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　丝路的二度繁荣

公元97年，东汉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汉朝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后，派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到达条支，而当时安条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争夺的目标。因而中国与埃及最早的官方沟通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而历史记载中的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官方沟通似乎不止于此。《后汉书》记载了公元166年罗马使节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大使馆的纪录。

然而，当中国进入东汉时期，由于内患的不断增加，自汉哀帝以后的政府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内部纷争不断。后期车师与匈奴年年不断的战争更令出入塔克拉玛干的商路难以通行，当时的中国政府为防止西域的动乱波及本国，经常关闭玉门关，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丝路东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状态。

随着中国进入繁荣的唐代，西北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唐朝统治者的关注。为了重新打通这条商路，唐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西域各国，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唐控制西域的机构，新修了玉门关，再度开放沿途各关隘。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丝路分线，将西线打通至中亚。这样一来丝绸之路的东段再度开放，新的商路支线被不断开辟。人们在青海一带发现的波斯银币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最多的，这证明青海也随着丝路的发展成为与河西走廊同等重要的地区，加上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波斯（7世纪中叶后阿拉伯帝国取代了波斯的中亚霸权）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令这条商路再度迎来了繁荣时期。

经济中心的南移，带动了南方丝绸之路的繁荣

与汉朝时期的丝路不同，唐控制了丝路上的西域和中亚的一些地区，并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西域小国林立的历史基本结束，这样一来丝绸之路显得更为畅通。不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商人也开始成为丝路东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们也不再仅仅是商人和士兵，为寻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们也逐渐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大量先进的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并接纳相当数量的遣唐使及留学生，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佛教、景教各自取得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机会，一时间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收获。(www.daowen.com)

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唐朝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上的富足，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来源地带给人们的精神差异的影响。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随之进入的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时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相对而言，唐朝的财力物力要比其前一些朝代强得多，因此唐人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地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囤积居奇，有钱人不仅购置奇珍异宝而且还在家里蓄养宠物、奴隶。帝王皇族带头，豪绅阔户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异域奇物为能。美国学者谢弗指出:“7世纪（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玉门关的兴衰代表了丝绸之路的兴衰

受到这条复兴了的贸易路线巨大影响的国家还有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节带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这些宝贵文物现在仍在奈良正仓院保存着。所以，奈良正仓院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终点。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1988年奈良县政府在奈良市举行大规模的丝绸之路博览会。日本最大的电视台也从中国到欧洲以实地拍摄方式制作丝绸之路节目。

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开始衰落，西藏吐蕃越过昆仑山北进，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国北方地区战火连年，丝绸、瓷器的产量不断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远行。唐以后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因而相对稳定的南方对外贸易明显增加，带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渐成为南方经济大城。当中国人开始将他们的指南针和其他先进的科技运用于航海时，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它发展的绝佳机会。北宋南方高度发达的经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经济最为发达的北宋没能控制以往丝路上的河西走廊，这成为日后丝路青海道繁荣的机遇。到了南宋时期，南宋政府早已无法控制整个西北。因而西北丝路的衰落日益明显，而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路的开辟，逐渐有取代西北丝路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