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车上书

关键词：康有为公车上书戊戌维新

【案例呈现】

1895年3月18日，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正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李鸿章赴日乞和之时。3月21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前二日，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已传到北京。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奔走相告，强烈要求清廷拒绝批准条约，继续抗战。起初各省举人自为单位，分别向都察院提出要求。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广东、湖南举人领先上书都察院，别省继之。数日之内，书呈纷飞，“章满察院，衣冠塞途”，举人们甚至“围其长官之车”，情绪激昂。台湾省举人更是捶胸顿足，垂泪请命，强烈反对割让台湾，而清政府竟毫不理睬。于是，康有为又倡议18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众人即推举康起草。康有为壮怀激烈，热血沸腾，用一昼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长达1.8万余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亦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公车上书》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言救时之方，详陈自强之道，引经据典，文贯中西，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该书首先强烈反对割让台湾，指出割让台湾给日本是“弃台民”、“散天下”，会造成“民心先离”，中国将有土崩瓦解之患。又反对议和，认为言和是“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故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提出了他的全部变法维新主张：

第一，下诏鼓天下之气。要求光绪帝速下三诏，一下“罪己之诏”，二下“明罚之诏”，三下“求才之诏”。三诏一下，赏罚既明，天下士气必大受鼓舞，则可上下一心，以赴国家之急。

第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认为，京师近海，容易为外国侵略者所胁制，而今旅顺、威海卫已为日军攻占，京师屏障全失，建议迅速迁都西安，使日本失其胁制之术，则不必割地，也能达成和议，即使和议不成，我大军云集都畿，扼守潼关、函谷关之险，亦可言战。

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认为，中国所以屡战屡败，将衰兵弱、武器落后是重要原因，所以主张训练新兵，尤其强调选将和购械。选将应注意挑选年少力壮、出身卑贱者，肯为国家效力；而不用那些精力衰竭、暮气沉沉的老将。建议令各地绅士举办团练，并令州县各荐一位慷慨知兵之士，十中挑一，则必能选拔出优秀将才，为国家所用。购械则需选拔精于制造技术、又能廉洁奉公的人，向外国购买近代化枪炮，使“器械精利，有恃无恐”。康认为只要有精兵猛将，再配以精锐武器，即可强天下之势，对外能稳操胜券。

第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认为以上三者，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唯有“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他发挥变易的哲学思想，指出清朝制度沿袭明制已经数百年之久，而“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他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三项建议。

《公车上书》脱稿后，于四月初七、初八、初九连续三天在北京宣武城南松筠庵之谏草堂，集18省1300名举人传观讨论，并预定抢在《马关条约》换约前4天，即四月初十去都察院投递。初九，不少举人听到清政府已批准和约的消息，于是“群议涣散”，“取回知单者”凡数百人。所以，初参加松筠庵集会者虽有1300名举人，最后《公车上书》附录的题名录里仅存603名，而上书亦未能送达都察院。

——摘编自王晓秋、尚小明：《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案例讨论】

1．简述康有为等推行维新变法运动的背景和目的。(www.daowen.com)

2．“公车上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如何评价“公车上书”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案例点评】

“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1300余人为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而联名上书请愿事件。由于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的，按汉代举孝廉乘公家车辆赴京的惯例，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称为“公车”。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停战条约，即《马关条约》。此条约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承认战败，割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并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然也引起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全国各省举人的反对。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领衔起草《上今上皇帝书》。5月2日，康、梁带领18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会于“都察院”门前请求代为上奏朝廷。

“公车上书”表明了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公车上书》的直接目的虽未达到，但在封建专制时代，数以千计的爱国知识分子勇敢地冲破清政府“士人干政”的禁令，集于一堂，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这本身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而且，上书的内容经辗转传抄，在神州大地上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回响，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已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幕，预示着以后更大规模的群众性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

“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公车上书”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维新派提出资产阶级维新改革的政治纲领，企图在不推翻清朝旧政权的前提下，救亡图存，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宜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此后康有为历次上书大抵不出“公车上书”的范围。“公车上书”被拒绝代呈，光绪帝没有看到。不久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5月29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而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³⁾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他的上书。接着，他又上“第四书”，再次吁请“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筹组强学会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不久，康、梁等人又在此基础上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对“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一直是后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1999年7月，《光明日报·读书周刊》根据姜鸣的文章，发表《真有一次“公车上书”吗》，引起了众多议论。汤志均先生应该刊的邀请，专门写了反驳文章《公车上书答客问》。他引用了《汪康年师友书札》、天津《直报》等材料，认为当时确有“公车上书”之事。

【教学建议】

本案例介绍了“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

本案例适用于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第三节“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部分的辅助教学，或用于该部分课程内容的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