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名气的美国左翼作家。他1942年参加美国共产党，著有《最后的边疆》（1942）、《自由之路》（1944）、《公民潘恩》（1943）、《斯巴达克思》（1952）等小说，亦曾受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坐过监牢。1957年脱离美共，近年来仍有多部小说问世。这篇回忆他父亲的散文是他参加左翼运动时的作品，文中对老工人淳朴形象的刻画，读来仍深挚动人。

当我发现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经干过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这一行或那一行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干过的行业太多了；恐怕只有一个行业是他没干过的，那就是当财主。他有一次告诉我，他当过两年左右的缆车司机——直到纽约市完全拆毁缆车他才不干。他没告诉我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他干过这个，可是这并不怎么使我诧异，使我诧异的反而是纽约曾经有过缆车这件事。我父亲告诉我，早先是有过缆车的，从四十二号街往南去，在七马路上，我想是。

多年之后，在旧金山，我花了大半天工夫坐缆车上诺伯山，电报山，还有这个山，那个山，这个山窝，那个山窝——这把旧金山装点得跟世界上别的城市全不一样。我一连好几个钟头坐在缆车里，看司机拨弄那三个长长的把手，婉转如意，这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的奇妙的残余。

是的，我父亲当过缆车司机。他有一双好看而有力的大手，他的肌肉很发达，瘦瘦的，结结实实的，一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从我能记事情的时候起，我就记着那一双手。那是一个工人的手；那双手是他的支柱，是他的基石，是他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他最初干的什么活，我不很清楚。他像我一样，也是十一岁就干活，可是十七岁以前的事情他不大谈起。我仿佛记得他是在纽约闹市区的马车行里做工——那是在一八八几年——梳理马身上的毛，洗车子，也还有好些别的活儿。

那个时候，不管是大人是小孩，一天要做十二个钟头的工，十四个钟头也是常事。我父亲十五岁到一家工场里，每天从早七点干到晚八点。他属于老一辈的工人，他们是难得欢乐难得笑的。我永远忘不了他笑起来脸上的愉快兴奋的样儿，像太阳穿过云彩射出来，我也永远忘不了我们弟兄几个因为他在笑着而感到的出奇的快乐。

有一回，他参加了七个月的罢工，后来罢工失败，失业了有多久连我也忘了；那个时候家里生活的担子，吃的喝的，还有为了不叫人家把我们撵出去而不得不多少付点儿的房租，就落在我哥哥和我的肩膀上。

我那个时候十二岁。我们认下了一条送报的路线，两个人一星期才挣十块钱，这就是说星期天早上三点钟就得起床，在又冷又黑的夜里摸索着穿上衣服，拖着酸痛的使用过度的身体上派报站。我母亲早已去世，我父亲做三个孩子的义亲、母亲，还兼着护身的天使——他既没有办法让他们吃饱，也没有办法让他们穿暖和，更没有办法克服由此而来的内疚。

唯一的补偿是那种使我们能够相依为命的只有工人之间才会有的异于寻常的亲密。在那些星期六的晚上，他比我们早半个钟头起来，把早饭做好，轻轻地把我们推醒，帮我们穿衣服，拿早饭给我们吃，送我们出门——自始至终带着沉默的愁容，这是只有穷人才能看出，而且穷人见过一回以后一辈子也是忘不了的。

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我父亲是曾经有过青春的，每逢他说起他的青年时代，我老觉得他说的是另外一个人。世界上有些人，哪怕活到八十岁，看上去还是很年轻，可是我父亲不是那种人，虽然在他的身体上，在他走路的步子上，在他惊人的力气上，满有一个青年人的气派。他的胳膊是铁匠的胳膊，这是他多年打铁锻炼出来的。

在那些日子，20世纪刚露头的年份，纽约——别的城市也一样，我想——时行熟铁活。不但当时新兴的防火梯大部分用熟铁制造，连走廊上，马车上，运货车上，都爱用熟铁活做装饰，地窖的门口也安的是熟铁栏杆，各色各样的用处数也数不清。这些铁活多数是在风炉里、炭火上，靠锤子、风箱和有力的铁匠胳膊打出来的——干这一行的被人叫做“贩子”——自从人们知道有铁，打铁的方法就是这样的。这些铁匠铺都在下东城和下西城，挨近河边。干这一行活的跟那些给千万只马蹄换掌的，跟那些给千万辆车子修理铁轮子的，全是大同行。

我父亲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怎样觉得呆在这些铁匠铺里比呆在天堂里还舒服，怎样在吃午饭的时候在铺子的敞开的一面坐在地下，一边吃面包喝啤酒，一边欣赏那火焰的熊熊，风箱的咝咝和锤子的叮丁当当。

他起头是最低级的学徒，跑腿，搬运铁条，一趟又一趟地上附近酒店里去买啤酒给师傅们解渴。后来升了级，掌钳子，夹着铁块翻过来翻过去，让师傅在上面锤打。最后他成为正式的铁匠师傅，围上牛皮裙子，拿起自己的锤子来征服那炽热的铁块。

可是如果这种打铁的方式后来没有消灭，他会在铁砧上毁了他自己的。多少年来我常常想，为什么像他这样心灵手巧的人会除了自己的一双手之外什么都不放心，后来才懂得是为什么。熟铁活这个行业完结之后，他改行做白铁匠。可是用白铁做马槽、水槽和屋顶的日子很快又过去了，于是他不可避免地加入了那个在纽约越来越兴盛的行业，在一家服装工厂里当裁衣师傅。他不得不学习一个新行业，他学得很好——可是在这先后三个行业中间，知道他还干了多少别的？我看着他干过油漆匠，我跟着他干过管子活，在他那双千灵百巧的手旁边越发显得我笨手笨脚。他的耐性无穷无尽，他能从日出到日落不冒一点儿火。只有怎样训练一块金元为他服务，一块变十块，十块变一百，只有这个他没有学会。(www.daowen.com)

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把抚育三个幼小的儿子这份繁重的任务丢给了我父亲。我料想在我母亲去世以前我们家就跟后来一样穷，可是她好像有一种本事给贫穷的赤裸的脸戴上一个假面，而这个，我父亲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不管他怎样苦干，一天十二个钟头，十四个钟头，他还是顾不了我们的吃和穿；他牺牲了我们的儿童时代，跟许多国土上的千千万万工人阶级父亲牺牲他们子女的儿童时代没有两样。我的哥哥十二岁出去干活，我自己是十一岁：这是一种痛楚、一种疲劳的开端，这种痛苦和疲劳不仅仅来自做下来的工作，也来自错过了的游戏和快乐。我父亲的变老，可能就在那个时候；他不得不出卖我们的青春，正如他自己的青春的被出卖，他的脸失去了生命，变成灰暗而疲倦。

我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我的国家内，“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不受欢迎，“共产主义”差不多已经成为恶谥，可是我相信在我十六岁以前，我从来没听见过这两个字眼儿，如果听见过，也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意义。我知道“布尔什维克”是许多坏事的标志，赫斯特系统的报纸的画报栏清清楚楚地这样告诉我。可是那里面的抢劫、饥饿、杀人这些事情离开我自己的经验相当远，能让我不怎样关心。

我那个时候在纽约市立图书馆当服务员，工资是两角四分一点钟——那时候有许多人什么工资也挣不到呢。我父亲一再要我学一个像样的行业，可是我老在十几种行业里转进转出，图书馆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喜欢书，喜欢挨近书，盘弄书，看书——我有什么看什么，什么都看，只要它有一本书的形式，只要它说一个故事，能让我逃进那里面去。就在那个时候，一位女馆员把伯纳·肖的《知识妇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指南》送到我手上。

这位女馆员并没有在我身上进行颠覆活动的意思；她只是对我发生了兴趣罢了，因为我曾经偶然对她说起过半夜里写小说的事情，后来拿了几篇给她看，她说那里面没有一篇有我的生活经验。我努力解释，结果只得说我不知道怎样去了解我的生活经验，我没有这份本事。于是她给我一两个短篇，用来引起我的好奇心，然后把肖的书给了我，用来满足它。

我不喜欢这本书的名字；这个名字叫我不好意思。我当时才十七岁，可是我挣钱养活自己，我为保存自己而斗争，在我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强梁世界里有血，有垃圾，有残酷，我在马路上捡来的丰富的语言里有的是非圣无法的字眼，关于人的生命和人的机体我有广博的虽然是有点片面的知识，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不懂从一本专门写给“知识妇女”看的书里我能学到些什么。

当天晚上我就懂了。当天晚上我开始看那本书，在厨房桌子上，那是我们一家生活和工作的中心，我父亲和两个弟兄坐在我对面开始打盹儿。他们已经去睡了，我还是继续看下去，一直看到东方发白，整个世界蹦着跳着打转。我第一次带着理性的光芒冲破往日的愚昧，第一次看明白我是什么人，我是怎样生活着，我是从哪儿来的，我在往哪儿去。

但是引我离开“正路”，让我从此变成阶级压迫和阶级不平的仇敌的，不是伯纳·肖，不是那个和善的女馆员；让我明白我的身体的和灵魂的贫穷、我的物质的和心灵的饥饿、我的破衣和破鞋不是狡黠的命运加在我个人头上的灾难，而是我为了属于近代历史上那个伟大而有力的因素，叫做工人阶级，而付出的代价——让我明白这件事的不仅仅是他们；不，“颠覆”（用我们现代的穴居人爱用的字眼）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颠覆”我的是生活本身，敬爱的伯纳·肖只是把我的无意识的仇恨和怨气引导到了解、理性和创造的路上去罢了。

可是我怎么也说服不了我的父亲，我的可爱的、强壮的、聪明的、好性子的父亲，他有天赋的魔术家的手，有生活打击不了的宏大而强壮的心，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工人阶级最好的代表。我说服不了他，他总是说，他的穷困是因为他自己不行。他深深相信“胜利属于强有力的人，属于优秀的人，属于最优秀的人”那种宣传，他决不肯承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不是最好的世界。他只承认他不行，失败了。

我说，他没有失败。他在我的面前树立了一个工人的榜样，这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们两个关于这个社会制度和它的意义常常进行剧烈的无了无休的辩论。这些辩论跟他这个人比起来是无足轻重的，他这个人是最坚强的论据，他用他自己教育了我。

他要我当作家；要不是他，我不会成为作家。识字不多的他，天天晚上一声不言语，恭恭敬敬坐着看我摊开纸来写小说——写完了，我大声地念给他和我的哥哥、兄弟听。这些小说很糟，糟得很，可是我的终于成为作家是因为每天晚上听我念我写的东西的那三个人不认为这些小说不行，反而因为我居然写出来了这么些个字而把它们当成奇迹。这不是说我的父亲分不出作品的好坏；这是因为他的智慧比分别作品的好坏更深邃。

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我出版了我的小说《最后的边疆》，在那本书的头上我写下了我的献辞：“献给我的父亲，他教会了我不但爱过去的美国，还爱未来的美国。”那时我父亲已经是个老人，比他的年纪还老，精力已经用完，病得厉害。他不懂我写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尽管这句话给他很大的快乐。因为，他说，他对于过去的美国知道的是这么少，对于未来的美国忧虑的是这么深。

我没有法子使他明白，他本人就是未来的美国；我觉得在这么长的愤怒的年月里，在我所有的愤怒中，永远不能消除的是，像他这样在这么多方面都是最优秀的人竟被剥夺了最宝贵的财产：对于一代又一代百万千万像他一样用强壮的手创造了过去美国的最好的和最真实的东西的人，他一点儿没有认识，也一点儿不感到骄傲。

吕叔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