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小说家，代表作为《马丁·伊登》（1909）等。伦敦出身贫苦，自小从事体力劳动。1894年，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伦教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到处流浪，他步行或爬火车到全国各地，曾被逮捕罚做苦工。这些生活，他用随笔体裁描写在《路》一书中。《供状》里写他怎样乞食，为此而大大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读来十分有趣。《“逮住了”》则专写司法界的黑暗与司法人员的专横跋扈。

内华达州有一个妇人，我曾经一连两个钟头厚皮老脸地、彻头彻尾地对着她撒谎。我并不要向她道歉。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要解释一下。可惜我不知道她的姓名，更不晓得她目前的地址。万一她凑巧看到这篇东西，我希望她会写封信给我。

这是1892年的夏天，在内华达州的雷诺城。这又是举行物产展览会的时期，城里挤满了骗子、小偷、花花公子，更有一大群饥饿的流浪汉。也就是这些饥饿的流浪汉使这个城市变成了个“饥饿城市”，他们向城里人家的后门“进攻”，到后来，那些后门连回音也不给一个了。

这是一个难以“大嚼”的城市，流浪汉当时都这样称呼它。我到人家去要求“抛出”或是“坐下”的时候，他们要是“砰的关上门”，我也会“插脚”到另一家去；再说我还可以到街上去搞些“小钱”，可是我竟有好几顿没吃上。有一天我实在走投无路了，于是溜过了卧车的茶房，直闯进一位旅行中的百万富翁的专车。我跳上踏板的时候，火车已经开动，那个茶房只落后我一步，伸着手想抓我。真是霹雳火箭似的，那茶房正好追到我，我也正好跑到前面所说的那个百万富翁跟前。我来不及讲什么礼貌。“给我两毛五分吃顿饭，”我脱口说。那个百万富翁居然打他口袋里一掏，给了我不多不少……不折不扣……两毛五分钱。我相信这是因为他一时惊慌失措，于是身不由己地服从了。从此以后，我一直感到遗憾，但恨当时没有向他要一块钱。我知道我会弄到手的。我跳下那辆专车的时候，那个茶房摆好了阵势预备朝我脸上踢一脚。他踢了个空。我当时的地位真是非常不利，一方面要打火车那块最低的踏板上跳下来，提防着在车轨边把脖子摔断，一方面那位怒气冲天的埃塞俄比亚人却在最高一层准备给你脸上打一个11号。可是我拿到了两毛五分钱！我拿到了！

回过头来再讲我厚皮老脸地对着她撒谎的那个妇人。这是我在雷诺城最后一天的晚上。我当天上跑马场去看赛马，没吃饭（指的是中饭）。我肚子饿极了。再说，这个城市正好又组织了一个公共治安委员会，要把像我这类饿鬼清除干净。我有好多个流浪汉弟兄都让“巡官”给请去了，我只觉得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充足的山谷在向我召唤，声音越过了一座座寒冷的塞拉山峰来到我耳朵里。跟雷诺城分手以前，我还得干好两件事。一件是当天晚上必须搭上一辆西行的横贯大陆列车的行李车。另一件是先得找些东西吃。空着肚子整夜乘火车，还得坐在车子外边，经过许多的雪屋、山洞和无穷无尽的摩天雪岭，哪怕年轻人也会感到踌躇。

可是要找些东西吃倒是个难题。有十几家人家都“辜负”了我。有时还要辱骂几句，又对我说，要是老天有眼，我该待在铁窗房子里。最气人的是，这种话实在说得太对了。我当天晚上要往西走，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巡官”眼巴巴地在城市里四处找寻那些饥饿难当、无家可归的人，因为他的铁窗房子就是用来款待这种人的。

有些人家不等我把我那些谦恭有礼、隐隐约约要讨些饭吃的话说完，就把门朝着我的脸砰的一声关上。有一家人家连门也不开，我站在门口打门，他们却在窗子里边看我。他们甚至把一个肥胖结实的小孩举了起来，让他趴在他长辈们的肩膀上，瞧瞧这个流浪汉在他们家里什么东西也吃不到。

看上去我似乎不得不到穷苦人家去讨饭了。穷苦人家是饥饿的流浪汉最后一条十拿九稳的生路。穷苦人家是永远靠得住的。他们从不撵走饥饿的人。我走遍合众国，曾经三番五次地受到小山上的大户人家的拒绝，不给一点吃的；可是在小河或泥潭旁，那些破窗子上挂着破布头的小屋子里，那些辛劳过度、面容憔悴的老婆婆却总给我一些吃的东西。啊，你们这班慈善贩子呀！到穷苦人那儿去学一学吧，因为只有穷苦人才有慈善心肠。他们并不是多余了才给，也不会多余了不给。他们没有多余。他们打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里面拿出来给你，他们从不藏着不给。很多时候，还是打他们自己所急切需要的东西里面拿出来给你的呢。扔根骨头给狗吃，不是慈善。当你自己跟狗一样饥饿的时候，肯同狗来分吃一根骨头，那才是慈善。

那天晚上，我特别在一家人家碰了一鼻子灰。沿着一排前窗是个饭厅，我看见里面有一个男人在吃酥饼——一块大肉饼。我站在门口，他一边跟我讲话，一边吃他的肉饼。他很富有，他的富有又使他对命运不济的同胞产生了恶感。

他打断了我向他求乞的话，突然说，“我不相信你要工作。”

这真是文不对题。我并没有说过什么要工作的话。我所提出来的话题是“吃食”。没错，我不要工作。我要的是当天晚上搭乘西行的横贯大陆列车。

“你就是有了个机会，你也不会愿意工作，”他凶狠狠地说。

我对他那个一脸和善相的妻子偷偷地看了一眼，心想只要这条恶狗不在，我也就能尝一尝这块肉饼了。可是这条恶狗把他自己埋在饼里，我明白我必须先取得的谅解，才能取得一份饼儿。我于是私下叹了口气，接受了他的工作理论。

“我当然要工作，”我哄他说。

“不相信，”他哼着鼻子说。

“试我一下，”我回答，把他哄得热乎乎的。

“好，”他说，“明早你到某某路的拐角来，”——（我现在已经把地址忘了）——“你知道那儿有些烧坏的房子，我可以让你搬砖头。”

“好，先生；我准去。”

他哼了一声，继续吃他的肉饼。我等着。隔了几分钟，他抬起头来，脸上带着一种“我以为你早走了”的表情，问道：

“怎么样？”

“我……我在等你给一点儿吃，”我轻轻地说。

“我早知道你不愿意工作！”他怒吼道。

他当然说得对；他得到这种结论，大概是靠了什么测心术，因为逻辑是讲不通的。可是在门口讨饭的人必须要谦虚恭敬，所以我就像方才接受他的理论一样地接受他的逻辑。

“你知道，我现在饿极了，”我依然轻轻地说，“明天早晨我会更饿。你想，我要是整天搬砖头，又没吃东西，我更要饿成个什么样子。你如果现在让我吃点东西，我明天搬起砖头来，气力就大了。”

他一边严肃地考虑着我的请求，一边吃着他的肉饼，他的妻子抖抖瑟瑟地几乎要替我说句好话，可是又缩了回去。

“我有个办法，”他口里嚼着肉饼说，“你明天来工作，到了中午我先付你一些钱去吃顿饭。那就可以证明你有没有诚意了。”

“在目前——”我开了一个头，他却把我的话打断。

“如果我现在让你吃点东西，我就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哼，我懂得你们这类人的脾气。瞧我，我完全不依赖别人。我从来没有堕落到要向人家去讨饭的地步。我一向自己挣饭吃。你的毛病是因为你懒惰、放荡。我在你脸上看得出来。我一向工作，做人又规矩。我把我自己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你如果肯工作，做人规矩，你也可以跟我一样。”

“像你吗？”我问。

咳，这个泡在工作里面的人，连一丝幽默的光芒也射不进他心里。

“是的，像我，”他回答。

“所有我们这样的人都能像你吗？”我问。

“是的，所有你们这样的人都能像我，”他回答，声调里震荡着坚定的信心。

“可是，我们如果全像了你，”我说，“请你留神，那时候就没有人来替你搬砖头了。”

我可以赌咒我看见他妻子的眼睛里露出了一丝笑意。至于他自己却让我给怔住了——可是这究竟是因为在改良了的人类中间，竟然会出现没有人替他搬砖头的危险，还是因为我的冒昧唐突；那我永远也不会明白。

“我不来跟你说这种废话，”他怒吼道，“滚出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兔惠子！”

我把脚在地上擦了一擦，表示准备动身，又问：

“那么，我一点东西也吃不到了？”

他突然站起身来。他的身材十分魁梧。我是一个异乡做客的人，“巡官”又正在四处找寻我。我连忙走掉。“可是为什么说我忘恩负义呢？”我碰上他的大门的时候，问我自己，“他究竟给了我什么鬼好处，叫我能忘恩负义呢？”我回过头来望一望，我依旧可以打窗子外边看见他。他又在吃他的肉饼了。

这时候，我已经灰心到了极点。我经过了许多人家，不再上前去向他们乞食。所有的人家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没有一个是“好的”。我走过了五六条马路，于是重新振作起精神来，鼓足了我的“勇气”。讨饭生活完全像打扑克，你不喜欢你手里这副牌，你可以扔掉了重新发过。我打定了主意再去试探下一家。在深沉的暮色中，我朝一家人家的后门走去。

我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人，我一看见她那张和善的脸蛋，便似乎获得了灵感，想到一个我要讲述的“故事”。要知道，故事讲得好不好，全看叫花子的本领。第一，叫花子必须在一刹那间把他的对象“估计清楚”。接着，他必须迎合着这个特殊对象的性格和脾气来讲述这个故事。这时候有一个极大的困难：就在他估计着他的对象的一刹那间，他必须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一分钟也不让他准备。他必须像闪电般一面认清楚那个对象的性格，一面计划好一段动人心弦的故事。有本领的叫花子准是位艺术家。他必须创造得自然和迅疾——而且不能凭着自己的平凡的想像去采取题材，他的题材就在那开门人的脸上，不管是男人、女人或小孩，不管他性情和善或乖僻、气量慷慨或吝啬、脾气好还是坏，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普通人、黑人还是白人、有种族偏见的还是一视同仁的、有乡土观念的还是有国际观念的，或是别的什么人。我时常想，我成为一个成功的小说家，大部分全靠我这种流浪时期的训练。为了要获得赖以生存的饭食，我不得不讲述听上去千真万确的故事。在人家的后门口，由于迫切的需要，竟然养成了一切权威评论家对于短篇小说艺术所要求的忠实和率真的技巧。同时，我也十分相信，我所以成为现实主义者，也是靠了我这种流浪教育。在人家的厨房门口，现实主义是唯一能换饭吃的东西。

再说，艺术不过是圆满成熟的狡猾手腕，狡猾手腕可以省掉许多“故事”。我记得有一次在曼尼托巴省温尼泊城的警察局撒谎。我当时想搭上加太列车往西走。当然，警察要查问我的根底，我凭着一时的灵感，对他们扯了一大套。他们全是旱地上生长的，又住在大陆中心，对他们还有比海上的故事更好的故事吗？他们决计找不出我半点儿破绽。我于是讲了一篇我在那条叫做“格林摩尔”的鬼船上所经历的悲惨生活故事。（我有一次看见一条停在旧金山海湾里的船，叫做“格林摩尔”。）

我是一个英国见习生，我说。他们便说我讲话的口音不像英国孩子。我当然又得随机应变。我是在合众国生长的。我的父母死了，他们便把我送到英国我的祖父祖母那儿去。我的祖父祖母叫我到“格林摩尔”船上去做见习生。我希望“格林摩尔”的船主能宽恕我，因为我当晚在温尼泊警察局里把他描写得淋漓尽致。那么残酷！那么野蛮！他施用的苦刑又是那么穷凶极恶、异想天开！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才在蒙特利尔逃走的。

可是我的祖父祖母既然在英国，我为什么又在加拿大中部往西走呢？我立刻创造了一个出了嫁的姐姐，她住在加利福尼亚。她会照顾我。我最后又把她的性格描写得尽善尽美。可是这些铁石心肠的警察依然不肯让我过去。我既然在英国上了“格林摩尔”；那么，在我逃走以前，两年里面那条“格林摩尔”做了些什么，到了些什么地方呢？我于是带了这些旱地上生长的人去周游世界。受着波涛的颠簸、浪花的刺螫，他们跟着我一同在日本沿岸和台风搏斗。他们跟着我一同在各处的海口上货卸货。我又把他们带到了印度、仰光和中国，又要他们沿着合恩角捣碎冰块，最后便停泊在蒙特利尔。

他们于是叫我等一下，一个警察便走出门去，我坐在炉边烤火，一边挖空心思去猜想他们究竟要做个什么圈套让我来钻。

我一看到那个人紧随着那个警察走进来，便不禁暗暗叫苦。他耳朵上的金环子不是吉卜赛人戴的，他脸上的皮肤不是草原上的风吹皱的；他走起路来那种左摇右摆的样子，也不是踏雪爬山训练出来的。他那两只眼睛对我一望，我就看出里面切切实实地反映着海面的阳光。天哪，这篇文章太好了！五六个警察站在旁边看我怎么来念——我既没有航过中国海，也没有路过合恩角，更没有亲眼看到过印度和仰光。

我简直逼得没有路走了。灾殃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化身作一个带着金环子、满面风霜的海洋的儿子。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在他把我看穿以前，我必须把他认清。我必须选定一个新的方向，否则这些可恶的警察就会把我关进监狱、警庭和更多的监狱。如果他在我没有弄清楚他究竟知道多少以前，先来向我问话，我就完蛋了。

可是我有没有把我那种走投无路的恐惧心理让那些眼光锐利的温尼泊城的治安保卫者看出来呢？没有。我眉开眼笑、满面红光地来接待这位老水手，显出一种幸免大难的神气，好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在最后一刹那间抓到了个救生圈。这儿来了一个人，他懂得一切，他会在这些完全不懂的猎犬面前证实我的故事，至少，这是我装出来的表情。我抓住了他；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话。当着我的那些审判官面前，我要在我的救星把我拯救出来以前，先证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他是个和善的水手——一个“老好人”。我在向他问话的时候，那些警察已经很不耐烦了。最后便有一个叫我住嘴。我住了嘴；可是我虽住了嘴，我脑子里就忙着在起草下一幕的剧情。我已经掌握到足够的材料了。他是个法国人。他一直在法国的商船上工作，只有一次在英国军舰上服务。最重要的是——老天爷保佑！——他已经二十年没有下海了。

警察催他快些查问我。

“你到过仰光吗？”他问。

我点了点头。“我们把三副送上岸去。热症。”

如果他问我是哪一种热症，我就会回答说，“伤寒”，可是“伤寒”究竟是什么病，我连印象也没有。他却没有问我。他第二个问句是：

“仰光怎么样？”

“很好。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一直下雨。”

“你上岸去玩过吗？”

“当然，”我回答，“我们三个见习生一块儿上岸的。”

“你记得那座庙吗？”

“哪一座庙？”我搪塞着。

“那座大庙，沿着石级走上去的。”

我如果记得那座庙，我知道我就得形容它一番。这是死路一条。

我摇摇头。

“你进了港口，到处可以望见那座庙，”他对我说，“你用不着上岸去看。”

我一生从来没有见了庙这么厌恶，可是我把全部的厌恶都寄托在仰光这一座庙上。

“你在海港里看不见，”我反驳道，“你在城里也看不见。你到了石级顶上也看不见。因为——”我说到这儿，停了一停，增加些效果，“因为那儿一座庙也没有。”

“可是我亲眼目睹的！”他嚷道。

“那是在——？”我问。

“1871年。”

“1887年的大地震把它毁了，”我解释道，“它太古老了。”

大家默不作声。他的老眼睛里在重温着年轻时看到的海边那座美丽的庙宇。

“那些石级还在那儿，”我从旁协助他，“你进了港口，到处可以望见。你记得在进港的时候，右边那座小岛吗？”我想那儿一定有一座小岛（我也准备好把它移到左边去），因为他点了点头。“不见了，”我说，“现在那儿的海水有七英寻深了。”

我憩了一下，透透气。乘着他在思量着岁月易逝、美景不常的时候，我就准备着我的故事的收场妙笔。

“你记得孟买的海关吗？”

他记得。

“烧成一堆灰了，”我声明说。

“你记得杰姆·温吗？”他回敬我一句。

“死了，”我说；可是杰姆·温究竟是个什么鬼东西，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

我又在薄冰上走路了。

“你记得上海的别利·哈普吗？”我赶快回问他。

那位年老的水手用尽了气力去想，可是他模糊的记忆里记不起我的理想所创造的别利·哈普。

“你当然记得别利·哈普，”我逼上去说，“大家都认识他。他在那儿有四十年了。再说，他现在依然在那儿。”

于是奇迹出现了。那个水手居然记起了别利·哈普。也许那儿当真有一个别利·哈普，也许他当真在上海有四十年了，更也许他当真依然在那儿；可是对我却是一件新闻。

接下去整整有半个钟头，那个水手和我又像这种样子讲了许许多多话。到后来他告诉警察说，我一点也没有讲假话。他们款待我过了一晚，又请我吃了一顿早饭，便把我放了出来，让我一路往西去投奔我那个住在旧金山的出了嫁的姐姐。

回过头来再讲那个在天将黑的时候开门出来见我的雷诺城的妇人。我一看到她那张慈祥的脸蛋，心里就有了数。我顿时变做一个天真、可爱、不幸的孩子。我话也讲不出来。我张了张嘴又把它闭上。我一生从来没有向人要过饭。我感到非常的难受。我羞愧到了极点。我这一个把求乞当作有趣的玩意儿的人，竟然活像是一个葛伦地太太的好孩子，浑身表现着她那种资产阶级的德性。只因为饥火如焚才不得不降低身份，丢尽颜面来向人家要饭。我脸上又竭力装出一个饥饿难熬、聪明绝顶、对乞丐生活完全外行的青年人的阴沉忧郁的神情。

“你肚子饿了，我可怜的孩子，”她说。

我故意让她先开口。

我点了点头，又咽了一口眼泪。(www.daowen.com)

“我还是第一次……”我结结巴巴地说。

“快进来。”她打开了门，“我们已经吃过饭了，可是炉子还没熄掉，我可以烧些东西给你吃。”

她把我带到了灯光底下，又仔细对我看了一遍。

“但愿我的孩子能像你一样的强壮、结实，”她说，“可是他不结实。他时常摔跤。他今天下午恰巧又摔了一跤，摔得很重，可怜的孩子。”

她用她的声音抚慰着他，真是说不尽的温柔和慈爱，我但愿自己也能有这样的幸福。我对他瞅了一眼。他坐在桌子那一边，身体瘦小，脸色苍白，头上还缠着许多绷带。他坐着不动，两只眼睛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一眨不眨地带着好奇心盯住了我。

“跟我可怜的父亲完全一样，”我说，“他生前也有这种摔跤的毛病，是一种头眩症。大夫全弄不懂。他们始终研究不出是什么原因。”

“他死了吗？”她温和地问，又拿出半打白煮的嫩蛋放在我面前。

“死了，”我咽了一口眼泪，“两个星期以前死的。他死的时候，我在他身边。我们正好一同穿过马路。他当场就倒了下去。他始终没有清醒。他们把他抬到一家小药房里。他就死在那儿。”

这样开了个头，我便把我父亲那个悲痛的故事加以扩充——在我母亲死后，他怎样和我一同打我们的牧场里搬到旧金山；他的蟾养费（他是个退休的老兵）和他的一些小积蓄，怎样不够维持生活；以及他怎样尝试着去兜销书籍。同时，我又描写了在他死后几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旧金山街道上经受的种种苦楚。那位好妇人一边替我烤麦饼、煎咸肉，又煮了不少鸡蛋，我更尽快把她放在我面前的东西收拾干净，一边我便把那个孤儿的形象加以渲染，添了许多琐细情节。我当真变成了那个孤儿。我相信他，正像我相信我在吞食着的美丽的鸡蛋一般。我简直能为我自己痛哭一场。我知道我的声调里有时确实带着眼泪。效果好极了。

总之，我在那张图画上添上一笔，那位仁慈的太太也就多给我一些东西。她替我准备好了一顿饭食让我带走。她放进去了许多白煮鸡蛋、胡椒、盐，还有别的东西，还有一只大苹果。她给了我三双挺厚的红羊毛袜子。她给了我几块手帕，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我已经记不起了。同时她又继续不停地替我烧了这样又烧那样，我也就吃了这样又吃那样。我像野蛮人一般地狼吞虎咽；要知道坐在行李车上穿山过岭，有的是一段悠长的路程，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能吃到下一顿饭。这会儿，那个孩子却一直像个骷髅一般，坐在我桌子对面，不动也不响地盯住了我看。也许在他的眼睛里，我是代表着神话、传奇和冒险故事——这一切都是不准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去享受的。可是我又禁不住一次两次地疑惑，也许他早已把我这副欺诈的心肠从头到底给看穿了。

“可是你预备上哪儿去呢？”她问我。

“盐湖城，”我说，“我有个姐姐在那儿，一位出了嫁的姐姐。”（我也考虑过要不要把她说成个摩门教徒，结果认为不妥。）“她的丈夫是个装水管的——”

我也知道装水管的包工一向被人认为能赚不少钱。可是我已经说出了口。有什么漏洞只好由我自己来补了。

“我如果问他们要些盘费，他们一定会寄给我的，”我解释道，“可是他们时常生病，生意也不顺手。他的合伙人欺骗了他。所以我不愿意写信要钱。我知道我总有办法到达那儿的。我推说我到盐湖城去所需要的钱已经有了。她长得很漂亮、心肠又好。她一直待我很好。我想我不妨到他们店里去做学徒。她有两个女儿。她们的年纪都比我小。有一个还抱在手里呢。”

我散布在合众国各地的、所有的出了嫁的姐姐里面，我最喜欢这个盐湖城的姐姐。她简直是有血有肉的。我在讲起她的时候，我眼睛里看得见她，也看得见她的两个小女孩和她的那个装水管的丈夫。她身材高大，待人仁慈，胖胖的一脸福相——这种人，你知道，总是烧菜烧得很好，从来也不会气恼。她的头发是棕色的。她的丈夫不大爱说话，经常逍遥自在。有时候，我简直跟他十分相熟。谁知道我不会有一天当真跟他碰头呢？如果那个老年水手记得起别利·哈普，我有什么理由不能有一天跟我那位住在盐湖城的姐夫碰头呢？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很有把握，绝不可能在人世间跟我那些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见面——你知道，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弄死了。我干掉我母亲的时候，最喜欢用心脏病，可是偶尔也拿肺病、肺炎和伤寒来结果她的性命。不错，温尼泊城的警察会来证明我有一个祖父、一个祖母在英国活着；可是这是好久以前的事，很可能他们现在已经死掉了。无论如何，他们始终没有写过信给我。

我希望那个雷诺城的妇人，看到了这篇东西，能够原谅我做人没有礼貌、说话不够真实。我不想道歉，因为我并不惭愧。这是年纪轻的缘故，对生活感到乐趣，热烈追求经验，竟然到了她的门前。这件事对我有好处。它使我认识到人类的本性是仁慈的。我希望对她也有好处。无论如何，她现在看到了前后的经过，事实的真相，不妨笑它一个痛快。

对于她，我的故事是“真”的。她相信了我的话，相信了我家庭的一切情况，又热切地关心着我到达盐湖城之前需要经过的危险的旅程。这种关心几乎使我遭受大难。我当时手里拿满了吃食，口袋里装足了厚厚的羊毛袜，正好要告别出门，她却忽然想起了一个侄儿，或是叔父，或是旁的什么亲戚，他在铁路局的邮车上工作，凑巧他当晚就在我要偷乘的那班列车上。这真是再凑巧也没有了！她决计亲自带我到车站上去，把我的事情告诉他，再托他把我藏在他的邮车里面。这样一来，既不必冒险，也不必吃苦，我便可以一直去到俄格顿。再走上几英里路就是盐湖城了。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她计划得越来越周到，精神也越来越兴奋，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却不得不装出无限的欢欣，感谢她替我解决了一切的困难。

解决！嘿，我那天晚上要往西走，他们却套住了我的脖子把我送到东边去了。这个圈套才钻得有劲呢，我又没有勇气对她说，我讲的整个儿是假话。我当时一边假装得意，一边绞尽脑汁想法脱身。可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她要亲自送我上邮车——她自己这样说——她那位邮务员亲戚就会把我带到俄格顿。那时候，我就又得费尽千辛万苦打几百英里地的沙漠里走回来了。

可是当天晚上，我的运气实在好。她正好要戴上帽子陪我一同出门的时候，她忽然发现她搞错了。她那位邮务员亲戚当天晚上不值班。他的班已经改了。他要再隔两天才值班。我得救了。我这种不受羁束的年轻人当然不肯安心等待。我非常乐观地对她说，我如果立刻动身，我一定可以早些到达盐湖城。接着我便耳朵里装满了她的千叮万嘱，告别登程。

可是那些羊毛袜子真伟大。我知道。当晚我坐在横贯大陆列车的行李车上，脚上就穿了一双——这一班列车是往西开的。

邵洵美译

我乘了“闷子车”来到尼亚加拉瀑布。“闷子车”按照一般的语言，便是行李车。再说那种没有顶盖的货车，我们弟兄们都叫它“宫陀拉”，第二个字音要念得重一些和长一些。可是话扯远了。我下午到达了那儿，下了货车，就去看瀑布。我的眼睛一接触到这种神奇的景象，看见一条条白链自天而降，我就让它们给迷住了。我简直舍不得离开它，为了我的晚餐去“进攻”那些“私窝子”（私人住宅）。哪怕“坐下”也没法吸引我。夜来了，是一个美丽的月夜，我在瀑布边一直磨蹭到十一点以后。这时候我得自己想法子找个地方“搁”一下了。

“搁”，“迷”，“摆平”，“捶你的耳朵”，全是一个意思，就是说睡觉。我不知怎么样有一个“预感”，老觉得尼亚加拉瀑布是流浪汉的“坏”城市，我于是直对着乡村走去。我爬过了一个篱笆，便“摆平”在田里。“巡官”再也不会到这儿来找我的，我自己安慰自己说。我朝天躺在草上，睡得像个婴儿一般。空气又香又暖，我整个儿晚上一次也没有醒过。可是晨光初现，我的眼睛就张了开来，我又记起了那些神奇的瀑布。我爬出了篱笆，一路走去，想再去看看。时候很早——至多五点钟——必须到了八点钟，我才能开始为我的早饭去进攻。我在河边至少可以溜达三个钟头。天知道！我是命中注定不会再见到那条河和那些瀑布的了。

我进得城来，大家还没起身。我沿着一条寂静的街道走去，只见人行道上迎面来了三个人。他们都肩并肩地走着。我确定他们都是像我一样的流浪汉，起身也很早。我这个猜想并不完全正确。我仅仅猜对了百分之六十六又三分之二。左右两边的人的确是流浪汉，中间的那个可不是。我跨到人行道边上，让这三个人打我身边擦过。他们并不打我身边擦过。中间的人说了一句什么话，三个人便一齐站住，中间那一个于是跟我打着招呼。

我立刻摸清了路数。他是一个“便衣”，那两个流浪汉是他的囚犯。“巡官”已经出门来捉早虫了。我就是一条虫。我当时如果也像几个月以后那样获得了许多经验，我就该掉转身来拼命逃跑。他也许会向我开枪，可是他先得打中了我才抓得到我。他决计不会追我，因为手里的两个流浪汉，比逃跑的一个流浪汉更来得值钱。可是他喝停了我，我竟然像木头人一般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我们的谈话很简单。

“你住在哪个旅馆里？”他问。

我可让他问住了。我并没有住什么旅馆，当地旅馆的名字我既然一个也不晓得，我就也没法推说住在哪一个里面。况且，我早晨起得也太早了。一切都对我不利。

“我才到呢，”我说。

“好吧，你转过身来走在我前面，可别走得太远。有人要见见你。”

我让他“逮住了”。我也知道谁要见见我。于是我背后紧跟着一个“便衣”、两个流浪汉，又遵照着前者的指挥，领头一路来到当地的监狱。到了那儿，他们在我们身上搜了一下，又把我们的名字登记下来。我现在已经忘掉我当时登记究竟用的是什么名字。我先说我的名字叫杰克·德莱克，可是他们在我身上搜查的时候，却找着了两封写给杰克·伦敦的信。这就发生了麻烦，需要一番解释，一切我全记不得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初让他们逮住的究竟是杰克·德莱克，还是杰克·伦敦。可是两个名字里面，总有一个今天依旧保存在尼亚加拉瀑布监狱的登记簿上。查一查就可以弄清楚。时间大概是1894年6月下旬。我被捕以后不多几天，那个铁路大罢工便开始了。

他们把我们从办公室带到“流浪汉”收容所，又把我关在里面。“流浪汉”收容所是这个监狱的一部分，那儿有一个庞大的铁笼子，专收罪行较轻的犯人。大部分的轻犯既然是流浪汉，这一个铁笼便叫做“流浪汉”了。在这儿，我们遇见了好几个流浪汉，他们是当天早晨比我们先逮住的，每隔不一会儿，笼门便开启一下，又会送进来两三个。到了后来，我们一共有了十六个，他们便把我们带到楼上的审判厅去。现在我要把那间审判庭里的经过情形从实描写一番，要知道我的尽忠报国的美国公民权竟然在那儿受了一个极大的打击，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

那间审判厅里一共有十六个犯人、一个法官、两个法警。那个法官好像还自己兼做录事。一个证人也没有。尼亚加拉瀑布也没有一个公民前来列席，看看他们那儿是怎样主持公道的。法官看了看他面前的名单，唤出了一个名字。有一个流浪汉便站了起来。法官对法警瞅了一眼。“游荡罪，回禀大老爷，”法警说。“三十天，”大老爷说。那个流浪汉坐了下来，法官又唤另外一个名字，另外一个流浪汉又站了起来。

审判前一个流浪汉，只费了十五秒钟。审判第二个流浪汉也是同样地神速。法警说，“游荡罪，回禀大老爷。”大老爷便说，“三十天。”一声声好像时钟一般地平均、准确，每一个流浪汉十五秒钟——外加三十天。

他们全是些不会开口的可怜的牛马，我心中暗想。等轮到我的时候，我可要给大老爷一点儿“教训”呢。这出戏做了一小半，大老爷忽然一时兴起，给了我们之中一个人发言的机会。事情也真凑巧，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流浪汉。他身上没有丝毫职业“无赖”的标志。如果我们这些人在蓄水池边上等候货车的时候，他朝着我们走来，我们一定会把他叫做“野猫”。野猫，在流浪汉的世界里，便是生手的代词。这只野猫年纪已经不小了——据我看来，大概在四十五岁左右。他的背有一些驼了，满脸风霜。

据他说，好多年他一直在纽约城，罗克波特区一家厂里赶车（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那家厂的买卖总是不能好转，1893年更受了经济不景气的打击，结果便收歇了。他直到最后一天才停职，虽然在最后一个时期内，他什么活都干了。接着他又详细解释此后几个月里面寻找工作的种种困难（失业的人这样多）。到后来，他心想在“名湖区域”一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于是动身上布法罗去。他当然“破产”了，因此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的故事讲完了。

“三十天，”大老爷说，接着又唤另外一个流浪汉的名字。

那个流浪汉站起身来。法警说，“游荡罪，回禀大老爷。”大老爷便说，“三十天。”

就这样一路判下去，每个流浪汉得到了十五秒钟和三十天。裁判机器转动得很顺利。时候这样早，看来大老爷还没有吃过早饭，十分仓促。

可是我的美国血液沸腾起来了。我背后有美国历代祖先支持着。那些祖先粉身碎骨所争取得来的自由里面，有一种便是所谓“陪审制”。这是我继承的遗产，上面沾着我祖先的神圣的血迹，我有责任站起来为它说话。好吧，我狠狠地对自己说；等他叫到我的时候，你瞧。

他叫到我了。我听到在唤我的名字（且不提是哪一个），我便站起身来。法警说，“游荡罪，回禀大老爷，”我于是就开口了。可是法官也在同一个时候开口，他说，“三十天。”我准备抗议，不过这时候，大老爷已在唤着名单上的另一个名字了。大老爷总算抽出空闲，对我说了一声，“住口！”法警逼着我坐下。一刹那间，那另一个流浪汉也得到了三十天，紧跟在他后面的那个流浪汉也正在取得他的三十天。

大老爷把我们一个个安排停当，每个无赖得到了三十天，他正要预备退庭，忽然又转过身来面对着那个罗克波特区的赶车夫——就是那唯一的他准许讲话的人。

“你为什么抛弃你的工作？”大老爷问。

那个赶车的早已解释过他的工作怎么样抛弃掉他，这句问话真使他吃了一惊。

“回禀大老爷，”他慌慌张张地说，“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为了你抛弃你的工作，再加三十天，”大老爷说，审判就此结束。这便是前后的经过。那个赶车的得到了六十天，我们大家得到三十天。

我们被带到楼下，关了起来，吃早饭。按监狱里的早饭来说，这顿早饭实在不算坏，此后一个月中也数这顿最好了。

可是我简直让他们给怔住了。经过了滑稽戏一般的审判，我竟然被判了刑，他们不但剥夺了我主张陪审制的权利，而且也不理睬我声明有罪无罪的权利。另一件我的祖先所奋斗得来的东西，又在我脑子里出现——人身保障法。我一定要给他们看看我的颜色。可是当我要求聘请一位律师的时候，大家都当作是笑话。人身保障法是有的，不过我既然没法跟监狱外面的任何人接触，那么，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可是我一定要给他们看看我的颜色。他们总不能永远把我关在监狱里。且等我出去了再说。我一定要吓破他们的胆。我知道一点儿法律，也知道一点儿我自己的权利，我一定要揭露他们那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当那些狱卒进来把我们推到总办公室里去的时候，我眼前不断地涌现着要求赔偿损失的开庭场面和报纸上一个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

一个警察把我的右手上了铐。（哈，哈，我心里想，又加上了一个侮辱。且等我出去了再说。）他又把手铐的另外一头铐在一个黑人的左手上。这个黑人很高，至少有六英尺多——他真高，我们并肩站着的时候，他差不多把我那只上了铐的手提了起来。再说，他是我平生所见神气最快活、穿戴最破烂的一个黑人。

我们一批人都是同样地一对对铐了起来。铐好以后，他们又拿来了一条钢链子，把所有的手铐全穿在一起，前后两端又上了锁。好大一串囚犯。一声开步走，我们便由两个警察看押着来到街上。那个高个子的黑人和我领先，带队前进。

打坟墓一般阴暗的监狱里走出来，外面的阳光射得人眼花缭乱。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它像现在这般可爱，身为一个铁索锒铛的囚犯，我知道隔不多时便要有三十天见不到它的面了。我们沿着尼亚加拉瀑布的一条条大街，直向火车站走去，路上的人都用好奇的眼光对我们望着，特别是许多到这儿来观光的游客，拥在一家旅馆的阳台上，看我们浩浩荡荡地经过。

这条钢链子很长，丁丁当当地响了一阵子，我们便一对对在吸烟车里坐定。虽然他们冒犯了我和我的祖先，我心里燃起了怒火，可是我深知大体，决不因此丧失我的理智。对于我，这完全是件新鲜事。我前面有三十天的神秘，我于是留心着在我周围找寻一个行家。因为我已经打听明白，我们此去并不是进什么容纳百把个囚犯的小牢房，而是到一个极大规模的监狱，里面有一两千囚犯，判处的刑期从十天到十年不等。

我的座位后面，链子上系着一个身材矮胖、体格强壮、肌肉结实的人。他大概三十五到四十岁光景。我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他两只眼角里透露着幽默、欢笑和仁慈。此外他便是一只残忍的野兽，完全没有人性，正像残忍的野兽一样疯狂和凶暴。他的好处，他使我乐意的地方，就是他那两只眼角——一只没有被人激怒的野兽所有的幽默、欢笑和仁慈。

他是我看上了的“好菜”。我和他“亲近”起来。火车向着布法罗开去，那个跟我合用一副手铐的高个子黑人在带笑带骂地惋惜着他送到洗衣房去的衣服，认为被捕以后，将来一定拿不回来，我也跟背后座位上那个人谈上了劲。他有一只空烟斗。我便拿我宝贵的烟丝替他装满——一筒烟要牺牲我十多枝烟卷呢。嗯，我们谈得越是上劲，我越是确定他是我的“好菜”，我就把我全部的烟丝分了一半给他。

说来，我这个人生来就像流汁一般，充满着相当的生命力，到处混得进。我于是拿定主意要混进他心里去，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将来会受到多大的好处。我们去的那个监狱，他从来没有到过，可是在旁的许多监狱里，他曾经待过“一点”、“两点”和“五点”（“一点”就是一年），所以他懂得不少门槛。我们谈得相当投契，当他轻轻地关照我一切照了他的样儿去干的时候，我的心里不禁怦怦地跳了起来。他叫我“杰克”，我也叫他“杰克”。

火车在布法罗五英里外一个车站上停了，我们这一串囚犯便下了车。我记不起那个车站的名字，可是我相信是后面这几个里面的一个：山石岩、山石林、黑山石、山石堡，或是新堡。可是不管这地方叫什么名字，我们仅仅走了一小段路，便上了一辆电车。这是一辆老式的电车，两边两条长座位，直通车子的两头。所有坐在这一边的乘客，都叫挪到那一边去，我们这一串囚犯便占据了他们原先的座位。我记得，我们跟他们面对面坐着，我也记得对面那些妇女们脸上的表情，她们准是把我们当作是已经判刑的杀人凶犯和打劫银行的强盗。我故意扮出一种穷凶极恶的脸相，可是那个跟我合用手铐的伙伴，那个过分快活的黑人，偏偏眼睛滴溜溜转着，一边笑一边反复地喊着，“啊，老天！老天！”

我们下了电车，又走了一段路，便被带到伊利郡监狱的办公室。我们都得在这儿登记，我两个名字里面总有一个可以在那本登记簿上找到。他们又关照我们，必须把我们一切重要的东西留在办公室：钱币、烟丝、火柴、小洋刀等等。

我的新伙伴对我摇摇头。

“如果你们不把你们的东西留在这儿，到了里面全会没收，”狱吏警告道。

我的伙伴依然摇摇头。他躲在别人的背后，手里忙着。（我们的手铐已经去掉了。）我看着他，照样做，把我要带进去的东西裹成一个小包。这些小包我们都藏在我们的衬衫里面。我看看我那些同道的囚犯，除了一两个带着表的，全不把他们的东西交给办公室里那个人。他们打定主意要想个什么法子把它们偷带进去，一切听天由命；可是他们不像我的伙伴那样聪明，他们没把他们的东西裹成小包。

先前那几个押送我们的狱卒把手铐和钢链子收拾好以后，便回尼亚加拉瀑布去了。一边我们就由几个这里的狱卒带进牢房。我们方才在办公室的时候，又加上了几批新囚犯，所以我们的队伍现在有四五十人了。

你们这些不曾坐牢的人呀，你们该知道在一座大监狱里面，交通的困难简直像中世纪时代经商一般。一进监狱，你便不得随意行动。走几步路就会被大铁门或是铁栅栏挡住，它们上面全加了锁。我们现在一同向着理发室走去，可是我们等着他们在一扇扇门上开锁，中间耽搁了不少时候。我们走进了第一个“走廊”便停留下来了。所谓“走廊”并不是一个走道。你不妨设想有一个椭圆形的立方体，全部用砖石砌成，一共有六层高，每一层是一排牢房，大概有五十间——说得简单些，很像一个庞大的蜂巢。你把这个蜂巢竖立在地上，上面加个屋顶，周围打个围墙就成了。这种围着墙的东西就成为伊利郡监狱的一个“走廊”。描写得更周全些，每一层的牢房外边有一条狭长的回廊，回廊外边装着铁栏杆，回廊的两端各有一座狭小的钢铁的太平梯，一层层都可以通行。

我们在第一个“走廊”里停留下来，等着狱卒开锁。各处都有囚犯在走动，他们全剪短了头发，修光了面颊，穿着大条子的囚衣。我看见我们顶上第三层牢房外面的回廊里有一个这样的囚犯。他站在回廊里，弯着身子趴在铁栏杆上，好像没有看见我们一般。他似乎在对着虚空中凝视。我的伙伴轻轻地嘘了一声。那个囚犯就往下面看。他们互相做了几个手势。我伙伴的那个手帕包就升到空中去了。那个囚犯一手接住，那个小包便像闪电一般走进了他的衣衫里面，他于是又在对着虚空中凝视了。我的伙伴早先对我说过，要我照着他的样儿做。乘着狱卒转过身去的机会，我的小包也便跟着前面的小包走进了那个囚犯的衣衫。

隔了一分钟，门便打开了，我们排了一长条走进理发室。这儿又有几个穿着大条子囚衣的人。他们是监狱理发师。这儿还有洗澡盆、热水、肥皂和刷子。他们命令我们脱光了衣服洗澡，每个人都得替他边上的人擦背——其实这种强迫洗澡是多余的，因为牢房里有的是满坑满谷的臭虫、虱子。洗好了澡，我们每人拿到一个帆布袋。

“把你们的衣服全放进布袋里去，”狱卒说，“不必想偷带什么东西。你们还得赤着身子受检查呢。判处三十天或三十天以下的人可以留着鞋子和袴带。三十天以上的人什么也不准留。”

一听这些话，大家便着了慌。赤着身子的人偷带了东西，怎么能逃过检查呢？只有我的伙伴和我两个人没有问题。那些理发师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活动了。他们在这些新来人中间走来走去，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替他们保管他们那些宝贵的小物件，答应待一忽儿送还给他们。这些理发师一个个全是慈善家——你只要听他们的讲话就行了。好像里波·里比教士的情况一般，大家心上顿时卸掉了一副重担。火柴、烟丝、卷烟纸、烟斗、小洋刀、钱币，一切东西都淌进了那些理发师的宽大的衣衫里面。他们装满了胜利品，肚子全鼓了起来，狱卒们只做看不见。长话短叙，那些东西一样也没有送还。那些理发师根本没想把他们拿到的东西送回去。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合法的权利。这是理发室的外快。我后来知道，监狱里有各式各样的外快；我自己也注定要变成一个享受外快的人——多谢我那个新伙伴。

那儿有好几张椅子，理发师工作起来敏捷非常。我平生所见到的最快的修面和剪发是在此地发现的。大家自己抹好了肥皂，理发师便替他们修面，一分钟一个人。剪发所花的时间稍微多一点。不到三分钟工夫，我那一脸十八岁的薄须剃得干干净净，我的头颅如同一顺台球，上面新长一片短硬毛。大胡子，小髭须，都像我们的衣衫袴子一般地脱落干净。老实对你说，我们让他们收拾好了以后，真成了一群面目狰狞的暴徒。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竟然凶恶到这等模样。

接着我们便排好了队，一共四五十个人，大家赤着身子，活像吉卜林书里面袭击龙登坪的那些英雄。搜查起我们来十分容易。我们除了两只鞋子，只有一个身体。有两三个冒失鬼，他们不信任那些理发师，藏在身上的东西便被抄了出来——不外是烟丝、烟斗、火柴和一些零钞，立刻没收充公。经过了这番手续，我们的新衣服便发给了我们——宽大的囚衫、囚裤和外衣，上面的条子图案十分鲜明。我从前一向有一种印象，认为条子的囚衣是专给一般判处重刑的犯人穿用的。我不再有那种印象了，只是乖乖地披上了这个羞耻的标志，第一次去尝试连锁步伐。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挨近着身子，排成一长条，每个人的两只手放在前面一个人的肩膀上，一同走进另外一个大走廊。到了这儿，他们便命令我们背着墙排成一长列，又叫我们把左臂袒露出来。一个年轻的医科学生，经常在我们这种牲口身上练习他的手法，挨近着我们身子一路走过去。他打预防针的速度比理发师修面要快上四倍。为了避免我们的胳膊受到摩擦，并使流出来的血可以早些干了结痂，我们于是被带进了牢房。我的伙伴便在这儿跟我分手了，可是他又抢了个机会偷偷地对我说，“顺掉它。”

我进了牢房，马上把我胳膊里面的东西完全顺干净。后来我看见那些没有顺的人，他们的胳膊全烂了一个个窟窿，简直可以把我的拳头塞进去。这是他们自己不好。他们早就可以顺掉的。

我的号子里另外还有一个人。我们要同住这一个号子。他少年老成，不多说话，非常能干，真是一表人才，虽说他还是最近才从俄亥俄的一个监狱里吃了两年官司放出来的。

我们在号子里待了不到半个钟头，只见一个囚犯在回廊上慢慢地踱过来，对我们房里望了一望。就是我那个伙伴。他已经获得了允许，可以在走廊里随处走动了，他解释给我听。他在早晨六点打他号子里放了出来，一直要到晚上九点才重新关进去。他跟走廊里的人有“交情”，因此他很快就变成了模范囚犯，做了一个所谓“走廊人”。那个给他这个职位的人也是个模范囚犯，大家管他叫“走廊老大”。走廊里一共有十三个走廊人。其中十个，每人管一排号子，他们的上司便是走廊老大、走廊老二、走廊老三。

我们这批新来的人这天得待在我们的号子里，我的伙伴告诉我，为的是让预防针可以在我们身上起作用。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得到监狱的院子里去做苦工了。

“可是我会尽快想办法叫你免除苦役的，”他答应我。“我会想办法辞掉一个走廊人，让你来替代他的位置。”

他把他的手伸进衣衫里，掏出了我那个裹东西的手帕包，打栅栏里递给了我，就朝着回廊那一头走去。

我打开了那个小包。所有的东西全在里面。连火柴都没有少掉一根。我跟我那个同号子的合抽一枝卷烟。我正想燃点火柴，他却一手将我拦住。我们每张铺上有一条又薄又脏、当作被褥用的棉垫。他打上面撕了一条布，把它紧紧地卷成一根细长的螺旋形的圆筒。他就点了一根宝贵的火柴把它燃上。卷紧了的棉布圆筒不起火焰。一端慢慢地会结成一个炭头。这种东西可以几个钟头不熄灭，我那同号子的管它叫做“取灯儿”。它快要点完的时候，又得做一个新的，把它们的头子接在一块儿，吹上几口气，就燃着了。嘿，我们简直可以把这些窍门教给普罗米修斯去保持火种呢。

十二点钟开饭。我们的牢门底下，开着一个小鸡大小的洞。打这个小洞里送进来了两块硬面包和两小锅“汤”。每一份汤是一夸脱热水，面上孤零零地浮着一滴油。水里还有几颗盐。

我们喝了汤，可是没吃面包。并不是我们肚子不饿，也不是面包不能吃。这个面包还相当好呢。可是我们有别的缘故。我那同号子的发现我们号子里臭虫太多。所有脱掉了灰泥的砖石缝里全是它们的殖民地。里面的居民就是白天里也会成百成千地出来在墙壁上和天花板上拥来拥去。我那同号子的人对付臭虫有特别办法。正像却尔德·罗兰一般，不屈不挠地吹着号角。真是一场空前的恶战。接连斗争了几个钟头，只落得到处血肉狼藉。等到那些败将残兵逃进它们的堡垒的时候，我们的任务还只完成了一半呢。我们把那些面包放在嘴里嚼得像油灰一般地粘韧。我们每次看见一个敌人逃进石缝，便立刻用面糊把那个洞口封闭起来。我们千辛万苦地干到天黑，每一个窟窿、每一个缺口、每一条裂缝都让我们给填满了。想到这些被面糊砌没了的城堡里面那种绝粮的悲剧、自相残杀的惨状，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我们倒在铺位上，又乏又饿，专候夜饭来到。一天的成绩非常圆满。将来的几个星期里面，我们至少可以不受臭虫的残害了。我们牺牲了一顿中饭，为了我们的皮肉只得委屈我们的胃肠；可是我们两个人都心满意足。咳，谁想到这许多人力竟然完全白费！我们的大功方才告成，一个狱卒却来打开我们的牢门。囚犯的号子重新编排过了，我们便被带进了两层以上另外一个号子里面。

第二天早晨，我们的号子都打开了，我们几百个囚犯便在底下的走廊里排好了队，跨着连锁步伐，走到外面的院子里去做工了。那条伊利运河正好流过伊利郡监狱的后院。我们的工作便是去为运河的船只卸货，把那些像铁道枕木一般的庞大的插销背在肩膀上送进监狱。我一边工作，一边打量着当地的形势，看看有没有脱逃的机会。连一点儿希望的影子也没有。四面的围墙顶上有许多守卫，带着连发的来福枪来回巡视，据说望楼里面还架着不少机关枪呢。

我并不着急。三十天不能算长。我决计熬过这三十天，多收集些材料，预备将来出狱以后，用来对付那些司法的魔鬼。我要让他们见识一下，当一个美国人的权利像我一般地受到了摧残时，他会干出些什么事来。他们剥夺了我主张陪审制的权利；他们也剥夺了我自己声明有罪或无罪的权利；他们甚至不让我经过合法的审判（因为我不能把尼亚加拉瀑布的经过认为是审判）；他们又不准我和律师或其他什么人接触，因此也剥夺了我主张人身保障法的权利；他们替我修光了脸，剪短了头发，又在我身上穿了大条子的囚衣；他们给我吃了一些面包和水，又强迫我做苦工，还要我在武装警卫的监督之下去跨连锁步伐——这一切都为了什么缘故呢？我干了什么事呢？我究竟对尼亚加拉瀑布的善良公民犯了什么法，用得着他们这般地来折磨我呢？我甚至没有触犯他们“住宿”的条例。我那天晚上睡在乡村里，并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以内。我也完全没有在他们的街道上讨过一次饭，或是向人要过一个“小钱”。我所做的只是在他们的人行道上走了一下，对他们的不值钱的瀑布看了一下。我犯了什么法呢？用他们的术语来说，我的罪状是行为不检。好吧，我出去了一定让他们瞧瞧我的颜色。

又隔了一天，我跟一个狱卒谈了几句。我要去请一个律师。那个狱卒看着我笑。别的狱卒也都看着我笑。我简直同外面的世界已经“断绝来往”了。我想写封信出去，可是据说一切信件都要经过监狱当局审阅、检查或是被没收，况且“短期犯”根本不准写信。后来我又想法托刑满释放的囚犯偷带些信出去，可是据说都被查出来毁掉了。没有关系。这使我将来出狱以后更可以证明他们的黑暗腐败。

可是监狱里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就“懂得一点儿”了。我听到了不少关于警察、瞥庭、律师的故事，简直可怕得叫人不能相信。有几个囚犯都把他们自己在大城市警察局里的经验讲给我听，实在骇人。更骇人的是他们告诉我的那些故事，据说有许多人都让警察局给弄死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表白自己了。好多年后，我在莱克索委员会的报告里，又读到了许多真实的故事，比他们讲的更来得骇人听闻。可是我当时初进监狱，听了那些故事，还要讥笑他们在胡扯呢。

一天天过去，我却慢慢地相信起来了。我在那个监狱里，亲眼看到了许多不能叫人相信的、凶恶的事情。我脑子里越是相信，心坎里便越是佩服那些保卫治安的两足猎犬和处理罪犯的司法机构。

我的气愤渐渐地消散了，浑身充满了恐惧。到了后来，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所要对付的是怎样的一种势力。我变得又是温良、又是谦恭。我的主意也一天比一天坚定了：我出去以后，决不胡闹。我出去以后，只求有一个机会，能让大家逐渐地把我遗忘。我打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我当真这样干了。我闭紧了嘴巴，蹑手蹑脚地往宾夕法尼亚走去，人更聪明了，也更虚心了。

邵洵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