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韦尔蒂:与荒诞共婚-与荒诞结婚

韦尔蒂:与荒诞共婚-与荒诞结婚

时间:2024-04-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代表作有《三角洲的婚礼》、《沉思的心》等。她会把我叫住——她的嗓音十分动听,这在杰克逊是大名鼎鼎的;杰克逊市的每一个人她几乎都教过——说:“尤多拉·艾莉丝·韦尔蒂,拼写一下OBLIGE这个字。”就像在街南头他家里一样,他肯定也会听到他的父母在说:“不知可怜的尤多拉现在怎么样了?”我有一个念头,上帝不久就要在我们俩——可怜的小林德赛和可怜的尤多拉中间作出选择,我还写了一首好笑的诗歌呢。

韦尔蒂:与荒诞共婚-与荒诞结婚

美国著名的南方小说家。代表作有《三角洲婚礼》(1942)、《沉思的心》(1954)等。她的作品往往通过凡人常事来揭示人生真谛,也善于用微妙的手法揭示南方大家族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及同外界的矛盾,从而反映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在《小店》中,她完全用儿童的眼光回顾一些同一家小店有关的童年琐事,写得自然亲切,娓娓动人。本文选自她的评论和散文集《发掘故事的眼力》(1978),这篇文章作于1975年。

我的家在杰克逊,和密西西比州议会同在一条街上,中间相隔两条横马路,我从小在那儿长大;可能在你的后院后面有个小牧场,能养一条泽西种奶牛,我们家就养了一头。我母亲亲自给它挤奶。她是个勤俭的主妇、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母亲,还担当起全部烹饪任务。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进过食品杂货店。因为她不需要去。

至于每天需要的食品,她只要站在前廊的电话旁,和市中心莱姆利食品杂货店的莱姆利先生一商量,莱姆利先生就会遵照她的吩咐,在下一班送货的时候给她送来。那时,杰克逊市中心仍然跟乡村相隔很近,每年六月,卖黑莓的女人肯定会在你的大门前用一夸脱的量器在大桶上敲得丁丁当当响;卖西瓜的一准在七月四日这一天来到你家;整个夏天,农民们带着许多东西,赶车来到这儿,他们的吆喝声划破了街道清晨的寂静。有一个农民把吆喝声编成一支歌,很悲伤,我们都会跟着唱:

牛奶,牛奶

酸牛奶

嘎巴豆——奶油豆——

嫩秋葵英——新鲜蔬菜——

酸牛奶。

我母亲认为,她在厨房和食品室里备下了充足的副食品,足以应付——按她的话说——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但是,如果她突然另外需要一只柠檬或者发现面包没有了,只要喊一声:“快!谁愿意替我到小店去一趟?”

我愿意去。

她会数出零钱,放到我手里,我就去了。我敢用买东西后剩下的那个硬币打赌,全国各地在家附近的食品杂货铺对我当时那些小孩来说,在我们的成长中都起着相似的作用。

我们说的小店有自己的店名——用的是店主的名字,我一向叫他赛欣斯先生——不过,我们在家里就管它叫“小店”。从我们住的那条街朝州议会方向过一条横马路,拐个弯,再往墓地的方向走到两条横马路中间,就到小店了。我很熟悉到小店去的人行道,就像熟悉自己的皮肤一样。我一直在这条人行道上跳绳,跳过来跳过去;玩“造房子”游戏;在一片片像岛屿一样的阴影里玩抛石游戏;还在街上弯弯曲曲地骑公主牌自行车,穿着四轮溜冰鞋前前后后地溜着玩。黄昏时分,我用绳子拽着汽船(这是我们用一只只新的鞋盒制作的,盒底上安着点燃的蜡烛,光线透过糊在窗户上的彩色纱纸,闪闪发光,这些窗户是按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形状剪出来的),走过人行道上的每一道裂缝,力求平稳不让汽船受到颠簸或着火。晚饭后,我跟兄弟和伙伴们一起在那条街上一直玩到暮色苍茫;我总是去捉萤火虫。在第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这就规定了我说话的时间),我们骑一辆儿童三轮脚踏车沿这条街的人行道游行——我哥哥蹬车,弟弟坐在车把上,我站在车后,三人都张开双臂,每人一只手中举着一面旗子,迎风飘扬。(在我们骑过的时候,父亲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可是照片拍得模模糊糊的。)

我一路向小店走去时,总会听到一支乐曲向我飘来,那是从一幢房子里传出来的;房子里住着姐妹三人,都是十几岁,她们的头发梳得蓬蓬松松的,盖在耳朵上面,扎着束发带,看起来就像古罗马的格斗者,她们在当时被认为红得很。她们在白天练习这支乐曲;她们会上足手摇留声机,放那张已经放过的唱片,当她们互相翩翩起舞时,你可以看到她们的身影跳跳蹦蹦地移过餐厅的窗户。她们有三个人,可以整天那么跳,还插进几句歌唱:

人人都应该知道,啊

怎么来跳脚尖舞

(怎么来跳脚尖舞)——

她们一边唱,一边按乐曲的节拍跳着;我每次路过,听到这同一支乐曲时,我是这样想的。

再往前一些,在对面马路上有一幢屋子,那是我们小学校长的住所——就是在我们放假期间她也住在那儿。她要是走出屋来可怎么办?她会把我叫住——她的嗓音十分动听,这在杰克逊是大名鼎鼎的;杰克逊市的每一个人她几乎都教过——说:“尤多拉·艾莉丝·韦尔蒂,拼写一下OBLIGE这个字。”她一定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字,我的拼写测验才没有得满分。眼下她的目光从马路对面直射到我身上,又会使我拼错这个字。这是我在假期中的胡思乱想,是在去小店途中吓唬一下自己的一个好方法。

走到靠近拐角的地方,就是一个名叫林德赛的小男孩的家。这儿的人行道是砖砌的,很有些年头了;一棵大楝树的树根凸起着,东扭西歪的。穿上溜冰鞋,你走得飞快,脚下不停地一跳一跳,尽量不接触地面。要是树上的那些苦楝子掉下来,劈里啪啦地滚动起来,那就像在一大片弹子上滑过一样。我把手指交叉在一起,但愿林德赛不在张望。

在来势凶猛的流行性感冒中,林德赛和我恰巧同时传染上了,病了很长时间,得到精心护理。每当漫长的一天即将过去的时候,我总听到父母互相小声说:“不知可怜的小林德赛今天怎么样了?”就像在街南头他家里一样,他肯定也会听到他的父母在说:“不知可怜的尤多拉现在怎么样了?”我有一个念头,上帝不久就要在我们俩——可怜的小林德赛和可怜的尤多拉中间作出选择,我还写了一首好笑的诗歌呢。没有想到父亲说这首诗并不好笑;母亲还大声嚷嚷,说我如果竟然不为自己感到羞耻的话,她倒要替我害操了:

有一个小男孩,他名叫林德赛。

他进了天堂,只因为染上了流感。

他没有上天堂,流行性感冒啊、诗啊,等等,都要不了他的命;我也幸免于难。但是,我穿着溜冰鞋,在他家门口,当着他的面飞也似的做一个表示后悔的动作,显出一副很滑稽的样子时,他的楝子可能会把我绊倒的。

一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成长,留下一些难以忘怀的印象。只是到后来他才终于发现,这完全是因为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另一些人使他对他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们的小店”是幢街面房子,矗立在一条尽是住宅的街道上;整条街上就是这幢房子的前面既没有院子,也没有树木花坛。这是一幢结构简单的砖木房子。在店门上方、两层楼高的地方,有一个围着栏杆的小门廊和开着四扇带遮光帘的窗子。但是我并不懂得那有什么用处。

从阳光下奔进店铺,一切看起来好像都是黑魆越的。店内充满着各种味儿,浓得几乎可以摸得到:刚吃到孩子嘴里的甘草味啦、莳萝泡菜的盐卤——已经从放在木头地板那头刚踩出来的一条小路上的牛皮纸袋中渗出来了——味儿啦、阿摩尼亚结晶体——已经从湿漉漉的粗麻袋中拿出来,砰的一声放进门那儿贮存有鲜奶油冰箱里——的味儿啦,也许还有尚未捉到的老鼠的味儿。

接着,透过扫地扬起来的饼干屑、玉米片和孪生黑人牌肥皂粉的粉尘,呈现出小店的真实面貌。四壁全是一层层很高的货架,上面陈列的物品虽然每一种数量并不多,但品种繁多:猪油啦、糖蜜啦、醋啦、淀粉啦、火柴啦、煤油啦、八角形肥皂啦(大约买到用一年的肥皂,把报附的八角形优待券剪下攒起来,你就可以得到一枚邮寄的图章戒指。而且邮递员到你家门口时,还吹口笛叫你)。你的目光逐渐移动,从沙丁鱼罐头看到乳白色的盐、口琴、粘蝇纸上(在你头顶上方,悬在吊扇叶子下面的一根线上,不停地转来转去,纸上粘着苍蝇,证明这种粘蝇纸极其有效),这时,你才记起自己到小店来的目的。

店里的东西看得人眼花缭乱。那些不让买的东西对你有一种魔力,把你吸引到它们面前去:木陀螺啦——你已经长大,不再需要它了;装在小网兜里的男孩子玩的花花绿绿的弹子啦;弹起来会拐来拐去的小橡皮球啦;软绵绵的风筝线啦;咬在牙齿中间会突然折断的陶土烟斗啦;还有最硬的剪子。你可以注视着盛有花炮的狭长盒子,那上面积满了灰尘,心里期待着七月四日或圣诞节;还看着生日宴会上用的青蛙模样的发出响声的铁皮玩具,你还没有被邀请参加过这种宴会哪;你可以看到那些都是了不起的东西。

你甚至可能还没去找赛欣斯先生,他倒已经绕过堆着的干酪(像玩具小屋那么大),站在柜台前面等你开口了。当你最后向他说明要买什么,从他手里接过纸袋的时候,不管差你来是买什么东西,剩下的那个硬币可归你花了。

有许多广口瓶摆得同孩子的视平线一样高,瓶口在侧面,店主可以把勺伸进瓶口去舀,或是让孩子伸手进去挑,瓶里盛着酒石球糖、棒头糖、软糖和薄荷糖。有一个玻璃柜下面,排着一溜甜心牌面包卷、赫尔希糖条、胶皮糖和宝贝鲁思夹心巧克力。那些放在有盖的圆锥形纸筒里的香锭究竟叫什么?这些东西又薄又干,像孩子们做游戏时用的有色小圆铁片那么大小,形状像编结的圆花饰。当你把它们从筒里往外抖到手心里时,随着飘出一股巧克力粉尘。这些圆片是巧克力吗?我情愿说是棕色的。放在嘴里尝尝,除了有一股木头味儿以外,什么味儿也没有。它们的吸引力就在于用一分钱可以买到许多片。

你边在下决心,边绕着柜台、泡菜桶和由一盒盒玉米花糖搭成的宝塔一圈圈地转悠;那个宝塔是赛欣斯先生亲自为我们搭在一个粗板箱顶上的,看起来像用纸牌搭的房子。

如果觉得吃玉米花糖似乎太热,我可以喝一瓶冷饮。赛欣斯先生像一个测心术者似的,可能早已经站在冷饮桶旁边。在黑得像墨水似的冰水深处,隐隐约约有许多瓶子浸在一起,捞起来后方是可口可乐、橘子汁和各种不同香味的含气饮料。只要你说一声,赛欣斯先生的光手臂就噌地一下伸进桶里,水一直没到肘子那儿,把你要的饮料捞出来。我喜欢当地生产的一种叫“莱克的芹菜”的混合饮料(它还能叫别的什么呢?这种饮料是一个名叫莱克的先生从芹菜中提炼出来的。多年来,这种饮料在杰克逊是很受欢迎的,但在别处并不为人们普遍知道,这是我到纽约后在阿斯特酒吧要这种饮料时发现的)。你先叉开双腿,免得让水滴滴着,当场喝完,把空瓶还给赛欣斯先生。(www.daowen.com)

不过他并不急于让你走。店门口有个立式磅秤,秤的横杆上有许多铁的砝码和一个可以移动的铜秤砣,磅秤可以称起三百磅。赛欣斯会把你抱上磅秤,他的双手很柔软,有一股碳酸的味儿;你默默地为他站着,他替你拿着面包,不紧不慢地过秤,弄清你今天的体重是多少。他甚至还记得你上回的体重,所以你只要把今天的体重减去上回的,就可以知道自己又重了多少。接着就该说再见了。

回家的路是不是总那么艰难?从小店回家,有一段路你可以从阴沟里走。如果你兄弟认为你是个胆小鬼,那你就横穿过小店后面的一条街,从那儿可以进入阴沟:先经过一片水蜡树树篱,再往下爬到一条小河的河床内,最后双膝跪倒爬进阴沟口。阴沟——充其量只能算一条“雨水管”——到达这儿水都流光了,流入沿墓地边缘淌过的杰克逊河。这是一条多沙的小河,绝大多数时间都很浅;它缓缓流经杰克逊市,流入珍珠河。你可以摸黑走过阴沟管道,等你看见亮光(如果你真的这么走的话)的时候,再爬出阴沟,那就到你住的那条街的街角了。

我是个胆小鬼,这话不错,但我是个陶醉在小说书中的读者。在人行道、街道电车轨道、小店下面走着,一个人下到黑沉沉、湿乎乎的阴沟里面;我可以成为普西芬尼,进入六个月的地下生活——虽然我并不认为普西芬尼得在地下爬行,手里还紧攥着面包,从一根格栅的缺口处钻出来。色列斯妈妈肯定会拿不准在哪儿才能找到我;一旦给她知道了,她会发疯的。“眼下,一定得要我亲自出发去小店吗?”

我没法想像这件事。真的,到今天我也没法想像,除了赛欣斯先生和帮助他的太太以外,小店里站个大人,他们两人是属于小店的。我们孩子认为这家小店是我们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差使的一部分快乐就在于可以从家里跑出去一会儿,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我相信小店是外部世界的中心,因此也是幸福的中心——就像我相信我在玉米花糖盒子里发现的是真的奖品一样,这和我相信金羊毛一样简单。

但是有一天,我跑到小店那儿,终于发现有一个大人——比大人年纪还要大——坐在店前面的台阶上。这是个耍猴的,还带着猴子呢。他的手摇风琴放在下面身边的台阶上。到目前为止,我一生中看见的耍猴人肯定最多只有五六次。他是个流浪的杂耍人,难得上这儿来,而且也没个准时间,不像吉卜赛人,每年初秋刚开始凉爽的日子里一准到伍尔华思教堂的廊下来表演。你压根儿不知道这个耍猴人可能在什么时候光临杰克逊,或是他会往哪儿去。有时候,你听见他的声音近得好像就在旁边的一条街上,然而他并没有出现在你住的街上。

但是现在,我看到这个耍猴人在小店门前,以前我从没在这儿见过他。我也从没见他坐下过。低低地坐在熟悉的台阶上,他的模样跟原来的不一样了,猴子的也不一样了。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老人和他的一个戴一顶圆毡帽的老朋友,两人默默无言地坐在一起,疲惫不堪;他们在休息,眼睛注视着远处,可是两人的眼光并不落在同一处。他们的浪漫经历并不能阻止我前进。但是我踌躇了。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绕过他们,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跨上台阶走进小店,去完成母亲交下的差使。如果我能够进入小店买到东西,不管是什么,我都愿意送给他们——把它塞在猴子冰冷的小手中,我甚至愿意把小店都给他们。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仍然与小店联系在一起——其他一切人也是如此。在我看来,我在去小店的一路上遇见的人似乎个个都是我差使中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确实如此。至于我自己,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也是差使的一部分。

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在那所房子里出生的,我们住在那儿的那些年里,我们那条街上住在其他房子里的人也没有变动过。并不是由于离开这儿,而是由于出生、结婚和死亡,人数才发生变化,所以家家户户都累积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当时他们自己的生活通过充分的时间形成的。

但是我不知道甚至小店里还发生过一个故事,一个我在那儿的时候正在进行的故事。当然,赛欣斯一家一直就住在小店楼上,住在围有栏杆的小门廊和遮光帘里面的房间里,但是我想我们孩子在那时压根儿没想到过这一点。难道因为他们没住在一幢普通的房子里,我就没把他们看成是一个家庭吗?还是因为我难得看到他们聚在一起,互相交谈呢?她坐在店堂里,账本上横着一枝铅笔;而他站在那儿等孩子们下决心。他俩戴着一样的眼罩干活,用橡皮圈固定在头发灰白的脑袋上。在一张眼睛笼罩在阴影里的脸上,要认出神情是亲切的——还是不亲切的,可能比较困难。他的脸在眼罩下,就像万能修理匠玩具盒里的小木轮那么圆。她的脸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也许甚至没有疑惑过:他们是夫妻,还是兄妹?他们是父母吗?店里还有其他各种年龄的人,各自从后门里进进出出。但是我想像不出他们是什么关系,因为我从没见他们一起围坐在他们自己的桌子旁。

只有在他们家遭遇到不幸的时候,我才想到他们可能过着另一种生活,一种同我们在小店的四壁之内看到的不一样的生活。发生了一次暴力行动。邻居们大为震惊,当然,孩子们也受到影响。可是,我没法从父母儿听到出了什么事情。他们故意瞒着不让我知道,就像他们过去瞒过我许多事情一样:“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你可以查阅未删节的词典和百科全书——一直放在我们的餐厅里的——找到一些这种事情,但是你找不出那一家人出了什么事情,在你那些年的生活中,那一家人一直住在小店楼上,他们一直待你很有耐心、很亲切,从来也不撵你走。我知道的只是这件事的余波:在我认识的人中,唯有他们销声匿迹了。在他们的生活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时候,故事突然中断了。

我们给差到附近那家小店去,不是为了去看严酷的生活现实或死亡的。但是,不管怎么,在我们的生活道路上,我们当然会遇到这些情况的。我不但把面包和玉米花糖的奖品带回家,而且也带回来了种种得意和丢脸的新闻、流言蜚语和人们互相伤害、另一些人恶作剧的最新消息——为自己积聚了一部分人生之谜。

杨怡译

在那逝去的往昔日子里,我所熟悉的小镇杰克逊的夫人太太,也就是我左邻右舍的小朋友的母亲们,大都在热心社交时最为忙碌。每到下午,住宅区街道构成的小方格中,走人家的访客人来人往。人人都有名片,甚至有些小孩子也有。新生儿的雕版印制的小名片用粉红或蓝色的蝴蝶结和父母的名片系在一起送往各家,郑重宣告他们的降生。送给高中毕业生的礼品常常是名片盒。在任何一家门厅的桌台上你首先看到的是,一只银盘上散乱地堆满了名片,恭候着更多的名片到来。来访者的名片从来不被扔弃。

我母亲认为这些是虚掷光阴,她不让自己和这种事沾边。她我行我素,不管什么名片不名片的,虽说她喜欢朋友,朋友们也爱她,可她没空闲扯家长里短。起先我不知道自己的损失有多大。

等我们终于买了第一辆汽车,每逢星期日下午我们常请一位邻居一起去乘车兜风。在杰克逊镇,如果开车出门而车上剩有空座位,就被认为是对邻居的冒犯。我母亲和她的朋友坐在后座上。人们告诉我,小时候,我常要求坐在她们之间,等车一开,就说:“聊吧。”

那位女士对我妈讲述的事里充满了对话。“我说”……“他说”……“我听说她直截了当地讲”……“直到大半夜他们才听到消息,你猜是怎么回事?”

我喜爱她的故事,因为场景栩栩如生。我可能不大搞得清麻烦事的来龙去脉,不过我的耳朵听出故事挺有戏剧性。她常常说:“这下到了紧要关头!”

这位太太还是爱给妈妈打长电话的女士之一。如果我妈打电话时只时不时地说“是的”,“是嘛”,或“当然不啦”等等,我准知道来电话的是谁。妈会站在壁装电话机前,不情愿地听着,而我坐在她跟前的楼梯上。我家的电话手柄上有一个按键,通话时需揿下才能保持线路畅通。等妈的朋友说了再会,她的手早已麻木,需我帮忙把指头从按键上搬开来。“她说了些什么?”我问。

“她什么也没说,”妈妈叹息说,“她只是想讲话,仅此而已。”

我母亲说得不错。多年以后,以短篇《我为什么在邮局过活》为起点,我写作中常常采用一种独白形式,即说话人不由自主地说个没完。而这独白的方式包含着多少言外之意!

这位太太用她甜美、惊叹的声音娓娓叙谈,而且满心诚意,字字当真。说不定她欢迎我在场做伴,甚于喜欢我的妈妈。她请我去捉蚁蛉幼虫,她家后院里树下虫穴多着呢。你把一根笤帚草苗伸进洞里,并喊道:“虫儿,虫儿,你家的房子着火了,你家的娃子烧着了。”她真相信虫子是因此从洞里跑出来的。所以我喜欢招她家的虫子出来,而对我们自己家的虫子兴趣索然。

我妈从来不给我讲那样的故事。我当时虽小,也已猜到了其中的缘故:她不相信这些故事。而我可以整天听那位太太喃喃地讲个不休,她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像蚁蛉虫似的。我也像她一样。

那时女人和孩子们的衣服常常是在家里缝制的。我妈妈裁出所有的裙衣和小男孩的连身裤,然后会有一名缝衣妇上门,在楼上缝纫室里呆上一天,把所有的东西都拼合缝好。那就是范妮。她是个年老的黑人缝衣妇,不但心灵手快,而且满肚子的最新新闻。她一辈子在城里走家串户,深谙其机要秘闻,而且什么也挡不住她说话。我妈会试图阻止她,因为我站在那儿正在试衣服。“范妮,我不愿让尤多拉听到那个。”可“那个”正好是我急巴巴想知道的,不管它是什么。“我不想让她接触那些流言蜚语,”就好像街谈巷议是麻疹,我会传染上似的。我是多少得了点流短飞长的闲话,不过还差得远呢。“奥尼尔夫人的大女儿试她的婚礼服,还有她的有羽状针法绣花并嵌着缎带的漂亮内衣,这时——”“够了,范妮,”我妈妈说。接触流言不能长久,每每听不上结尾,实在叫人心痒难熬。

范妮是人能想像出的最有世俗经验的老女人。她可以一边做各种事,一边不停嘴地讲话;而且她能口含好多支别针,同时吐出种种绝妙的诽谤之词。当她跪下来围着我笨重地挪来挪去,为我量体缝衣时,她时时用利爪般的手扶持着我。我不大抓得住她的故事的要旨,不过范妮并不在乎说给谁听,她只是爱讲述。就像作家。我敢说,她讲的种种事情中实际上确有不少是她自己创作出来的。

我先是倾听并找寻故事,很久以后,才开始写故事。较之单纯的听,找寻谈话中的故事是更令人刻骨铭心的活动。我想这是参与讲故事的一种初级形式。倾听的孩子知道故事就在那儿,当长辈们坐下来并开始说话,孩子们等待着,希望出来一个故事,就像耗子钻出洞穴一样。

我们家里不许撒谎,这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直到我长成了一个少女,我才知道,我的同学——我曾去他们家玩耍,参加聚会——中有不少人家里孩子们骗家长,父母向子女说谎,并互相欺瞒。过了很久我才明白,这些日常的谎言,以及伴随它们的谋略、笑话、诡计和刺激,乃是我在大人言谈中所如此喜爱、如此期盼、如此珍视的种种场景的基础。

我的直觉——戏剧的直觉——最终引导我走上了说故事人的正道:场景充满了各种可以有所发现并增进了对人类了解的暗示、标记、提醒和许诺。我还有待长大,才能学会不但听懂说出的话,而且听出弦外音——而且,为了认识真实,我还得会识别谎言。

黄梅译

〔作品简析〕

本文是韦尔蒂的自传体散文集《一个作家的开端》中的一篇,内中描述她幼年时倾听大人的聊天,领悟了日后对自己写作很有用的讲故事方式。读来饶有风趣,也让人了解美国南方小镇旧时的生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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