作者是与白先勇身世背景十分相似的台湾著名作家聂华苓。这位海内外知名的小说家，在自己的几部小说集中精选出十几个短篇荟萃而成《台湾轶事》，它代表了聂华苓早期创作的成就。其中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小知识分子、小职员的生活及其乡愁。如《爱国奖券》和《王大年的几件喜事》，主要写的是台湾小公务员的苦闷与乡愁；《高老太太的周末》和《寂寞》主要写的是老人晚年的寂寞和对大陆亲人的怀念；《珊珊，你在哪里》和《一朵小白花》主要写的是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对昔日青春、爱情、友谊的眷恋和向往；《一捻红》、《君子好逑》和《李环的皮色》则主要是写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家庭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所遇到的挫折和痛苦。这些短篇小说大多都在继承传统的写实手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小说集在整体上，与《台北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