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道两教的挑战与唐宋儒者对异端之学的排斥

这里所谓的“异端之学”，主要指相对于儒家而言的佛、老二氏之学。不过，在唐宋期间的许多儒者看来，道家之学的影响不及佛家之大，其危害亦远逊于释氏^[17]，因此，虽然他们都是佛、老并排，但排击的重点却大多集中在佛教上。

从汉至唐儒学逐渐式微的过程也正是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逐渐兴盛的过程。到了唐、宋时期，形式上虽然还是儒、释、道三教并存，而实际上已是佛教一枝独秀。特别是慧能禅宗兴起之后，其简易顿悟之法门对社会大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明心见性的理论则对俗世士大夫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天下英杰之士，大多归于禅门之中，如朱子说：

及唐中宗时有六祖禅学，专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见性。士大夫才有向里者，无不归他去。韩公当初若早有向里底工夫，亦早落在中去了。（《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有唐一代，以韩愈辟佛最力，而朱子犹庆幸其没有“向里底工夫”，否则终将也要被禅宗所吸引，这种说法是相当耐人寻味的^[18]。在朱子看来，“韩公之学见于《原道》者，虽有以识夫大用之流行，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有所未睹”（《韩文考异》卷十八，《与孟尚书书》注）。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云门宗禅僧契嵩对韩愈的批评与朱子几乎如出一辙：

韩子徒守人伦之近事，而不见乎人生之远理，岂暗内而循外欤？（《非韩上》第一，《镡津集》卷十七）

朱子与契嵩所持立场不同，但却同时为我们透露出了这样一个消息，即儒家学说在唐代已无力解决人们的人生大本问题（“本然之全体”或“人生之远理”），只有佛教才能给人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以至于“士大夫寻求人生真理，奉为举世为人之最大宗主，与最后归宿者，几乎惟禅是主”^[19]。这实质上是说，当时对士人精神之统治权，已基本上掌握在了释教的手中。(www.daowen.com)

因此，在当时的士人们看来，要使儒学真正得以复兴，势必要排斥佛学。从中唐时期的韩愈开始，儒家学者渐次展开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排佛运动。但韩氏之辟佛，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夷夏之辩、沙门害政及佛教与儒家名教伦常之冲突等前人之陈说上^[20]，从而主张对佛教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韩昌黎集》卷十一）这种历史上灭佛运动时所采取的激烈措施。不过，韩愈的独创之功在于，针对佛教自称其为“修心之教”的说法，从儒家经典《礼记》中拈出了《大学》一篇，指出儒家也有的修心法门，并以儒家不离此世，与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正心诚意”来批判佛教舍离世间、灭弃天常的“治心”说^[21]，这可谓是入室操戈了。其弟子李翱更沿着这一思路，以《中庸》、《易传》为依据作《复性书》三篇，建立一套儒家的心性学以对抗佛教的心性理论。后来宋明理学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受韩、李之学的启示，可以说基本上是学界的共识了。然而，韩愈虽然重新发现了《大学》的意义，但由于他毕竟缺少宋儒所说的“鞭辟近里”的工夫，于心性理论也没有多少发明，故朱子才会说他没有“向里底工夫”，而契嵩则批评他“不见乎人生之远理”。李翱之学，虽然取资于儒家经典，但实际上可能更多的是受到佛教理论的影响^[22]，因此更是受到后世较多的批评。

宋初有志于复兴儒学者也无不以排佛为己任，如孙复即认为佛道之盛行为“儒者之辱”，并号召人们“鸣鼓而攻之”（《孙明复小集·儒辱》）。在庆历诸儒中，以石介和欧阳修排佛最力，其中石介排佛的态度尤为激烈，然而他所看到佛教的危害依然在夷夏之辩与悖乱伦常等方面，所要采取的措施也只是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翻版^[23]。这种主张无疑是过于简单化了一些，故欧阳修认为仅仅如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果只能是“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在欧阳修看来，佛教之所以风行中国，根本原因在于“王政缺，礼义废”，从而佛教得以乘虚而入。因此，对治的法门莫过于“修其本以胜之”（以上均见《本论》，《欧阳文忠集》卷十七）。试图从根本处着手，这无疑指出了一条新的思路，这也正是欧阳修高明的地方，欲与佛家争胜，实舍此莫属。但欧阳修所谓的“本”，主要指的是“王政”与“礼义”之类，这仍然不能使佛教徒心服，特别是不能使深受佛教心性学影响的士大夫心服，因为它还是属于契嵩所谓的“人伦之近事”而非“人生之远理”，即仍属用而不及体。就这一点而言，宋初儒者之排佛，走的还是唐代韩、李的老路，而韩、李尚意识到要从心性理论上入室操戈，石介、欧阳修之伦则绝无及此，在此意义上说，他们在理论上对佛教的威胁，甚至还不如韩、李对佛教的威胁大。

综观唐代中叶以至宋庆历时期的排佛运动，可以认为儒家学者们虽然用力甚著，但收效却不是很大，远不及于他们在经学批判方面所获得的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大多只认识到佛教在社会、政治乃至文化上的危害，而没有看到佛教对儒学最大的挑战，乃在于其义理精微的心性理论，这种理论不仅佛教僧徒当仁不让地自居为专有，就是一般的儒士也认为是孔孟所不曾言及^[24]，因而对士人尤其具有吸引力，《二程遗书》卷二上记载伊川语说：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25]。

在伊川看来，佛教“崇设像教”之类社会政治文化层面上的危害并不是很大，其真正的危害，在于以义理精微的“性命道德”之学夺走了儒家的教席，使得高明才智之士迷惑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佛教对儒学最大的挑战，也主要表现在这一点上。因此，摆在宋初儒者面前的一个巨大任务就是要从佛教手中夺回日渐丧失的精神阵地，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非要发展出儒家自己的一套“性命道德”之学不可，即儒家也只有穷深极微，才可能辩彼之非，明己之正，而这一点决非范、欧诸儒在礼乐文制上着眼所能尽，因而这一使命也就历史地落到了以二程等为代表的道学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