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道的生平与政绩

程颢，字伯淳，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世居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州），曾祖程希振死后，葬于河南伊川（今河南伊川），遂迁居伊川。由于他去世时文彦博题其墓表曰“明道先生”，因而后来学者多尊称他为明道先生。

明道的生平相当简单，大抵不出入仕与讲学两个方面^[1]。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明道二十五岁时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先后任鄠县主簿、上元主簿、代上元令、晋城令、著作佐郎。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曾短暂参与其事，任三司条例属官，迁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但很快由于他对王安石变法持保留与批评的态度，改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历任太常丞、知扶沟、汝州酒税等职。哲宗继位后，召为宗正寺丞，未及行而辞世。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赐号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www.daowen.com)

明道在任地方官吏期间，体现出了非凡的才干，他主簿鄠县和任晋城令时所断的两个讼案，在南宋时就被收入《折狱龟鉴》之中^[2]，作为判案的范例。明道为官，以爱民为本，邢恕称其“视民如子，忧公如家”（《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据杨时的记载，“明道先生作县，凡坐处皆书‘视民如伤’四字，常曰‘颢常愧此四字’。”（《二程外书》卷十二，后凡引本书均简称《外书》）如嘉祐五年（1060），明道任上元主簿，上元处江南水乡，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近府美田，为贵家富室以厚价薄其税而买之”，“不胜其蔽”，明道遂与县令一起均衡田税，做到“民不知扰而一邑大均”（程颐：《明道先生行状》，《文集》卷十一）。又如明道代上元令时，适逢该邑稻田赖以灌溉的“陂塘”大堤决口，按当时规定，须层层上报，然后计功调役，如此则要花月余时间。灾情刻不容缓，为救民于危急，明道不顾个人仕途安危，“遂发民塞之”，他说：“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将何食？救民获罪，所不辞也。”（《明道行状》）明道为治，专尚宽厚，“必本之人情而为之法度”（《晋城县令题名记》，《文集》卷二），因而主张治民以教化为先，“民有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使“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明道行状》）。又大力兴学，泽州晋城民俗朴陋，民不知学，明道则使“诸乡皆有校”，“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甚至“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从而在他离任不过十余年，服儒服者达数百人（《明道行状》）。这种教化之术，在当时看来“虽若甚迂”，而“民实风动”（《明道行状》），不但他在任时“民戴之如父母”（《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如他罢扶沟县时，有老幼数百人相送，“攀挽号泣，遣之不去”（《明道行状》），而且从所收到的长期效果来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其民之服循渐渍，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变”（《晋城县令题名记》，《文集》卷二）^[3]。

总之，明道之为政，“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一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义之训，然后为尽”（《外书》卷十二）。这完全是与孔孟的社会政治主张一脉相承的，而他又能将之付诸于现实的政治实践，确然具有古代循吏的风范^[4]。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就不能全面地把握明道的思想。在明道看来，学问的宗旨不外乎两方面，一是治民，二是育德^[5]，成就事功与修养心性并举^[6]。只是对于明道来说，成就事功必须以修养心性为前提，《外书》卷十二载：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公法度。《外书》卷十一也有一条类似的记载：或问“贞观之治，不及三代之盛乎？”曰：“《关雎》、《麟趾》之意安在？”^[7]所谓“周公法度”者，在宋代一般儒者眼中，被认为是以《周礼》为代表的治国平天下的大法。但在明道看来，徒有“周公法度”，而没有“《关雎》、《麟趾》之意”，并不足以治天下。这里所谓“《关雎》、《麟趾》之意”者，按《诗·小序》的说法，即是本于正心诚意以行王者的教化^[8]。因此，对于明道来说，虽然后世有著名的贞观盛世，但因其没有所谓“《关雎》、《麟趾》之意”，所以从根本上说并不能与三代的王道政治相提并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9]。事实上，明道极其关心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10]，不但身体力行的无异于后世所谓的“实学”，理论上也对许多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1]，如他在《论十事劄子》中，讨论了“师傅、六官、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分数”等方面的问题（《文集》卷一），这些问题不但与北宋中期的现实社会密切相关，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些问题也都是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根本性大问题。只是在日常讲学中，明道则多谈及天道与心性诸类的问题。本文虽然主要以明道的哲学思想为讨论对象，其有关社会政治理论，不在主要的考察之列，但我们也应当记住，心性之讨论，其目的仍在于开物成务，经济天下，否则的话，就成为空谈心性，而这并不是一个真正儒者应有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