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越政权及其性质

南越赵佗自从听取任嚣遗言，自立为南越武王，立即安插亲党，逐步取代秦任命的大部分官吏。后来，虽然在汉使陆贾的劝说下，接受了汉的封赏，成为汉隶属的藩国，都城建于番禺(今广东番禺)，传五世，93年，立国近一个世纪，疆域东与闽越相接，抵今福建西部之安定、漳浦;北以五岭为界，与长沙相连;南达海南岛，越南北部;向西到达今广西百色、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等小国毗邻，接受汉封，虽也“入贡朝请”，但在境内依然“称制与中国侔”。其独立割据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其时汉属南越究竟是怎样治理的呢?根据记载和今人研究，佗在藩国中设立中央与地方机构。大体仿照秦制，以后受汉封赏，其政治体制并无多大变化，只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有所增补，完善。

按《史》、《汉》等史书记载，南越政权机构与官吏职位与内地基本相仿，中央有丞相、内史、御史、中尉、太傅之类重臣;文武百官有郎、中大夫、将、将军、左将、校尉、私府、私官、东府、泰官、常御、少内等职务;至于王室后宫，也仿效秦汉后宫体制，设王后、妃、嫔与太子册封等制度(《张荣芳·汉朝治理南越国模式探源》见《南越史迹研讨会论文选辑》)。地方机构，分郡、县两级。地方官有假守、郡监、使者、县(令)长及啬夫等，编制也基本仿照秦汉制度。不过在广大的南越基层地区，依然实行“以越制越”的政策，即由越族中的豪酋掌管基层政权。

南越国的军队包括步兵、舟兵、骑兵三大类。数量十分可观，据《汉书·两粤传》载，赵佗自称“带甲百万有余”。这自然有夸张的成分，不过至少也有数十万士卒(同上)。(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南越政权是汉、越上层结合的产物。从中不难理解，南越政权既具有归顺汉朝的因素，又具有割据的倾向;二者性质并存、向心与离心兼具的双重特点，立国意识与汉越关系，从政权体系中已经做了明确的回答。

南越政权的出现，与北方汉人大量南迁是分不开的。秦为了经营岭南，一直强制商人及其子孙谪戍岭南。战国以来，中原工商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商业经济十分活跃，中原出现不少“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的大都会，著名的如燕之涿、冀(今北京市)，赵之邯郸，韩之荥阳(今河南荥阳以北)，齐之临淄(今山东临淄)，楚之宛、陈(今河南淮阳县)，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尤以宋之定陶(今山东定陶县)最为繁盛，成为“货物无所交易”的“天下之中”(《史记·货殖列传》)。在工商业活动中，经营盐、铁、冶铸的三大工商业者最为富有。他们“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与之抗礼”(同上)。随着工商业富豪势力的增长，向外扩展成为必然的趋势。不仅如此，秦汉统治者深受富商大贾雄厚财力的威胁，一直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秦始皇时，谪戍岭南的对象中，总少不了商人及其子孙。就当时而言，岭南地区远远落后于中原，比如农业尚处于“火耕水耨”的阶段，一般人民的生活也只能是“饭稻羹鱼”、“不待贾而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业很不发达，集市贸易刚刚兴起。不过从秦、汉大量移民之后，尤其谪戍商人及其子孙以后，岭南的落后面貌，开始出现明显而突出的变化。那时，汉、越关市贸易(主要还是指关塞要地的集市贸易)日益兴起，北方铁制农具，马、牛、羊等畜产都源源运往南越。从此，岭南获得了发展生产，满足生活需要的必需品。如何维护关市的畅通，成了发展南越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到吕后执掌政权后，一度执行部分闭关政策，就使双方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表面化，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终于导致政治形势的对立，汉、越再度处于敌对状态，赵佗竟不顾一切地重走叛汉独立割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