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铜　雕

汉代的铜雕一反之前的写意而走向写实，以动物俑和人物俑为多，其造型古朴、形神兼备，这与当时的厚葬风有关。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0.39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陵铜车马之后，西汉前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陕西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0.62米，长0.76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马的肌肉和筋骨的雕刻符合解剖比例，马体匀称适度，造型朴实稳重。铜马通体鎏金，表面光洁度很高，鎏金匀厚，通体金光灿烂，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从铜马工整的外貌、紧缩的腹部、端正的肢体来看，是乘用马品种的体型。尤其两耳及两耳间的鬃毛以及劲健而稳重的体态，尚保留秦俑坑兵马俑的一些风格，有人认为鎏金铜马是西汉时马的标志。也有人认为是依据西域大宛汗血马为原型而铸。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大宛国(即今天的中亚一带)盛产汗血马，是天马的子孙，所以大宛汗血马又名“天马”。其特点耐高寒，善奔跑，传说奔跑时前肩流汗如血，马蹄踏石留痕，属西域良马。汉武帝很喜欢马，为获此马曾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于太初四年(前101年)攻破大宛，终获此马。

图四十一　鎏金铜马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成仙”的社会风尚。满城汉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

在东汉铜雕中，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0.345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一匹正在急速奔跑的骏马，扬起的马蹄踢到了一只飞鸟，鸟儿在逃走的同时，还惊魂未定地回头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尤其让人惊奇的是，该马是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雕塑的，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铜雕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是值得称道的。^[5]

令人瞩目的是同时还出土了由99件车马铜器组成的车马仪仗队，这支队伍的最前方是铜奔马，紧跟着17匹马和骑士，一共分三行，骑士们威风凛凛，手里拿着长戟。在威武的骑兵后面是车队，车队的正中是一辆前导用的车，稍后是4辆豪华的轺车，车上有驾车的人，还有两个服侍主人的丫鬟。车前站着8个人，从穿着上看，4个属于武官，4个属于文官，在他们的身背后发现了刻文，上面写着“张家的奴仆”。车队后面是一组5匹马组成的队形。中间一匹马身材高大，器宇轩昂，应当是主人的坐骑，其他的4匹前后并列，护卫主人，是贴身卫士的从骑，队伍的后面还有一辆牛车，是负责运输工作的。几十匹铜马各有各的姿态，十分生动，而所有的车辆做得和真的一样，一些车的后门还可以开启。显然这并不是用来作战的部队，而是象征着威严和尊荣的仪仗队。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6]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四十二　马踏飞燕

汉代铜雕水平还表现在铜镜上。两汉时期铜镜的铸制业有了新的发展。当时的铜镜已成为一般用品，官方和私营铸镜业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因此墓葬中多有铜镜随葬。(www.daowen.com)

两汉时期铜镜的合金比例是比较稳定的，铜的含量为66％～70％，锡23％～24％，铅4％～6％。由于汉镜含锡量高，有利于镜表面的抛光。铜镜中加入一定量的铅，是因为铅溶液环流状态良好，有利于热溶液的平均流注，有助于镜面干整，减少气泡，提高铸造文字和花纹的清晰度。值得一提的是，在汉代铜镜中，有一种奇特的铜镜——透光镜。此镜发明于西汉时期，外形和普通镜一样，但当光线照在镜面上时，镜面相对的墙上会反映出镜背花纹的影像，古人称之为“幻镜”。

图四十三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两汉时期的铜镜图案式样丰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特色。西汉早期，社会处于经济恢复时期，铸镜工艺发展不大。汉武帝以后，经济有了大幅度发展，铜镜铸造出现了高潮，产品质量提高，数量也增加了。其镜面渐大，镜壁略厚，钮为半圆形。花纹装饰受当时帛画、壁画、石刻等的直接影响，战国铜镜那种抽象的纹饰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新颖的草叶纹、星云纹等。往往以绘画、双勾阳线的表现技法出现于镜背，并且围绕镜钮组成同心圆的多层连续图案，并用四分法把纹样分成四等份，构成既对称又连续的圆形装饰图案。从题材上看，已趋于写实，内容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羽化升仙、祥瑞辟邪说法相吻合。

王莽时期，纹饰内容愈益丰富，表现手法比以前细腻工整，构图格局采用乳钉间隔成等份和以同心圆形式环绕多层次纹带，颇富立体层次和节奏感。此时流行一种华美的规矩纹镜，规矩纹间，往往穿插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鸟兽图案。构图巧妙，以圆与方的对比，形成旋转奔驰、活泼生动的优美的图案结构。

东汉时期，铜镜工艺表现出一种不断革新和提高的势头。装饰图案上的人物和动物已普遍流行。在技法上，多采用减地平雕和高浮雕来表现物像。神兽纹和画像纹的出现，更是前所未有。这些画像不事细节与修饰，以粗线条和大轮廓以及高度的形体夸张，表现出古拙奔放的艺术风格。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了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

图四十四　铜雁鱼灯

东汉时期的铜雕在制作材料的选用上更加奢华，同时更加注重对局部场景和人事活动的描摹与再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因为在东汉时期，一些世家大族兴起，他们建立起规模宏大的庄园，拥有大量的依附农民和奴仆，生活十分奢侈，这种风习也带进到墓葬中，墓室越建越大，铜雕也越来越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