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季风性格

中国人的季风性格是什么呢?

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人的季风性格表现为接受性、忍耐服从以及刚强和坚韧。看起来，上述性格特征似乎相矛盾，实际上它们是一体的两个方面。

▶黄河乾坤弯

九曲黄河，留下了多少河湾。颇似太极阴阳图的乾坤湾，是否暗喻着中国人季风性格的一体两面?

逐一剖析中国人季风性格特征的形成，的确能使人产生强烈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我们径直触及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内在本质。

1.接受性

季风气候使生活在季风区内的中国人受益良多。

夏季风来临，我国除高原、高山外，南北普遍高温，而且比世界同纬度的许多地区气温偏高。使我国广大的北方地区不仅能够种耐寒的粟谷、高粱，还能种植棉花、水稻、玉米等喜温作物。在高温季节，农作物生长旺盛，需要大量水分。而夏季又是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最多的季节。雨热同期，对我国季风区内的农作物、森林、牧草的生长十分有利。

由于我国气候复杂多样，世界上大多数农作物和动植物都能在我国找到适合生长的地区，所以我国的农作物及各种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

靠了雨热同期的夏季季风这一天赐之惠，中国人的生存才有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假如中国缺少了季风(主要是夏季季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将是另一幅图景:长江以南不再是鱼米之乡，而是一片茫茫荒漠或沙漠，我们的祖先只能骑着骆驼，像阿拉伯人一样四处游动。黄河流域将出现地中海气候，夏季干燥，冬季多湿润而且寒冷，我们的祖先也只能像希腊半岛上的牧民一样，在嶙峋的山石上牧放着不多的牛羊。

面对着季风之惠，中国人逐渐产生了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是在经历了若干的季风体验并认识到季风的重要性之后产生的，他们在对季风气候产生依赖感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接受性。他们认为接受上天(自然)的安排是唯一可行的，是明智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正是这种对季风气候的接受与亲近的态度，人们才对一年四时和节气格外重视，并且对季节有了足够的认识和感情。

《左传·昭公四年》中有这么一段话:“冬天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可谓对四季气候观察入微。而以后的文人逐渐将自己的感情也带了进去。北齐刘昼作赋云:“春葩含日似笑，秋叶泫露如泣。”唐人白居易《长恨歌》也云:“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宋人郭熙的《山川训》诗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不仅观察细微，而且感情上也很投入。

中国人对季风气候采取了接受的态度，便能对季风气候带来的自然变化和习以为常的事物泰然处之，其中也包含了一种无法做主的心境，最为典型的是那句人们熟知的话:“天要下雨，娘要改嫁，我有啥法。”形象地表现了对既成的事物采取接受的态度。

▶秦始皇兵马俑坑

密集排列的兵马俑，表明军队强大，也暗示着当时存在着的人口压力。

中国人季风性格中的接受性还通过华夏先民对生存环境的态度而表现出来。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文化遗址，以该村名命名为仰韶文化。从50年代至80年代，在黄河中游地区进行的考古普查，所报道的仰韶文化遗址已逾千处。最为有名的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附近，据考古学家调查，仰韶文化遗址的密集程度竟然大致与现代西安附近的村落相似!

▶半坡遗址图

相信今天西安的半坡村一带，家家房屋地下都是古代仰韶文化的遗址。

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豫、晋、冀的部分地区，其遗址如此密集显然存在着人口压力，但仰韶文化的先民们却并未迁徙到长江流域或西北内陆地区，不管客观情况如何，也不管他们是否心甘情愿，他们只要拥挤在中原地区，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当地季风气候的现实，不得不面对季风气候所规定的当地自然环境。

不仅是仰韶文化的先民，所有中国大陆季风区内的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先民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西有青藏高原，西北和北面是非季风区的沙漠、戈壁、草原，东面和南面濒临大海的地理环境中，华夏民族的先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只有接受季风气候所赐给他们的一切“礼物”。(www.daowen.com)

2.忍耐与服从

季风气候既然能对区域内的各自然要素产生深刻的影响，当然也就能对季风区域的华夏民族产生其他自然要素无可比拟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在潜移默化中展开的。

中国大陆性季风气候最能影响季风区农业民族的是降水量。年降水量的多少和变化不仅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作用。

中国各地降水量的季节分配很不均匀。季风区内降水多集中在5月至9月，这个时期的降水量，一般占到全年降水量的80%左右。

不仅季节分配不均，各年降水多少也不一样，有的年份降水多，有的年份降水少。这种降水的年际变化往往会导致一些地方降水过多，一些地方降水过少，最后出现大范围的水旱灾害。

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与季风气候相关联。季风区内的农业民族必然会在接受季风带来的年成的同时产生出对季风的敬畏之心。

强大的季风气候在决定区域内农业民族的生存状况之时，它就已君临农业民族之上了；当季风气候在季风区内施虐逞强之时，它就成了农业民族的“主宰”。

面对着强大而又不可抵抗的季风气候，有着敬畏之心的华夏民族采取了忍耐服从的态度。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既然不能脱离季风气候的制约，那么接受现实是唯一的办法。

留传下来的古代传说与史籍，描述了许多的洪水和旱灾、蝗灾的记载。“荡荡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其情其景可怖，令后人读之都心有余悸。

唐宋时期的诗词中也对季风降雨的情景作了描述，那种气派和声势，让人有被震慑之感。唐人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云“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使人有惊悚之心；苏轼《有美堂暴雨》的“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更让人骇异。处在“风如拔山努，雨如决河硕”(陆游《大风雨中作》)的时候，人们只有对自然采取服从的态度；而身处“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的宋代诗人黄庭坚，也只能对季风气候采取忍耐的态度。

在降水不足的地方或年份，人们就要身受干旱之苦。“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就是古代干旱时候的写照。人们通常只能采取降低生活水准的方式来度过灾年。这种行为本身表明了人们的无奈，反映出人们忍耐服从的性格。

在技术简陋、生产能力低下的古代，中国人面对强大的季风气候，大多采取退让忍耐服从的方式。商王盘庚迁殷，在位期间，迁都数次，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也是对自然的一种退让。历史上遍布中国江河的龙王庙、镇水兽、镇水石人以及历代盛行的祭河伯、祭水神和祈雨仪式，都是中国人忍耐服从性格下的文化产物。

3.刚强与坚韧

华夏先民在接受季风气候这一客观现实时，逐渐滋生出忍耐与服从的性格。当他们历经磨难之时却又衍生出刚强和坚韧的性格。

中国历史的初期，大约是洪水泛滥的时期，因为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中都有洪水的传说。华夏民族关于洪水的传说就更多了。在这类传说中，出现了许多治水的杰出人物。

▶开封禹王台

治水英雄大禹，理所当然地受到民众的爱戴和拥护。

大禹治水是中国众所周知的事，他的父亲鲧也是治水的领导者，因为采用堵塞洪水的方式，结果徒劳无功，后被殛死于羽山。那位在传说中与颛顼争帝位，怒而撞不周山的共工也是治水的水官。相传他的儿子后土能平水土，治水有功，被后人祀奉为社神。

治水这一行动的本身并不意味着华夏先民们放弃了忍耐服从的性格，更不意味着他们有“人定胜天”的信念。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对洪水的治理而使水灾的危险降低。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然的力量仍然是不可抗拒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孟子讲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是孔子讲的，孔圣人和孟亚圣人的话代表了春秋战国当时的社会思潮，反映出了华夏先民对自然的虔诚态度。

面对季风气候带来的危害，华夏先民虽是抱着退让躲避的态度，“天作孽，犹可违”(《尚书》)，但在危及生命或家族的时候，他们就无路可退了，他们就会动员起自己和族人的全部力量来减轻自然带来的危害。在灾难之中寻觅生机，在危险之中保存自己。长期的求生实践中，华夏先民也就逐渐具备了刚强和坚忍的意志。而刚强和坚忍的意志将对抗战斗的精神悄悄地注入了性格之中。

中国人的季风性格一方面是接受性、忍耐和服从，另一方面则是刚强和坚韧以及蕴藏在内心深处的对抗战斗性。

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从初始时就具有了双重性。它预示着中国人文化性格复杂化的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