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麦地”的布衣

1989年春天海子的自杀不仅让了解他的朋友们感到痛心，还让远在浙江淳安的一位与他毫不相识的不为诗坛所知的诗人方向悲痛不已，写下了《绝响——悼海子》，与海子“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诗人从内心自然而然地流出悲伤的心声：

大孩子！音韵铿锵

钢铁的祈祷成为人间的绝唱！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诗人的《绝响》很快也成了绝唱，一年多以后，即1990年的秋天诗人步海子后尘服毒自杀，长眠于千岛湖畔。诗人不久前还唱着：“一棵树使英雄颤抖/一个自由的国家使远道而来的公民流泪/一首诗就让你肝脑涂地、痛心疾首/从来没有这么迫近过皇冠/迫近过辉煌的日出/以及华丽的村庄。所以/为这一切，我要活着”。^[2]然而诗人却突然抛弃了他的誓言，用自己的双手结束了自己年仅28岁的生命。这位“来去无迹”、“梦做布衣诗人”的诗人，正像他自己的所说的:“孤独来。孤独去，任后人评说。”方向有着与海子相同的气质与才华，有着类似的生存境遇，也有相同的结局。这个山民的儿子，脸上挂着谦恭的微笑，内心却积攒着致命的激情。他渴望“彻底布衣”；立志“诚心诚意膜拜水稻和丑陋的泥土”，梦想着迫近诗歌的辉煌日出，最终却骑在一束麦子的光芒上，走到了生命的背面。但与海子相比，他的生存状况更加窘迫，长期生活在偏远、闭塞的县城，以至于死后多年，仍然处于一种近乎湮没无闻的境地。即使诗歌界知道方向其人的也甚少，恐怕大多数人未曾读过他的诗。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诗人为何自杀？推动他最终走向死亡道路的心理动力是什么呢？海子的大学老师沈泽宜先生沉吟良久，最终还是不知其详，不得不用了这样一个精辟的比喻：“假如死因是箭，生命是箭靶，那末没有哪一支箭能单独射穿方向;但当众箭齐发、一一命中靶心时，最后一支箭就可能把靶射穿。”^[3]然而，最后的一支箭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方向的诗集《挽留》，便被深深吸引了，于是在都市落日的昏黄光线中，在夜深人静的寂寥里，我多次默诵着这样的诗句：“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作成我的诗歌”；“夕阳西下。众多的鱼儿从海里跳出/我看它们舞蹈/像一阵风，吹响森林迷人的竖琴”；“我看到好的雨落到秧田里／我就赞美；看到石头／无知无识，我就默默流泪。”一种纯净的感觉仿佛深山里的清泉，在我灵魂的沟壑里冲激回旋。我忍不住眼睛湿润了，为方向也为和方向同样命运的诗人。他们生前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写诗的，“我的生命生活在诗里。为了写诗我把生命打碎成泥:我把青春，友谊，安宁和世俗的希望都研碎进去。我看到别人在享乐，而我却独自站着……，我埋葬了我的青春，筑起一座云的墓碑。”这就是使我们感动的诗人。我似乎触摸到了诗人生前的呼吸，那是怎样一种美好和圣洁的感觉呀！因此我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走近这个很少为人所知的诗人，像解读其他著名诗人一样解读他留给我们的“内部故事”，让大家像记住海子一样记住这个纯粹的布衣诗人——方向。

1962年10月方向出生于浙江淳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上中学的时候，他偶然在报纸上读到艾青的诗，从此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直到1982年在湖州师专读书期间，在《南湖》杂志发表了第一首诗，由此开始了诗歌创作历程。80年代初，正值“南方生活流”诗歌的兴起，浙江诗人柯平、伊甸成为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方向早期叙事性的诗歌受到他们的影响。86年至87年间，方向的诗歌创作处于过渡阶段，他倾注不少心血去研究北岛的诗歌，完成重要论文《论北岛诗歌的忧患意识》。他对北岛诗中的忧患意识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在当时具有超越性的认识。与此同时，方向也在思索如何突破诗歌现有的形式、技巧，并且为自己制订了庞大的阅读计划，涉及大量中外文学、哲学和美学著作。80年代中晚期，国内新生代诗歌崛起，并达到空前繁荣的局面。《农业的黄昏》、《梦想一棵玉米大树般倒下》、《种一片自己喜欢的庄稼》等作品的诞生显示出方向自己的风格正逐渐形成，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写道：“在艰苦、困惑与狂悖、骚乱之后趋于平静和清明，从清明中诞生了我最近的诗歌。”然而伴随着诗歌的蜕变与成熟，却是诗人自身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惶惑与惊恐”。

它一团漆黑

除此以外都很模糊

最后我想象

失去听力，言语，皮肤，情感和意志(www.daowen.com)

一切

1989年，海子自杀的消息传到了淳安，这一震惊诗坛的事件无疑对方向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诗人曾经坦言，有生以来精神上最严重的事件莫过于这一年他所读到的海子的诗以及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一书。当诗人对尘世的热爱转化成切肤之痛时，诗歌理想也开始走向幻灭。“割禾者在怅望一片稻田/如黄昏的界碑/最后一株水稻的界碑/丰腴之影孑然立于稻田之外世界之外。”他像海子一样，似乎对人世的虚妄与无常比别人更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感觉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早春已死/早春已死在昨夜的门坎上。”诗人就像一颗坠入大气层的流星，急促地尽情地燃烧着，呼啸着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通向家园的道路，灵魂无限幽暗。”（《轨迹》）“永远孤独并且老人般步入悲壮的岁月深处。”在此期间完成的自选集《城市与土著》和《慈航》等更多的是受到了海子诗歌的启发。进入1990年以后，诗人心灵深处常常处于一种矛盾、悔悟和焦虑的复杂状态。他预感到一场难以躲避的灾难将要来临，他写道：“春天来了，我内心里好像一片废墟，更多的东西在我的内心死去。”方向把诗的终极目标与禅宗的对“无”的体验联系起来，“但那被叫做诗的东西/依旧退隐在我们看见的地方/在阳光下，含辛茹苦/等待我们满怀热泪/前去收割/去祈祷、去消磨/并且最后麦子一样献出/我们的诗歌，我们生命的全体，我们的一无所有。”这种追求促使他最后完成自选集《挽留》。方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没有海子那样卓越的才华。他多次表示自己是“用生命写诗。”为了能够成就一首“大诗”，他迫使自己逼近“迷狂”，即诗意的沉醉。方向解释说，那是“一种无我的状态，人的生命在凸现为它自身的意识，它的本真，也就是生命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方向生前多次提到过死亡：“我将在水上，在麦芒之上/落花流水。怀念人生在世/透过遗世的鸟鸣叫出你遍体的疼痛”；“忘却或者牢记/都不如在秋风里枯去/到春天复生。”但是通向死亡的道路毕竟是充满艰辛的，因为诗人心中始终保留着自己深爱的诗歌和恋人，爱情的幻象曾经是方向诗歌命题的核心，它最后归结为诗人对这个世界怀有一丝眷恋的唯一理由。方向担任过《千岛湖》的副主编，同时还是县文联的秘书长。当今中国，最难扮演的角色怕就是各级秘书长了，如果他又耿直、又清醒的话，他将加倍痛苦。但这不是他自杀的理由，不足以让他绝望。1989年的夏日炎炎，他积郁，他烦燥，他辗转反侧，无处倾诉，于是到末了逃不脱孤独的煎熬——他爱恋多年的女友，又天各一方，无从及时给他慰籍，给他希望……他陷入无望的境地，他在给女友的一封信中说他梦见自己坐在上帝的身边。这已经是一种无法遏制的对死亡的渴望了！方向的恋爱可以说是苦恋，但苦恋就足以能让他走上绝路吗？对于这一棵“苦命的庄稼”，这一个“认认真真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布衣诗人，这一个“常怀感恩之心”的好人，这一个“不骄傲，也不谦虚;不平静，也不喧哗”的平常人，这一个“戴着自己名字走不出五里中国、十里地球”，“路见不平，拔棉花拳送死”的侠义之人，射中他靶心的最后至命一箭的不是别的，而是缪斯之矢，是缪斯的诗歌之矢，或者说是他的酒神的沉醉和迷狂的诗意把自己推向生命的极至——死亡的靶心。

1990年10月19日那天，致命之箭终于射中诗人的靶心。在此之前他早已预言了这种结局：“我知道这工作意义有多么深远，关乎我自己和全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我真想死，用这个行动取消文字的存在，就是作为符号、工具的我们身体的存在，进入那种直接的，本体自身的主要工作：诗，全思。”他在打算放弃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想到的依然是他的诗歌，那一刻，诗歌的声音在他的灵魂里轰鸣着，变成了他的遗书中的最后一句话——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想写一首诗”。这句话后来凝固在千岛湖畔黑色大理石墓碑上，成了他的墓志铭。

诗人的死与一切功名利禄无关，这跟33岁的蝌蚪的割静脉自尽、25岁的海子的卧轨自杀、24岁的戈麦的跳湖自沉一样，都是因了“在现世的欲望中发现不朽的心境，在萎琐的野心中发现不朽的希望”，因了诗歌王国的沉沦。他生前常说:“做人要懂得谦卑，常怀感恩之心”；“牢牢记住冬天和普通人”。诗人是那种“依照事物的本质，过着绝对诚实生活的人”，是那种不会关心自己的人，这才注定了他的被冷落。但冷落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他怕的不是人被冷落，而是诗歌被冷落。因此，当命运的重锤击落他心上的诗歌理想时，他招架不住了，倒下了，倒在了自己的绝望和叹息里。谁让他是诗人呢?谁让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纯粹的诗人呢?他从生命里流出的诗歌却无法支撑起他生命的大厦，他无比热爱那些纯粹的诗歌，唯恐它们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伤害。既使他生命的大厦倒塌了，但那些纯粹的诗歌却不会倒下，依然在他曾经守望过的麦田里活着。方向曾在他的诗歌《梦想一棵玉米大树般倒下》里这样写道——

我们羞愧无比地活着。面对祖先。

献身石头和正义。

假如死不纯粹是一种人性

钢铁也会落泪。

“世界痛失了一位诗人，在这最需要诗人的时候！他不是因为才华枯竭之后才永远地自我放逐，而是在一脚踏进诗歌圣殿时命定地折断，死于手指接触圣杯的最初瞬间。——这是一个非人力所能改变的人类永恒的遗憾。”^[4]著名诗人公刘俯瞰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感叹道：“在当代诗歌生命意识的大觉醒中，方向也许是最早发现“麦地”和“麦子”的诗人之一。回归大地，回归生命的本原。方向带着未尽之才永远地走了，我们的麦田少了一位忠实可靠的守望者，令人痛惜！”其实不必叹息，因为诗人早就认为在墙上脱落的图画，即使将它重新钉上去也是“虚无缥缈”；因为诗人早就想“以头颅击石”，“用啸嗷的热血叩破你门扉紧闭的坟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