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伊豆之恋：永恒之美

1972年 4月16日深夜，一个不仅令日本列岛，也让世界文坛哗然震惊的消息传扬开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自杀身亡。川端康成未留下只字遗书，他早在1962年就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川端在获得显赫荣誉与地位之后突然默默地自杀身亡，这本身就隐藏着一个让人困惑的谜。川端康成既然有了这样崇高的荣誉与地位，他为什么还要自杀呢？人们从各个方面去猜测和探讨，试图解开这个谜。我觉得川端的自杀固然不能仅仅归结为某一个方面，但其中必然有一种主导因素，这个主导因素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川端创造的文学梦幻——伊豆之恋神话的破灭造成了他的彻底绝望。

川端一两岁上，父母双亡，少年时代，祖母和姐姐又相继作古，从此与眼瞎耳背的祖父相依为命，使这位敏感的少年沉浸在悲哀之中，在他稚幼的心灵里投下了寂寞的暗影。

对康成来说，他接连为亲人奔丧，参加了无数的葬礼，人们戏称他是“参加葬礼的名人”。他的童年没有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相反地渗入了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内心不断涌现对人生的虚幻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感。因此他迫切需要得到人们的安慰与同情，渴望得到人间的爱的熏陶。他从小就充满爱的欲望，祈求得到一种具体而充实的爱，表现在他身上的就是对爱情如饥似渴的追求。他曾经说过：“我没有幸福的理想”，“恋爱因而便超过一切，成为我的命根子”。这种感情，导致了川端对女性的敏感和泛爱。

康成上中学时，曾与同宿舍的男同学小笠原义人发生过同性恋，企图以这种变态的方式得到爱的温暖和慰藉。这是川端康成长期孤儿生活所形成的一种恋态的爱的心理。康成当了作家之后，在他的作品里提到与小笠原这段生活经历。不过，在作品里，康成将小笠原的名字隐去，而用了清野的称谓。川端康成五十岁时所写的《独影自命》这样回忆道：“这是我在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爱情，也许就可以把这称作是我的初恋吧”，“我在这次的爱情中获得了温暖、纯净和拯救。清野甚至让我想到他不是这个尘世间的少年。从那以后到我五十岁为止，我不曾再碰上过这样纯情的爱”。^[10]

川端成人之后，一连接触过四位名叫千代的女性，对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感情。其中对伊豆的舞女千代和岐阜的千代，激起过巨大的感情波澜。

伊豆舞女千代是川端上一高后到伊豆半岛旅行途中邂逅的。他第一次得到舞女的平等对待，并说他是个好人，便对她油然产生了纯洁的友情；同样地，受人歧视和凌辱的舞女遇到这样友善的学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自然也激起了感情的涟漪。他们由相互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萌生了纯洁的友情。他们彼此都产生了朦胧的倾慕，淡淡的爱意，但无论是康成还是千代，都没有直接把这种感情流露出来，只是把它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在康成来说，他感到对一个刚认识的人竟表现出如此天真，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他们分别时，他承受着悲伤，也承受着幸福。他说：尽管同千代分别使他感到悲伤，然而他这时候还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去大岛舞女千代的家乡同她相叙，没有觉得是永久的别离。他告别了舞女千代，回到学校当晚，一向落落寡欢的康成一反常态，在烛光下神采飞扬地向周围的同学谈起同舞女千代巧逢奇遇的故事，谈了个通宵达旦。他说：从此以后，这位“美丽的舞女，从修善寺到下田港就像一颗彗星的尾巴，一直在我的记忆中不停地闪流”。^[11]

歧阜的千代，原名伊藤初代，是川端刚上大学在东京一家咖啡馆里相识、相恋的。他真正感到自己第一次有了爱，第一次体会到爱情的温馨。它像春天的细雨，滋润着青年川端孤独的心田。他带着初恋的喜悦心情回到东京后，马上奔告他的至好学友。陷入初恋的川端康成仿佛驱散了他生活中久积的悒郁情绪，他暂时忘记了寂寞，沉醉在难得的幸福里。不久他们订了婚，然而不料后来不知为何缘故，女方以发生了“非常”的情况为由，撕毁了婚约。川端遭到了人所不可理解的背叛，艰难地支撑着自己，心灵上却留下了久久未能愈合的伤痕。从此产生了一种胆怯和自卑，身体瘦弱、其貌不扬的川端再也不敢向女性坦然倾吐自己的爱心，而且陷入自我压抑、窒息和扭曲之中，变得更加孤僻。尤其是每次想到女人和恋爱的时候，无端漂泊的思绪就总归结到初代，初代的影子长久地留在他的心里，他总觉得爱是那样的朦胧、不可捉摸和可望而不可及。这种千代情结导致了川端后来终身的伊豆之恋，那是对一种纯粹精神美的追求：

世人说：伊豆是诗人之国。

我在这里添上一句：伊豆是南国的雏型。

一位历史学家说：伊豆是日本历史的缩影。

也可以说，伊豆是有山有水的风景画廊。

整个伊豆半岛是一个大公园、一个大游览胜地。

也就是说，伊豆本岛处处都可以感受到自然的恩惠，富有变幻无穷的美。

这是川端康成在《伊豆之旅》一书上所描绘的伊豆风貌。1924年晚秋初冬到 1926年 4月，川端康成大学毕业后的头三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伊豆半岛的汤岛上度过的，他认为汤岛就是他的第二故乡，而他就是伊豆人了，他一次次都是带着生活中的痛苦，特别是失恋的痛苦来到伊豆的，在伊豆他“身心洁净得像洗涤过一样”，他认为他找到了足以慰藉他快要枯竭的心灵的甘泉，那便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之美。而这种纯粹的精神之美却又是川端的文学幻想，它体现了作家感伤人生、强作自我慰藉、以求超脱的心态。川端对纯粹精神之美的幻想是通过女性，尤其是少女那样一种淡雅、纤柔、玄妙、空灵，甚至是妖艳之美来实现的，他总是抽取女性的精髓，淡化和消解肉身的具体性，使之表现出纯粹的精神之美，《伊豆的舞女》中的舞女、《雪国》中的驹子、《舞姬》中的波子、《古都》中的千重子和苗子姐妹等，都可以说是精神之美之花，是一种洁净的存在。由于作家将美看作只存在于空虚之中，只存在于幻觉之中，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因此他总是以感觉、感受去把握美，认为美就是感觉的完美性。他把创作活动视作纯个人的主观感受和自我意识的表现，孤立绝缘的心灵独白，以为主观的美是经过“心”的创造，然后借助“物”来表现的。这与禅宗的中道精神是相通的。由此他特别强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将“空”“色”的矛盾对立包容在“心”之中，可谓“心中万般有”。所以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等都同时共存，包容在同一体中，然后净化假丑恶，使之升华为美。对他来说，实际生活就像陌生的隔绝的“彼岸”世界，最后不得不追求精神上的超现实的境界。在晚年创作的《睡美人》中作家让主人公江口老人通过视、听、嗅、触觉等手段爱抚睡美人，实际上是借此形式进行实际不存在的情绪交流，跟踪过去的人生喜悦，以求得一种慰藉。由于老人既本能地要求享受性生活，而又近乎于无性机能，为找不到爱情与性欲的支撑点而痛苦，因而流露出一种对丧失青春的哀怨感和临近死亡的恐怖感，同时还夹杂着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悔恨感。睡美人和老人之间的关系既没有“情”，也没有“灵”，更没有实际的、具体的人的情感交流。老人在睡美人的身边只是引诱出爱恋的回忆，忏悔着过去的罪孽和不道德。对老人来说，这种生的诱惑，正是其生命存在的证明。而作家始终让睡美人保持着处女的圣洁性，以睡美人形象的纯真，表现出一种永恒的女性美。

川端追求的这种纯粹精神之美，往往表现为一种禁忌的美，一种不可达成的美。川端笔下作为禁忌而存在的女性是美好的。战后创作的《山音》中，男主人公信吾与儿媳菊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就展现了这种禁忌美。信吾作为菊子的公公，对他来说，在情欲层面上菊子就成为一种禁忌。信吾自己也能感觉到对菊子怀有一种“异常的心态”，他常常从身材苗条、肤色洁白的菊子联想到他曾经暗恋过的小姨子，菊子过门以后，“仿佛给信吾的回忆带来了一束闪电般的光明”。他把菊子看成是这个沉闷家庭的一扇天窗，从菊子恍若少女般悦耳的声音中感受着温馨的滋味，从菊子美丽的身影中觅寻着甜蜜的慰藉，并且从自己对菊子的慈祥和怜恤中摆脱内心灰暗、孤独的情绪。有时，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菊子把自己当成了她的丈夫修一，甚至把他释放欲望的梦中出现的姑娘当作菊子的化身。但是，他将这种朦胧而顽固的情感深藏在心底，控制着不让自己超越禁区的边界。他成功地徘徊在人伦道德的危险地带之外，他的放纵乃至猥亵都遁入了非现实的世界———梦境。即使在梦境中，他也能止乎礼仪。因此他的罪恶仅限于“精神上的放荡”，而在现实中恪守禁忌，始终没有越轨的行为。信吾的严格自律满足了川端的伊豆之恋情结，保持了女性美的不可侵犯性和纯粹性。

川端将女性美表现为一种禁忌的美，一种徒劳的美。女性的美丽使他感动，同时，其作为禁忌的特征也使他悲哀。因此川端的作品中对女性美并存着“奇妙的憧憬与绝望”。憧憬是不可能达到的，达到憧憬就意味着走到了希望的尽头。这正如川端在《湖》中所描绘的那一池湖水的意象：宁静、幽雅、清丽却又一片漆黑。黑色是充满诱惑的颜色，同时也是绝望和悲哀的颜色。美，可遇不可求、可望不可即的。至纯至美的境界吸引着川端永不止息地追求，不能自持也无法自拔，但却不可一日占据或彻底拥有。这种禁忌如果被打破，美也就不存在了。人世间并不存在对美的完满的达成。在《自夸十题》之《早晨的祈祷》中，川端写道：“一生中如果能写出一位永生不死的少女，那么我就此结束也可以了。”对川端而言，他在写出《伊豆的舞女》》时，他已经写出了一位永生不死的少女，表现了永恒之美，一种纯粹精神之美。此后他的所有创作不过是延续着他这种伊豆之恋的文学之梦。而当他感到他不能够延续他的伊豆之恋时，即不能够延续他的纯粹精神之美时，他的文学梦幻也就彻底破灭了。(www.daowen.com)

川端晚年创作时要依靠药物制造一种幻象，才能进入他的文学世界，倘若不吃药就难以维持生活、维持创作了。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已经感到伊豆之恋的神话难以为继了，自己的创作正在走向衰颓、枯竭，连获奖前在《新潮》杂志上连载的长篇小说《蒲公英》也无法继续写下去，最终成为未完成的“绝笔”。因此他把延续他的文学梦想的希望寄托在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三岛由纪夫身上。但1970年11月 25 日，三岛由纪夫却剖腹自杀，粉碎了川端的这一希望。川端非常赏识三岛的文学才华，把三岛由纪夫作为自己文学上的理想接班人，认为没有别人能够替代他，而三岛由纪夫的离去使川端感到自己面前那个正在逐渐离去的一片光明的纯粹精神之美的世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不毛的黑暗世界 ，他的伊豆之恋，他的文学梦幻彻底消失了。而他又拒绝回到现实中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长眠，在长眠中永远延续他的伊豆之恋神话。

1972年春天当樱花盛开的时候川端终于以自杀的方式，孤独地将自己埋葬，他保持了“川端康成之美”的形象，也将伊豆之恋的永恒之美刻在了日本和世界文学的丰碑上。一代文学大师川端康成“自杀而无遗书”，他是怎么想的，生者无从知晓。我们知道的是他生前十分欣赏自杀身死的画家古贺春江的一句口头禅：“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

我不必再一一描述诗人创造的一个个现代神话的世界，这是一个让人感动的世界，因为诗人用生命创造了它；这也是一个让人迷惑的世界，因为它的崩溃和消失彻底击倒了诗人。诗人和他的神话同呼吸共命运，没有诗人就没有神话，没有神话就没有诗人。诗人的神话是一个文学的梦幻，当梦幻破灭时，诗人的神话便宣告终结，诗人的生命当然也就终止，迈向天国之路的征程也就开始了，无论怎样艰难，勇士总是义无返顾。

【注释】

[1]按照卡西尔的说法：“神话是情感的产物，它的情感背景使它的所有产品都染上它自己所特有的色彩。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经验区别的能力，但是在他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所有这些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湮灭了：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卡西尔《人论》第105页）

[2]本书所引海子诗句，均出自《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不一一标注。

[3]《青年诗人谈诗》·顾城《学诗笔记》，老木编，北大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33页。

[4]舒婷题顾城诗《童话诗人》，见《双桅船》1982年版。

[5]参阅《顾城弃城》，萧夏林主编，团结出版社，1994年2月。

[6]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世界文学》1985年第5期。

[7]关于叶赛宁的自杀，在俄罗斯文学界一直有争议，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在“安格列杰尔”旅馆那条垂直的水管子上是根本不可能自缢的，而当时叶赛宁要想自己把自己吊到近4米高的天花板上，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不久前，莫斯科出版了一本名为《叶赛宁之死——卷宗、事实和推测》的专著，里面刊登了1993年6月28日，关于叶赛宁自缢现场的鉴定结果。结果表明：原“安格列杰尔”旅馆的房间高度，根据当年现场照片的显示，不高于3.52米，身高168公分的人借助150公分高的物体，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直径为0.6—1厘米的盘绞绳索（麻绳、棉绳或者丝绳）固定在距地面3.58米，直径为3.7厘米的水管子上。并且，从绳索的承重度上分析，悬挂一个100多公斤人的身体也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从莫斯科有关部门提供的叶赛宁尸体的照片上，根本看不到一条脖子上的缢痕。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1925年12月29日，叶赛宁尸体在奥布霍夫医院的停尸房进行了解剖，执刀人是该院经验丰富的法医阿·季里亚列夫斯基。他在解剖报告中写到：“脖颈喉结上部有一缢痕，另一道缢痕从左向上延伸至外耳轮。缢痕从右侧向上延至后脑部。”他认为，这样的缢痕特性已经说明，是身体自重的力量束紧了绳索的圈套。此外，缢痕还显示由于身体悬垂过程中，绳索受力不均衡，所以，缢痕在叶赛宁尸体上留下的深浅度也不同。1925年12月28日，叶赛宁自缢身亡后，赶到现场的警官米·格尔勃夫比较详尽地描述了现场的情形，他的证词写道：“发现在中央暖气管上吊着的男人是这样的：他的脖子吊在绳子的死扣里，但只是右侧的脖子，面部朝着暖气管，右手握着管子……在自缢者的身边还发现翻到的床头柜，原来在上面的烛台已经掉在地板上。尸体解下后，发现从右手臂到掌心处有刺伤，左手有擦伤。左眼下有淤血。此人的证件上写着：“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作家。”

[8]《名人之死》，新华出版社，1989年8月，第415页。

[9]参阅林倩《美国文学家》，哈尔滨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10]参阅叶渭渠《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8月。

[11]参阅叶渭渠《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