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价值导向的错误和危险

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也认为，不能说市场经济本身与道德毫无关系。市场经济的运作需要有基本的道德规范，比如诚信。法律制度的维系也要靠社会各方的道德诚信，否则市场无法健康运作。就市场完成其本身的作用来讲，它都不是与道德无关的。另外不仅科技本身有价值导向作用，事实上今天的科技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我们去追求好生活。如果你不在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之间做出截然的区分的话，你就不能讲科学技术是没有价值导向的。另外科学为发挥其社会功能，为提供客观有用的知识和可操作的技术，也离不开道德。不能说科学的运作只需要一套与道德无关的操作程序。只要按照这套程序去操作，一个科学家就能取得卓越的成就。科学研究显然不是这样的。2006年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是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克隆干细胞造假的事情。这是一个典型。如果科学家没有起码的求真的真诚，那么他就极有可能违背科学操作程序。所以，我认为科学研究程序不仅是一个逻辑程序和操作程序，其中也包含着道德规范。所以，如何使科学的发展为人类的前途负责任，如何使市场的运作也能为社会负责任，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不仅研究者改变了一些观念，包括企业界、科技从业者也在改变自己的观念。

另外我想跟您探讨的是，从古至今，一直都有物质主义者，只不过在传统社会，物质主义者是受到人们蔑视的，没有谁敢于公开宣称我就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因为“物质主义者”是一个贬义词，甚至是一个骂人的词。所以在古代社会，在传统社会，物质主义者必然是少数，是受鄙视的。但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很多人都是物质主义者，或者说很多人不同程度地受到物质主义的影响。作为多数人的物质主义者强有力地影响整个制度的调整和改变，而后这个制度又会进一步胁迫人们以物质主义的方式去追求人生意义。于是，现代性的价值导向就是物质主义的价值导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想把现代性的价值导向的错误就归结为这样两点，想听听您的意见，看看这种概括是否正确。我想现代性的价值导向就是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导向，它的错误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点就是它所激励的意义追求方式是根本错误的。如果我们用王阳明的哲学来理解人生意义的话，就可以直接诉诸我们的“良知”和心灵，更便捷地探寻人生意义。我们没有必要像现代人那样，先努力赚钱，赚了尽可能多的钱以后去购买各种各样的物品，来表明自我价值的实现，来得到他人的承认。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这是非常愚蠢的一种追求意义的方式。我觉得人完全可以像梭罗那样用很少的物质财富去过一种意义极为丰富的生活。而且我认为像儒家倡导的生活方式，梭罗倡导的生活方式，是更加明智的。这是现代性价值导向的一个根本错误，它激励人们追求价值的方式是错误的、愚蠢的。第二点，因为它通过制度，通过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媒体，激励着多数人以物质主义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这样它必然导致全球性的生态灾难或生态危机。所以，现代性的价值导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度危险的，是会把人类引向毁灭的深渊的。这是可以给出一个比较精密的论证的。我大体上就把它归结为这样两点，不知道是不是过于简单，还需要加以补充。

杜：我顺着你这个思路做一些回应。资本的发展和科学真理的探求本身是有很深刻的价值取向的，而且它有很多背景的预设，不能把它当做纯粹的执行活动或者没有反思的利益追求。它后面是有深刻的价值导向的。以中国为例，现在出现了很多商团。以前有两个电视剧《大宅门》和《乔家大院》，讲徽商、晋商，他们确实有一个最重要的价值，那就是诚信。因为诚信能使得交易成本降低许多；如果没有诚信，靠外在的力量来制约，比如契约，那就花费得非常多。现在如果律师介入了商业行为，介入了其中每一个环节，那么商业利润会大受影响。最近还看到一个例子，以后有机会再深谈。中国现在是世界的主要外销国，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字样。但是实际上，比如看一个电脑，也许它的零件和组装都在中国，是中国的劳力所创造的，但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得到的收入非常少，占商品价格大半比例的是品牌（brand name）价值。品牌就是一个象征符号，但是拥有品牌的公司用这个品牌得到了最大的利润，经理人得到的报酬也非常高，而劳动人民花了很多时间所得却很少。这一分析思路和马克思的思路一脉相承。尽管劳动者所得很少，但比他们在农村赚的还是多一些，年终他们有钱带回家去。

卢：这就是刘少奇以前讲的“资本家剥削有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

杜：那么现在讲中国内部出现的各种商团，比如浙商，乃至温州商人，还有粤商、台商，每一个商团都在发展和塑造他们的自我认同和公众形象。这引发出很多价值问题。因为中国社会的仇富和欺贫，中国企业家在社会上的形象和接受度还很不够。怎样来塑造正面的形象？是不是要进入慈善业？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每一个不同地区，商会要怎样来塑造自我认同？这都是企业界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道德诉求的制度，是没有价值取向的纯粹的商业活动，未免失之草率。另外，我们现在是不是只需要程序政治（procedural politics），而根本不必考虑其他因素？为发展科学，要不要培养科学家的责任感和求真的真诚？像你刚才提到的克隆，那位造假的科学家（黄禹锡），实际上是最前沿、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因为他曾成功地克隆了狗，这是难度非常大的科研课题，那是实在的成果。但是他急于更上一层楼，结果身败名裂。

另外，制度因素是难于掌握的。消费主义出现后，即形成了一种机制。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受这一机制的制约，谁也不能脱身。举一个例子，如今最大的浪费之一就是电脑消费。电脑三五年就要更新，所有零件都变了。用电脑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了。但是我们一定要随时更新，随时换新电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消费，而且电脑的消费很大。此外，美国社会对纸张的消费，对各种不同的基本物品的消费，跟中国相比的话，可能是十倍、二十倍，但是你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美国的汽车也都在更新。所以怎么处理不必要的浪费是个大问题。

正是因为消费的力度大，你说的物质主义价值导向就出现了。你说这是根本的错误，我相信这是道家对人的文化，对机心或算计之心的批评。资本主义如果没有机心和算计之心，根本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大多数到美国的中国人都学会了怎样运用法律，怎样算计，怎样讨价还价，而且锱铢必较，整个制度使得你非如此不可，否则你的存活会出问题。对这种情况，道家的批判能触及根本，像《庄子》里讲，一个人通过对机械的运用能够把灌溉变得非常容易，道家人物看了以后非常痛心。他痛心的不是机械运作好不好，而是人的这种“机心”。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就靠这种“机心”。这跟儒家的“人文化成”有很大不同。王阳明诉诸“良知”、心灵不一定和社会物质的发展相矛盾，但是你采用什么方式来发展却很重要。现在的问题是，发展本身使得我们的心灵和价值都转化了。因为这个原因，你说它是一个错误。你关心人生意义问题，问是不是只要很少的资源就可以获得丰富的人生意义。现在有很多人在考虑这个问题。有些人有这样一种说法，也值得注意，以前说“安贫乐道”，儒家也有这个思路，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2]所以如果富贵来的话，我不会抗拒。如果只要追求即可获得，我会尽心去追求。但因为我去追求不一定得到我所要的，所以，我还是在我的喜好之中求得安身立命之所。(www.daowen.com)

有些人则认为一定要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物质不匮乏，这样各种不同的自我发展的条件就都具备了。你去听世界上最好的音乐会，你去最好的博物馆参观，像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甚至波士顿的博物馆，这些都需要非常雄厚的资金才能做得到；歌剧啊，音乐会啊，绘画展啊，也是这样。美国目前的一个危机是中产阶级的贫穷化。中产阶级不是逐渐提升到上层阶级，而是下降到生活底线。

美国的财富积累极其严重。哈佛前校长柏克（Bok）曾经写过专书来批评这个问题，批评跨国公司的董事长、经理人收入太高。据说日本高薪的董事长的收入和清洁工的收入只相差六、七倍，美国现在可以差上千百倍。举一个例子，曾负责管理哈佛基金的投资人麦尔，他的薪水以前是保密的，后来公布了，他的收入超出全体哈佛雇员（不包括教授）的总和，因为他为哈佛创造的财富太多了。他后来迫于压力离开了，但离开以后他的薪水却更高了。在美国这是一个难处理的问题。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目前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甚至比美国的情况更糟。不要说城乡之间，大企业家与农民，在学术界也闹得相当厉害。比如我们研究文科的人与研究理工的（可以做咨询）和研究经济的（财路非常多）相比，在同一个大学中收入差别就很大。在同一个环境里，有些人开奔驰来上课，住豪宅；有些人的生活非常艰苦。这种情况怎么改变，都和物质主义有关系。

另外你提的第二点，制度、资本、媒体造成了相当大的杀伤力，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杀伤力。这在中国表现得最突出，中国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现在发现了这个硬道理如果不节制会造成人为灾难，如土壤的流失、矿物资源的浪费、水体的污染、空气的污染、生态系统的破坏，对这些人民到底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污染达到什么程度，才觉得需要停止了？我有一个很强的印象，我认为汽车文化在中国无限制发展是政策上的一大失误，应该把大部分的力量放在发展公共交通系统上。中国没有走这条路，想用汽车消费来拉动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了。

卢：政府对此有责任。

杜：这完全是政府的责任，不仅是中央政府，还有地方政府。我有几个朋友在大公司，在早些时候他们说要向中国输出汽车，我那时非常痛心，非常忧虑。北京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首都，现在1 300万人有300万汽车^[3]，已经整个瘫痪了。不用说其他人了，在大学教书的人都认为一家没有两部车不行。这条路慢慢走下去北京就变成曼谷了，在曼谷有时候走路比开车还快。在拉美，开车的中产阶级受罪，真正有钱的人已经坐直升飞机了，完全靠私人的直升飞机来处理事情。将来中国没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高楼大厦顶上都停私人飞机，城市里尤其是高峰期被汽车堵得死死的。现在在“文化中国”这个世界里，处理得比较好的有香港，各种不同的渠道畅通。另外，在新加坡则根本不让私家车进入城市中心，城市中心都是计程车和公交车。所以在新加坡要买一部车，纳税要到天价。北京将来一定要走这条路，现在用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上次非洲高峰会议，北京地区很多地方不通车，有特殊通道。奥运肯定也得这样。但这样是不是能解决污染问题，解决沙漠化问题，解决土壤流失乃至水源污染问题？像无锡这次太湖蓝藻爆发，再加上淮河污染，黄河断流，甚至长江也有值得忧虑的问题，喜马拉雅山附近的水源枯竭得非常快。自1949年后，我在1978年和美国海洋代表团第一次回国。那时有一位测水质的科学家，只要到了大的河流他就测水质，那时他就说有问题，如果不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过几年就无法找到没有受污染的河流。我们称中国为“神州大地”，自然风景是天下难得的，现在却变成世界上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卢：而且这个趋势难以遏制，因为人口很多，且人们追求经济增长的欲望极为强烈。

杜：另外，各个地方的官吏为表现他们的政绩需要尽力促进经济增长。台湾商人想在厦门建化学工厂，上千人游行、抗议、示威，包括大学生。现在工程暂缓，等到压力小了以后可能又有其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