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部　围　城

钱钟书（1910～1998）

《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都优秀，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著名学者　夏志清

★法国《读书》杂志评选的理想藏书之一

★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一

★一幅栩栩如生的市井百态图

★刻画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说精品

有位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把钱钟书看作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无疑，钱钟书是一位可以用“天资卓越”来形容的学者型作家，代表着现代中国文人的最高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上，像钱钟书那样著作汪洋宏富、博大精深，涉猎领域广泛到几乎无所不包而驰骋得自如自由的，着实凤毛麟角。他以一册仅仅10篇的散文集就位列于现代散文大家之中，而其为数不多的几个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他的性格前无古人：既钟情于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又曾横扫清华，是风采绝代的幽默才子；既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

当年的钱钟书看似信手拈来，却成就了一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围城》。奇异的《围城》，是刻画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说精品，其间蕴藉丰富，既有讽刺的机趣，也有智慧的幽默，因此，举国上下，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涌起了一股持久的《围城》热。人生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总是饱含了酸甜苦辣千般滋味，而这一切无不在《围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部书中，钱钟书以独特的眼光对所谓的“文化精英集体”进行了一种深刻的审视与打量。而其中那种戏谑嬉笑的喜剧精神，又使这本小说在现代喜剧文学中独树一帜。

作为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围城》自1980年再版以来，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书中那些精妙绝伦的比喻和幽默辛辣的讽刺耐人寻味——钱钟书可谓“以一书而定江山”。这幅栩栩如生的市井百态图，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引人会心微笑。

旷世杰作

KUANGSHI JIEZUO

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经典名著《围城》，是钱钟书1947年写就的一部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遭遇和生存境遇，深入地刻画了某些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本性。

华文精选

方鸿渐点了五六个人吃的菜。唐小姐问有旁的客人没有，两个人怎吃得下这许多东西。方鸿渐说菜并不多。唐小姐道：“你昨天看我没吃点心，是不是今天要试验我吃不吃东西？”

鸿渐知道她不是装样的女人，在宴会上把嘴收束得像眼药水瓶口那样的小，回答说：“我吃这馆子是第一次，拿不稳什么菜最配胃口。多点两样，尝试的范围广些，这样不好吃，还有那一样，不致饿了你。”

围绕着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经历，《围城》的故事一波三折地展开。身为江南豪绅之子的方鸿渐，在欧洲留学四年，可他却不学无术，不但换过三所学校，更改过好几门专业，更是一事无成，游手好闲，生活作风懒散，结果连个学位都没有拿到，只好买了个假文凭，谎称自己获得了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对方鸿渐这一人物的描写方面，小说主要就其爱情婚姻纠葛进行了详尽的刻画。方鸿渐先受已死的未婚妻周小姐的父亲资助去留洋，而后在回国的轮船上，偶遇放浪不羁、耐不住寂寞的南洋人鲍小姐，两人打得火热，而下船时方鸿渐却被其抛弃，于是在心理上对男女关系产生了恐惧感。回到上海后，留法女博士苏文纨有心与他共筑“围城”，而方鸿渐却痴迷于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但最终被苏文纨设计拆散。赵辛楣是苏文纨的朋友，他一直爱慕着苏文纨，但是苏文纨却从来不爱他。苏文纨张口闭口都是方鸿渐，使得赵辛楣对方鸿渐很有醋意。赵辛楣不断地攻击方鸿渐，可方鸿渐却不予以还击。后来，苏文纨嫁给了诗人曹元朗。而赵辛楣和方鸿渐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却成了朋友。方鸿渐遭受着失恋之痛，为了治愈心伤并躲避险恶时局，他离开上海，去远在湖南的三闾大学应聘教职。在三闾大学，他落入英语教师孙柔嘉设下的圈套，无奈之下与她结婚。而由于两人在性格、人生志趣等方面的差异，再加上孙柔嘉姑母的挑拨，他们的生活始终是吵吵闹闹的，不尽如人意。这一切使得方鸿渐终于要从“围城”中脱身而出。

方鸿渐的一生始终是苦恼地在一个个“围城”中奔来奔去，压抑而无可奈何。对他而言，人生处处是“围城”，无论国外、法国邮轮、上海或者三闾大学，甚至家庭婚姻，都是人际纷争的是非之地，想讨好却处处受制。这部小说表面上是喜剧，但是核心却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留情面的讽刺。方鸿渐的基本经历就是不断渴求冲出“围城”，而每一次的走出又走进了另一座“围城”——通过如此的蕴藉深刻的描写，钱钟书巧妙地传达了他的人生哲学，表现了对男女婚姻的迷惑以及对人生现实困境的关注。

经典导读

JINGDIAN DAODU

《围城》之“怨”

《围城》可以说是合乎“怨”的标准的小说。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没有谁遇到过真正顺心的事。主人公方鸿渐更是命运多舛：回国途中即遭鲍小姐戏弄；回国后求职屡不如意；与唐晓芙恋爱失败；在三闾大学任教则屡遭排挤，最后还是丢了饭碗。尤其是与孙柔嘉的婚姻以失败而告终，令他惶惑如丧家之犬。所有这些，看起来真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捉弄他。钱钟书通过方鸿渐的这段人生经历，特别是他不幸的婚姻，揭示了人生所固有的那种尴尬矛盾的状态。书中人物点题道：婚姻如同“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方鸿渐的婚姻正应了这句法国谚语。他与孙柔嘉由相识而相恋，所谓“遥闻声而相思相慕”，距离由远及近，结果被双双“围困”在自己所筑就的“城堡”之中。然后，恰如钱钟书所设想的宝黛婚姻一样，“渐疏渐厌”，终致反目成仇。作者似乎是要说明，婚姻也好，人生也罢，其内在规律莫不如斯，谁都无法躲避这种种命运的捉弄。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可以视为“玄谛”的。

孔夫子有句名言：“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近世此语屡遭批驳，以其对妇女颇为不敬。但是，不可因此瑕疵而全盘否定其“至理”意义。所谓“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道出了人类交往中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在爱情婚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女子与小人是这样，男人与君子未尝不如此。就夫妻关系而言，无论婚前双方有多么大的差距——如方鸿渐为风流倜傥的洋博士，孙柔嘉只是才色平庸的小助教——一旦结合（近之）即逐渐形成心理上的平等地位，则“不逊”的情形便难以避免。若要保持心理上地位的不平等，只有拉开距离（远之），则怨艾生、相思生、爱慕生。孙柔嘉始则“千方百计”（方鸿渐语）追求对方，终则在身心两方面折磨对方；方鸿渐对孙柔嘉从无心而有心，到最后有情变无情，其心理依据似正在于此。威尔·杜兰《西方哲学史话》论及叔本华哲学时说：“我们结婚不幸福，不结婚也不幸福。一人独处不快乐，与人群居也不快活。我们就像挤在一起的豪猪，太接近则不舒服，分开了又嫌冷。天下的事全是这样滑稽。”这个比喻可以说是孔夫子那句至理名言的绝好注脚，也是对《围城》所描述的人生景象的最好说明。

我向这位伟人（钱钟书）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时代的灵感源泉。

——法国总统　雅克·希拉克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杨　绛

钱钟书大概未必完全服膺叔氏意志哲学，但不可否认，《围城》所描绘的人生景象，与叔本华所阐述的哲学思想颇多吻合之处。小说着重描写主人公方鸿渐的“绝望心境”，很合乎叔本华所规定的悲剧标准。这是否意味着，《围城》才是王国维所谓的“悲剧之悲剧”呢？当然，我们应当记取王氏“强合”的教训。事实上，按照钱钟书自己的理解，正如《红楼梦》中“金玉良缘”的破灭不能视为“悲剧之悲剧”一样，方孙婚姻的失败，并不能构成真正的悲剧。原因在于，正如宝玉曾有“木石姻缘”这一成功的机会一样，方鸿渐也曾有过铭心刻骨的恋爱，那就是功败垂成的方唐之恋。

方鸿渐与唐晓芙的恋爱，时间不长，在小说中所占篇幅也有限，但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却相当深刻，大家也无不乐观其成。然而，作者却安排了一连串的误会，以“上帝之手”轻易地拆散了这对鸳鸯。

可惜钱钟书从未给予正面的解释。幸而钱夫人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对此做出了权威的解释：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方鸿渐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这些话都很对。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张俊、沈治钧）(www.daowen.com)

“围城”围住了什么

仔细研究、琢磨《围城》，我们会发现，表现“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男女婚姻的迷惑和困境并非《围城》的真实意图或终极内涵。作者仅仅是通过这一现象来揭示更深刻的人生意蕴和社会内容。透过这层表象，作者给我们展示了当时中国芸芸众生乃至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处境。

作者在《围城》的序言里谈该小说的创作和出书的经过时说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凡是人类，是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人性的。”作者选取中国社会中最有代表性之一的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来写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们的生存状态，写出他们的悲苦、无奈、迷茫、失望和挫败，以及他们身上的人性弱点，并以此来写整个人类。

华文精选

“这不是吃菜，这像神农尝百草了。不太浪费吗？也许一切男人都喜欢在陌生的女人前面浪费。”

“也许，可是并不在一切陌生的女人前面。”

只在傻女人前面，是不是？”

“这话我不懂。”

“女人不傻决不因为男人浪费摆阔而对他有好印象——可是，你放心，女人全是傻的，恰好是男人所希望的那样傻，不多不少。”

方鸿渐出生于一个深受旧思想、旧传统、旧文化熏染的旧式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每个角落，甚至在它的空气中，都散漫着腐朽、衰败的气息，父亲用旧的思想和道德观念教育他，家人之间，彼此鄙夷，充满嫉妒，钩心斗角。这种家庭环境给方鸿渐的性格打上了深厚的底色，培养造就了方鸿渐的俗气、虚荣、软弱、胸无大志、不谙世故的个性特征。“他是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系转到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由死去的未婚妻的暴发户的父亲出钱送他去留洋，“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最后银行里只剩下300磅，便计划回国。“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他就“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在三闾大学，由于他的幼稚和不谙世事而受排挤、陷害，遭到解聘。在爱情婚姻上，他接二连三地碰壁，吃尽了苦头，最后与孙柔嘉结婚，方鸿渐更是承受了更多的冷遇、讥讽、奚落和难堪。父亲叹其“怕老婆”、“没出息”，妻姑批评其“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妻子说其“最要面子”、“顽固”。由于妻姑的挑唆，两人经常陷于吵吵闹闹甚至激烈的冲突、碰撞中，以致其产生了从“围城”中逃出去的想法。当方鸿渐独自无聊地彷徨在凄冷的街头，他内心充满了颓伤、迷茫、无奈、失望，“家”，这个温馨、宁静而又可避风雨、解烦忧的幸福港湾，似乎于他没有更真切的现实意义。小说充分展示了方鸿渐处处碰壁、连遭失败的生活经历，揭示了人们受压抑、难容于现实社会而遭遇到的无法言状的悲苦的人生困境。

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时光的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当代著名画家　黄永玉

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

——当代学者　黄　谨

小说中的轮船、汽车、飞机、城市以及绿绸小伞等具有现代内涵的物体意象本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产物，却加剧和见证着方鸿渐处境的不断恶化，使方鸿渐不由产生“人生万事”都是“围城”的感慨。由于社会、环境、利益、心理、出身、经历、教养、处境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产生了很多障碍，也就变得愈加艰难。所以，有人认为：“从作品的表现方法来看，《围城》更像一部象征小说，其中蕴涵的否定性的超验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一部寓言小说的涵盖量。它的隐喻性主题探讨的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它隐喻出的现实情景描绘了现代人的根本处境。”“人与‘围城’之战是人类听命一个神秘的召唤而进行的一次徒劳无获的抗争。这个抗争将永无结局，循环往复，也许这才是《围城》悲剧性象征的真正本质。”（张新民）

大师传奇

DASHI CHUANQI

写《围城》的钱钟书，是“世界上唯一的钱钟书”。如果说鲁迅表现了中国农民的灵魂，张爱玲表现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都市男女的灵魂，那么，钱钟书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真相。说他是“世上之唯一”，乃是对他作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独异思想气质的肯定。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出现了一股“钱钟书热”，钱钟书的许多著作也在此时先后被译为几十种文字在各国刊行。

这位学贯中西而极富才情的大师，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户书香世家，父亲钱基博是一位学富五车、桃李天下的著名国学大师。受到家学熏陶的钱钟书，从小就有着非凡的天赋，取得了斐然的成绩。钱钟书上中学时，国文、英文极为优异，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考试时成绩总是第一，是全校公认的“才子”，发誓“横扫清华图书馆”。教授称钱钟书为“人中之龙”，于是他得到“清华之龙”的雅号。他敢向权威论长短，公开批评新文学大家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在校时就已经发表了不少中、英文作品。1933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年与杨绛结为伉俪，一同赴英国留学，从法国归国后担任过西南联大、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的教授。

钱钟书（1910～1998）

博学多能并精通多门外语的钱钟书，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代表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等等。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人生风雨，钱钟书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著有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宋诗选》，学术巨著《管锥篇》5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并用英文撰写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他还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钱钟书能以自己一生的饱学之识，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取得了卓越成绩，自成一家，被誉为文化宝库。

正因为钱钟书一生都在以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所以他的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智性作家群的最高成就，可以视为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偏离”。钱钟书对于写作的爱好是十分纯粹的，他的作品中没有很多浮躁的东西，更没有那些外在意识强加的东西，他并非有意地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终身的职业，而是一种乐趣。撇开了功利之心，因而下笔格外从容、坦然，能把自己的智慧全部融入书中去，所以他的《围城》在表现知识分子的方面独树一帜。

钱钟书的确是世上之“唯一”。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是首批入选的36人之一，但他却谢绝了拍摄。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致电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对其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了“永垂不朽”的字样。60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的评价，称之为“20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延伸阅读

YANSHEN YUEDU

名满天下的钱钟书一直在走着淡泊寂寞的路，他的《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泛采用西方人文社科的新学说来诠释、评价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征引或评述了宋代以来的诗话近130种，几乎涉及了中国诗话史上的全部重要著作，分为“鉴赏论”、“创作论”、“作家作品论”、“文学评论”、“文体论”、“修辞”、“风格”七大部分，囊括了钱钟书对历代作者、作品、批评文章的各种分析研究。钱钟书写《谈艺录》从动笔成书，用了近10年时间。全书细致入微，很有个人创见，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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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看似信手拈来，随意得很，但随着话题的开始，全书的基调也在随意中奠定——完全没有讲一堆大道理的架势，就像在和读者聊天。从中能读到学问，读到学问功底下一种自由鲜活的思维方式，更能读到这思维的发生过程中汪洋恣肆、奇峰迭起的状态。生活中其实到处都是话题，怎样去看、去想、去谈则是另一回事——无论是《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论快乐》、《论文人》，还是《窗》、《说笑》、《吃饭》，读《写在人生边上》，便有如在听一个博学的、富有幽默机智感的人聊天，是一种真正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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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锥篇》是钱钟书的学术巨著，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管锥篇》引用了800多位外国学者的1000多种著作，结合中外作家3000多人，阐发自己对文学和文化的看法。该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纵观古今，横察世界，突破各种界限，打通整个文学领域，以寻求共同的“诗心”和“文心”。而且在影响研究、阐发研究、科技整合、翻译媒介研究等方面都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其诞生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容的丰富（涵盖古今）和方法的新颖（打通中西）都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