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生活之道

卢：他还发了两篇文章给我，这两篇文章试图澄清别人对他的误解。他以前称自己的观点为internal realism，内在实在论，现在他试图澄清这一点，说他仍然坚持一种scientific realism（科学实在论）。同时我觉得他的哲学跟比较狭隘的分析哲学家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想杜先生您也提过一个法国哲学家叫阿多（Pierre Hadot），他写了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作为生活之道的哲学》）。

杜：然后还有spiritual exercise（精神锻炼）。

卢：就是强调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活之道的重要性，而不是只看重arguments。

杜：Hadot是他（指普特南）介绍给我的，很惊讶吧。有好多年他跟我一起参加宗教委员会。他作为一个数理逻辑学家参加宗教委员会，他愿意把他犹太人的信仰当做一个哲学命题来考虑。这和一个叫Drabens（卓本斯）的教授不一样。Drabens也是研究逻辑的，是奎因最亲密的战友。他也是犹太人，对犹太教有虔诚的信仰。当时我们同在一个委员会里，那个委员会叫做Council of Deans，就是各个学院的院长组成的委员会。有一次院长会议讨论宗教研究要不要成为文理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就代表反方。他说宗教是undoable，即个人信仰是不能做研究的。所以，他认为宗教只是the matter of the heart，一种心灵的东西。罗尔斯到晚年的时候基本也持这种观点。所以你不要把这个问题提到public realm（公共领域）。但我想Hilary Putnam在这方面的思想与他有相当大的区别，尽管他们同样都是犹太背景。另外Hilary Putnam对我思考的问题有兴趣，这可能与Benjamin Schwartz（史华慈）有关系。他们都有犹太教背景，属于同一个犹太教知识分子团体。这边有一位犹太教的长老，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犹太学里关于Talmudic tradition（塔木德传统）的问题。所以他们有这种敏感，经常谈。

卢：对。我觉得他可能会比较欣赏阿多的观点。因为他后来认为哲学不应该都像分析哲学那样，只去构造精致的arguments，或分析语言的用法。他列举了几个人，像马克思，像萨特，像美国19世纪的大卫·梭罗，就是在瓦尔登湖边住过的那个哲学家。他认为他们都是杰出的哲学家。

杜：还有爱默生。

卢：对，还有爱默生。他们也应该被看做是很重要的哲学家。

杜：对。这里面牵涉到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是将来儒家可以与之对话的东西。一个就是transcendentalism，超验主义，这是由爱默生他们发展出来的；另一个就是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存在主义还分为宗教的存在主义和人文的存在主义，萨特代表人文的存在主义，另外还有宗教的存在主义，像Paul Tillich（田立克^[2]），Gabriel Marcel（马塞尔）和Meritain（马利坦）。在有些方面他们对我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

卢：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强调哲学家对生活之道的求索。

杜：他（指Putnam）甚至明确地说：只有通过像Hadot那样的思路，我才觉得做一个哲学家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工具。

卢：对，这是我特别欣赏的。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儒家是典型，所有的大儒都没有把学问仅仅当做一种理论构造。儒家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杜：它总有实践的一面。

卢：对。它总是强调理论（思想或学问）与生活的不可分性，我们的学和思是不能与活生生的生活相分离的。我觉得现代学术在这方面因为职业化而走过头了。当然克服职业化的倾向太难了，因为它是制度化的。

杜：特别要把所有的资源、权力乃至影响和它联系起来。

卢：对。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分析哲学家的工作仅仅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可以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他们对当代人所看重的公共知识的影响甚至都是微乎其微的。

杜：最有趣的是Robert Bellah（贝拉）曾经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奎因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那个时候因为越战，美国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奎因有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任何回应？几乎没有。奎因说，我所考虑的问题是人类思维最核心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没有任何现实价值。当然，他可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所以，那个时候贝拉就抱怨了，说也许杜威以后，美国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哲学家就要消失了。但任何一个社会，像美国当时发展得那么快，国家又面临深重灾难（越战），它不可能不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你哲学家做分析的工作，那么社会学家（帕森斯）、政治学家、神学家（田立克）、人类学家，以及文学家就成了时代的代言人，哲学家的影响反而微乎其微，而且变得不相干了。(www.daowen.com)

卢：他们甚至有意识地做不相干的事。这在分析哲学家那里有一套说法，他们认为分析哲学家的本分就是做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工作，分析伦理学的本分就是分析道德语词的正确用法，或分析道德话语是否有意义；伦理学家不必关心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争论，没有资格为他人充当导师。

杜：所以后来罗蒂有很大的反叛。罗蒂最近去世了。2006年8月在夏威夷东西哲学家会议时，我还主持了一个对话，罗蒂和意大利哲学家G.Vattimo（瓦蒂默）的对话。他那时精神非常好，而且他还想多去几次中国，和中国哲学界进行交流。后来，突然听说他患上了癌症。他被列入living philosopher（健在的哲学家）系列了，这非常难得，是个很高的荣誉。Living philosopher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对别人的批评做出回应。有了这种回应你才能出版一本书。所以，他后来把其他的事情都推掉了，我估计这个回应没写完他就去世了。有点像Thomas Kuhn（库恩），Kuhn也是在写回应的时候去世的，一去世便无法列入living philosopher系列了。

卢：Hilary Putnam最近也在做这个工作。他也是living philosopher。杜先生，我想我们最好确定几个可以收拢起来谈的问题。

杜：就谈我们开始提到的那几个问题吧！一共有四个题目吧？一个是现代性的价值导向问题；一个是关于伦理学的问题；一个是进步主义的问题；最后一个是21世纪哲学的目标问题。这样我觉得已经很丰富了。我们先针对这几个问题谈谈，可能还会谈出其他的问题。下一步再谈谈儒学的复兴问题。

卢：另外，我对西方的价值导向一直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当代西方基督教作为个人信仰或者作为社区信仰，影响仍然非常大。我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是，原则上讲基督教要实行一种根本性的转换，如宗教社会学家所讲的要实行一种fundamental conversion，即根本性的转化。

杜：你是说对个人？

卢：当然是对个人。但它为什么又能够和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并行不悖呢？

杜：我认为这中间有一个悖论，是一个paradox。这和韦伯当时考虑的问题很接近。韦伯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该书中，他用了一个例子，在注解里。他说有这么一个牧师，叫Baxter。这位牧师说，作为一个基督徒，财富只是外衣，一个人随时可以脱掉他的外衣。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财富对想进天国的人是一种累赘，富人进天国如骆驼穿过针孔一般难。但是后来韦伯加了一个注，他说，没想到一百年后这个所谓的外衣成了我们的铁笼。基督教在开始发展的时候是以穷困作为它精神磨炼的一个依据的。但是，自19世纪开始，特别是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新教虔诚的信徒。资本主义能够兴起有其原因，新教主张以最节俭的生活方式运用财富，并积累巨量的财富。积累了巨量的财富，就可以做慈善事业，但是同时它也要消费。你说第一代是这样（节俭），但是第二代、第三代就不同了。所以基督教和财富的关系很微妙。特别是现在韩国的基督徒或中国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预设，那就是，你若真正相信基督教，你的生活就会改善，你的事业就会成功，你的资源就会丰富。这与耶稣基督代表的精神很难统一。你看文鲜明，韩国“统一教派”的领袖，他对教徒的影响极大。他们在美国有大学，有企业，有报纸，比如Washington Times（《华盛顿时报》），完全是和强势的权力、金钱、地位、荣誉结合在一起的。

卢：什么教派？

杜：“统一教派”，Unification Church，你可以查一下。

卢：好，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要不今天就这样？

杜：好。

【注释】

[1]指2006年6月23、24日在北京香山召开的“寻求和谐社会与多元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

[2]大陆学界通常译为“蒂利希”，杜先生认为这是错误的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