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guments Between Critics and Madmen　批评家与狂人辩词——评王林吕澎的笔墨官司　文_程美信

去年，王林以《除了既得利益，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1]一文披露了“92年广州双年展”一些陈年往事。他指名道姓地说：“1990年代上半叶，还有三件展事对中国艺术影响甚剧，值得提及。一个是1992年吕澎主持的广州90年代艺术双年展，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双年展名义举办的展览，但仅此一届，再无下文。展览企图通过市场操作让前卫艺术浮出水面，自有其意义。但评奖的暗箱操作和展后不守商业信誉，为艺术界投机活动开了不好的先例。……1990年代以来弥漫于中国艺术界的机会主义和江湖习气，就是从这个展览（广州双年展）发端。”此文公开后，从各方反映情况来看，广州双年展的确发生了一些憾事：一是参展作品部分丢失；二是举办方未兑现承诺；三是评奖“暗箱操作”嫌疑。这些也正是王林指责该展览“开了不好的先例”的主要依据。吕澎随后以《当代艺术需要争取彻底的合法性》作了回应，但对王林提及的相关具体问题未作正面答复。由于王林的文章涉及甚广，似乎不完全针对吕澎而又将他推向当代艺术的“罪人”位置，加之文章指向分散，使吕澎轻易避开了指责，反而大谈特谈资本是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合法化的重要意义；对王林有鼻有眼地指出“得到‘好处费’的批评家有意冷淡任戬等人的《消毒》行为作品”^[2]，他则反问“你（王林）这么多年得到的好处难道比这个少吗？”^[3]。这一问正如吕澎在其他场合所说“这个时代其实是没有知识分子的”^[4]相一致，执意强调“不论我怎样，这个时代没有知识分子比我更干净、更高尚”。吕澎的坦白直率，道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莫大悲哀，集体堕落使整个知识群体不再有道德资格进行批判性表达，大家只有沆瀣一气和狼狈为奸。

王吕之争在美术圈里颇有关注率，但人们视线总被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所吸引。尽管他们还没有正面对质争辩，可还是通过媒体发声进行了“冷战”。王林最近接受《库艺术》采访时再次提及此事，杂志编辑似乎有意挑起批评界的陈疮旧脓，引用王林的“历史不是私有财产”作为文章标题^[5]，原话虽是针对高名潞和栗宪庭，但切入吕澎策划的《改造历史》艺术展却更有言外效果。王林在访谈中指出：“他（吕澎）说没有证据不等于就没有证据。就我讨论的问题而言我列举过很多案例。广州双年展有些参展作品到现在也没有退还，这不是证据吗？吕澎当年说‘买断历史’，现在讲‘改造历史’，是买断后改造？还是改造后买断？还是边买断边改造？买断，当然可以用钱。改造呢？用什么来改造？用官方意识形态来改造当代艺术吗？”

这里，王林的“历史不是私有财产”说法很不成立。首先，作为自在的历史之外，治史本是一种私有化的个体行为，历史写作全然来自不同个体的主观判断，再客观严肃也不足以还原历史。与此同时，任何人都有权编纂历史。舆论界对吕澎的“改造历史”展览标题存在片面解读，因为过去时历史虽不可追溯更改，但记录历史及编纂历史的动机和目的就在对未来施加影响作用，故有“一切历史是当代史”批判说。人与社会的可塑性，来自历史互渗经验的整合动力，也是不同个体的意志表现。吕澎策划“改造历史”艺术展和撰写“中国当代艺术史”，不论它们具不具有改造历史的积极意义，但作为艺术史家拥有常人撰写历史的普遍权利。试想，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何尝不是私有的“一家之言”。(www.daowen.com)

王林在《“历史”不是私有财产》里将矛头再刺吕澎。吕澎不但没有就具体问题正面回应，反而要求王林先满足他的六个条件才予以回答，其中两条是“3.尝试着写出不低于10000字的艺术家研究个案或者做一份艺术家的年谱”；“6.独立地写出一部三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史”^[6]。从道理上讲，吕澎的要求是完全立不住足的，也是蛮不讲理的要求；既然做过广州双年展的策划主持，代表了责任主体，任何人都有权对其提出批评质疑，不因为没写过上万字的艺术家个案或一部三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史就丧失了批评质疑权利。更不可思议的是，吕澎无视自己是主体对象，不打算正面回答别人的质疑也罢了，竟然先把王林以往学术工作进行全面否定，认为它们基本上是“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和“陈词滥调”，还表示“基于以上基本判断，我没有兴趣回答你的任何问题。除非你做到了以下我开出的条件，我可以很严肃地回答你任何问题”。这种傲慢无理完全不符合具有史论学者的专业素养，毕竟王林没有不讲理的地方，辩论起码要遵守必要的规范条理。可以说，吕澎的表现态度大失学者风度，不免让人深感失望。

王林的“‘历史’不是私有财产”说法非常不妥，以此影射吕澎将“历史”划为私有财产是不得当的道德指责。殊不知，作为社会成员参与历史进程是天赋权利，作为艺术史家以个体立场去撰写历史也天经地义，排斥个人主义和私有现象往往是集权主义伪道德表现（中国兴这一套）。任何编纂的历史，意味着它可以不断地被修正；任何强权的历史，意味着它可以不断地被颠覆，历史本身是个开放体系决定了其强大张力。吕澎的不得当在于从《当代艺术需要争取彻底的合法性》再到《对王林“等待回答”的通知》，始终在回避质疑者指出的具体问题，还给人家布置作业作为回答条件，其实是越陷越深而又越难以自圆其说。广州双年展有错误就检讨，有委屈就澄清，切不可为了将自身错误的合法化，推诿地抹黑这个时代全世界知识分子，这才是真正的“无限绽放”^[7]。假如王林指出广州双年展的情况属实，放在欧美大多数国家必定是一起学术公案，吕澎至少是无法在大学里继续混下去，国外大学决不会跟你瞎扯“这个时代其实是没有知识分子的”那一套。如果是王林在毫无根据的“夸夸其谈”，他将为此要付出倾家荡产的可怕代价。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艺术批评需要加强对话机制与辩论程序的规范建设。有关“王吕之争”反映了批评界、学术界的整体内部危机，所谓的学者批评家，辩论起来不遵守条理规范，胡搅蛮缠起来无异于无赖泼皮。这种恶劣风气不限于艺术批评界，抑或是国民性的弊病表现。从国家政府行为与日常社会生活严重缺乏理性秩序规范，以致人们错误地把胡搅蛮缠和强词夺理视为一种应变的机智能力。同时，国家谎言在塑造全体国民撒谎、诡辩、造假的生活本领，狡黠圆滑完全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和道德诚信。身为艺术批评家，捍卫公正、探索真理、坚持学术是使命职责，起码要做到以理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