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邓小平舌战“喝过苏联洋墨水”的中央代表

关键词：邓小平中央苏区共产国际

【案例呈现】

1933年3月下旬，临时中央撇开中共江西省委，直接主持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公开批判邓小平，以此揭开了反对“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中央代表一开始就定了调子：“会昌、寻乌、安远等县的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过去是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退却逃跑的单纯的防御路线，是我们在赣南会议上早已批判过的逃跑主义路线的翻版。这一条路线，同福建杭、永、岩的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3县过去在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对于党员同志、群众的力量没有丝毫的信心，所以，一听到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即就惊慌失措，退却逃跑，将整个寻乌县拱手让给广东军阀，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这是不是还在执行我们党内那老牌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

显然，临时中央代表不仅要把账算在邓小平头上，而且还要追究到毛泽东的身上。邓小平听后非常气愤，他正要站起来辩解，那个中央代表用手势进行制止，继续说道：“在今后的斗争中，再也不要相信什么‘诱敌深入’的战术了，那是狭隘的经验论，要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什么‘诱敌深入’，那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军事作战原则。当然，提出这个战术的人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山沟里的秀才，蹲在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呢?真是笑话!所以必须肃清‘逃跑主义’在党内和红军内的影响，坚决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

听到这里，特别是听到那一系列的攻击毛泽东的言论，邓小平再也按捺不住了，他霍地站起来，非常愤慨地打断那个中央代表的话：“我不能接受你的意见，有什么不同看法，是党内存在的正常现象，不能对同志搞人身攻击。你们说毛泽东是逃跑主义者，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是谁领导创建的?”

说到这里，邓小平向那个“喝过苏联洋墨水”的中央代表轻蔑一笑，便反唇相讥：“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不能在上海待下去?而中央苏区又为什么搞得红红火火?你们在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而我们在山沟里却产生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你难道能说毛泽东不懂马克思主义吗?”

在邓小平一连串的反诘之下，中央代表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宣布会议结束，将邓小平强行关进“审讯室”。

“左”倾领导把邓小平的检查登在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并冠之以《试看邓小平的自我批评》的题目，斥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直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摘编自《文史精华》，2008年第2期

【案例讨论】

1．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主要原因是什么？(www.daowen.com)

2．为什么称邓小平是“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案例点评】

1987年后，邓小平曾两次与外宾谈到自己“三落三起”的历史。邓小平第一次“落起”是30年代初期在中央苏区，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临时政府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等人则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他们的“城市中心论”。为此，邓小平遭批斗，并一度被关进监狱，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次“落起”才画上句号。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程是艰苦的，斗争也是激烈的，既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军事斗争，又要与党内各种“左”倾错误思想作政治斗争。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

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夺得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王明路线”。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改造”党的各级机关，进行宗派反党活动，提拔其宗派集团的人到中央领导位置，并派“钦差大臣”以中央的名义到各根据地夺取领导权，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夏曦、张国焘等人分别被派到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据地进行夺权活动，并大肆进行肃反扩大化，残酷打击和迫害根据地的大批革命将领，给根据地带来了重大损失。王明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在中国共产党内推行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客观实际的冒险主义指导方针。在白区，打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的旗号，搞所谓的“进攻路线”，使不少同志和党组织遭受了不必要的牺牲与破坏。由于党中央在上海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之下，王明上台不久，为躲避危险就随米夫去了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他的留苏同学博古负责，组成临时中央，王明在苏联遥控中央，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未能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革命力量上，而是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强调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方针首先在国统区内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全面推行，致使国统区共产党的组织及其工作首先遭到破坏，临时党中央机关也难以在上海立足，1933年1月被迫从上海迁到瑞金中央苏区，开始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工作，指挥反围剿战争，由此王明“左”倾错误，特别是军事指导方针的错误，在中央苏区得以全面推行。1933年2月，中央局为了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福建苏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打成“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接着又在江西苏区开展了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坚持正确主张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

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主要原因有：旧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缺乏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产生“左”倾错误的主观原因；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和错误领导，是产生“左”倾错误的重要外部原因。

教条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无论在革命或是建设时期，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具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东方大国，经济上相对落后，文化传统上有东方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党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教学建议】

通过本案例的分析，要让学生了解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本案例适用于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第一节“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部分的辅助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