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的现代化和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外来宗教,经过与我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而总汇于我国文化洪流之中,成为传统文化儒佛道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随着佛教的流传,中国人不断对它进行研究。在古代,研究佛教的主力是佛教学者,首先是沙门,其次是居士中的学者。他们主要是诠释经典,弘扬义理,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佛学的基本内容。还有一些站在儒、道立场的学者,他们研究佛教的目的是批判、反对佛教,这方面留给后人的成果并不丰厚。近代以来,有一批文化涵养极高的居士学者,兴起了佛学研究的热潮,他们把佛教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颇富时代气息,成就亦令人瞩目。当时也还有少数无佛教信仰的杰出学者从学术角度对佛教进行了客观的考证、剖析、论述,其贡献令人钦佩。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使佛教研究向前推进一步,这是我时常思索的问题,也是我从事专业研究的方向。多年来我最感兴趣,并为之付出心血的课题有三个:一是佛学研究的现代化;二是佛教之中国化的内容和方式,也就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三是佛教哲学之中国化。

从文化层次的视角来考察,佛教有高低、上下或雅俗之分,也就是有以文字为载体的高雅的经典佛教,也有不重经典依据的粗陋的民俗佛教。经典佛教大体上相当于佛学。我所从事的研究就偏重在佛学方面,尤其是佛学中的哲学。佛教哲学是经典佛教的重心,也可以说是整个佛教文化的核心。研究佛教哲学思想无疑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几年以前我写了一本书叫《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1991),这是佛教哲学研究现代化的初步尝试。我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了努力:一是结合运用现代的价值学、心理学、宇宙论、发生认识论等方法,从浩繁的佛教典籍中筛选出现代人最为关注且易于理解的几个重大哲学问题,即关于人生价值论、宇宙要素论、宇宙结构论、宇宙本体论和认识论等,加以现代诠释。二是从现代哲学的高度去审视佛教哲学思想,运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和实事求是的评述方法,较为系统地揭示佛教哲学的思想实质和现代意义。再一个就是力图运用现代语言解释佛教哲学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内涵,表述佛教哲学思想,以便于现代人的阅读和理解。

此外,我还对佛教典籍《华严金师子章》做了校点和注释,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剖析了该书的思辨逻辑和理论实质。后来在校释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今译,先后出版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中华书局,1989)和《华严金师子章今译》(巴蜀书社,1990)。我认为,佛教原典的校释和今译,也是佛学研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www.daowen.com)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固有文化也渗透到佛教的各个方面。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佛教形成的过程,即佛教中国化、民族化的过程。这个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关注。我认为所谓佛教中国化,即是佛教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相适应,相结合,进而形成独具本地区特色的佛教,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特征。我们若把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诸种表现形态结合起来研究双方的冲突、斗争和涵化、容纳,这对于深入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充实发展民族的新文化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基于上述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上做了些探索,撰写了多篇论文并出版了专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在研究中,我着重从政治意识、伦理道德、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民俗等方面,力图全方位、多层次地揭示佛教与传统文化的横向联系,并以此说明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异同、中国佛教的基本风貌,以及中国佛教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特殊性格。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佛教人生观和世界观既有消极的一面,也不乏某些合理因素;佛教在政治上既与封建统治阶级相协调,也有矛盾之处;佛教道德伦理观有保守层面,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佛教在文学艺术上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等等。我力图通过对佛教所做的实事求是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清理两千年来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积淀。同时,我在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思维模式中的佛教因素及其由来等问题上,也做了探索性的研究,以利于反思我们民族思维方式形成的过程及其结构层次,剖析民族灵魂。此外,在研究过程中,也注意总结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交融的经验教训,为如何面对新的文化撞击提供历史借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有助于新时代的新文化建设。

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佛教,也就是研究佛教哲学的中国化,这就既可以揭示中国佛教思维的内核及其特征,拓宽中国佛教的研究领域,提高中国佛教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又可以系统地总结中国佛教哲学在与儒、道等哲学的交涉中不断演变的历史进程,还可以利用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成果来丰富中国哲学的内容。这就是说,可以使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研究互促互补,相得益彰。

为了实现这个设想,我有时集中研究中国哲学,有时集中研究中国佛教哲学,二者交叉进行,良性互动。大约在十年前,我用了差不多两年的工夫埋头于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从中清理出我认为十分重要的12个哲学问题。它们是:宇宙生成论、本体论、时空观、常变观、矛盾观、形神观、人性论、人生理想观、历史观、名实观、知行观、真理观。对这12个哲学问题,做了博中见约、由约显博的史料梳理和理论提炼。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在《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0)一书中。该书对先秦时期的儒、墨、道、法、名、阴阳家的学说都一一做了评述;对两汉至明清的哲学,除了论述儒家思想以外,对魏晋玄学和佛教各宗派的哲学思想也做了较详的说明,对发掘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努力,从而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哲学史的思想内容。

撰写《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的姊妹篇,即在思路和体裁方面与它近似的中国佛教哲学著作,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心愿。近7年来我正在着重研究中国哲学思想,从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出发,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佛教的重要哲学问题,勾勒中国佛教哲学体系,阐述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又与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中国固有的儒、道哲学思想加以比较,以凸显其独具的异彩。我想,对中国佛教文化核心的哲学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必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也有助于更全面地总结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

[原载《瞭望》,199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