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陶 塑
汉代陶塑中陶俑最多,在汉代墓葬中多发现陪葬陶俑。陶俑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目的和创作意识的雕塑艺术形式,是祖先崇拜活动的产物。它既宣扬了墓主生前的富贵,也营造了死后的哀荣。汉俑中的诸多形象,一方面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我们认识汉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形象资料;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雕塑艺术品,它体现了汉代民间艺术匠师的个性及创造水平,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出土在我国古代雕塑史上是震惊人心的,以“大、多、精、美”的特点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改写了秦代雕塑的历史。汉承秦制,西汉时期的皇帝陵多发现陪葬兵马俑,甚至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目前已发现很多用陶制兵马俑陪葬的,比如:
1.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0.5—0.68米,步兵俑高0.44—0.48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
2.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为生动。
3.1984年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兵马俑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除4件陶马外,其余皆为人俑,这些陶俑包括官吏俑、戴平顶盔立俑、发辫俑、发髻俑、战袍俑、跪坐俑、甲胄俑。高者0.47—0.48米,矮者0.42—0.43米。其性质与秦始皇兵马俑、汉杨家湾兵马俑相同,其风格与北洞山陶俑相类似。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的楚王刘戊。
4.汉景帝阳陵陶俑陪葬坑。目前已经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陶俑,其中有穿铠甲的兵俑。着衣式陶俑出土于陵园内从葬坑内,平均身高约0.6米,是按照真人的三分之一比例缩小制成。表面涂淡淡的橘红色,犹如真人肌肤。头发、眉毛、瞳仁、胡须均显墨黑。头发由额际中分经两颞,至脑后合拢上折,于头顶绾髻,横笄。这些陶俑最初安装有可以活动的木臂或拥盾执戟,或持戈握矛,身上原穿有丝或麻质的服饰或皮革铠甲。但由于年代久远,致使衣物腐朽,木臂已朽,如今呈裸体缺臂的姿态面世。
5.西安市长安区汉朝大将张安世的大墓陪葬坑中发现了众多陶俑和木俑,众多的陶俑虽倒在坑内,却个个精神抖擞,面部清晰,红红的嘴唇,浓黑的眉毛,还有各种发式,有的神情凝重,有的面容祥和。虽然陶俑这么多,却很难找到同样的脸。这些陶俑与汉阳陵的陶俑相似,约0.6米高。
图三十八 阳陵陶俑
汉阳陵衣式陶俑是我国雕塑史上的一枝奇葩。这些陶俑躯体的比例中度,简而不陋。肌肉和骨骼的塑造也颇富质感。发达的胸肌、敦厚的臂部、突出的腿肚,以及那暴起的锁骨,无一不散发着阳刚之美。汉代工匠通过刻抹捏塑的手法使人物的面部具有不同的个性和气质。汉阳陵塑衣式彩绘陶俑出土于陪葬墓园,模拟的应是王侯将相家的婢女或侍从。塑衣式彩绘男侍俑,高0.63米。身着乳白色右衽交领曲裙深衣,共穿三层衣袍。衣领、袖口、衣襟等处皆有红色绵缘。足蹬船形履,履端高翘。陶俑双手拱于袖中,身体直立并稍稍前倾。从其头顶有残损痕迹和两夹有丝带垂至颌下等情况看,此俑原应头戴冠,但出土时已残损。陶俑的发式为额际中分,拢至脑后上折,挽于冠下再梳成髻。那剑般的眉毛,黑亮的眼眸,上扬的胡须,以及紧闭的双唇,以简单的线条勾勒便将一个恪守职责、恭谨惟命的侍从刻画得栩栩如生。[2]
汉景帝阳陵的封土堆东侧附近,排列着19个坑穴,这些坑穴可能象征着皇宫里负责皇帝生活的机构,因此出土了一些形体特别的俑,有一些裸体的陶俑让人们吃了一惊,他们没有阴囊,但这不是工匠的粗心,而是刻意表现的,他们是我国最早的宦官形象。除了宦官,其他的陶俑还有侍女俑,皇帝的日常生活主要靠宫女来服侍,当年她们身上穿着艳丽的衣服。西汉侍女俑,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汉阳陵“动物俑群”的数量、品种和塑造艺术,为全国陵墓陪葬之冠。古人祭祀用“三牲”、“六畜”,而殉葬多用马匹,少以他物。一则为祭,二则为“用”——“视死如生”。阳陵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动物俑,分区分片,成群结队,更多的意味是为了“享用”。数量之大、品种之多(马、牛、猪、羊、狗等)、塑造之精美,居全国陵墓陪葬之首位。
图三十九 彩绘陶塑女坐俑(www.daowen.com)
西安白家口和江苏徐州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
就洛阳地区而言,汉俑有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有文吏、仕女、百戏、劳动俑、动物俑等。这些陶俑洋溢着一种那个时代特有的美。古朴厚重、雍容大度的造型方式,使人充分领略到汉代文化特有的力量内涵。单纯简洁、整体概括的造型意识使这些艺术形象具有浑厚、粗犷的节奏韵律。加之陶俑充分表达了作品材料——陶土的质感特性和捏塑感的自然情趣,使得这些作品有着淳朴浑厚、古拙耐看的共同特点。
洛阳汉俑的造型往往以一种大度的大写意手法来强调刻画形象的动态,甚至有意对形象夸张变形以达到传神的艺术效果。比如洛阳七里河东汉墓中出土的那件长袖拂扬、踏盘而舞的女舞俑,虽然面容朦胧,但她有着被蓄意夸张的细腰长颈,强调的是头、颈、腰扭转而形成的动态之美。她的手、脚张扬地配合着,铿锵的节奏就在她抬手举足间迸出。再如洛阳烧沟东汉墓出土的头戴平冠、上身袒裸、下着肥大的喇叭形裤的男舞俑,他右足屈膝踏地、左足抬起、双臂开掌向上举起,似作拍手踏歌的舞蹈动作,形象率真天然,粗粝豪放,没有精致的细节刻画,但却传达出“神似”之美。
洛阳汉俑的塑造手法极富想象和创意。同为七里河所出土的“三人倒立杂技俑”,表现了三人倒立于圆缸之上,其中二人手按缸沿作倒立之姿,身体相互叠架支撑,另一倒立者驮于其上,双足屈伸在空中。这个被凝固了的空间姿态既惊险又灵巧,既接近生活而又不受拘束,其整体形象获得多方位、多角度的观赏效果。洛阳汉俑塑造中除了大度、自由、富于创意的特征外,还蕴含着另外一种素质——稚拙、谐谑的意趣。眯眼嬉笑的“矬矮力士”,面部布满了沟壑般的纵横皱纹,他赤露上体,肌肉炫耀似的隆起,挺胸凹腰,臀部撅起,整个身体几乎拧成“S”状,神态表情的憨厚与形态的笨拙浑然一体,表现出汉代普通民众在生活中诙谐、幽默的个性特质。再如前面提及的男舞俑,他虽然面容浑浊,手不分指,但却在剽悍的身躯上塑造着赫然的两乳,使人睹之忍俊不禁,给人以诙谐、风趣的印象。[3]
东汉时期的陶塑品种增多,是现实生活的具体反映。有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如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有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如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有反映医疗卫生的,如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有反映娱乐生活的,如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技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郫县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作者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以舞乐杂技为题材的俑群,在山东济南无影山西汉墓也有发现。那是一件场面颇大的作品,众多的舞乐杂技陶俑被固定塑制在一个大托板上,人物多达20余个。托板中央是舞乐百戏演出,有6个演员,一组7人乐队以及1个穿红色衣服的人,似乎是演出的指挥者。演员中2个长衣女子挥动长袖,翩然起舞;另外4个青年男子,短衣赤足,正在表演翻筋斗、倒立和柔术。乐队在一旁伴奏,分别有击鼓、鸣磬、鼓瑟之人。在大托板的两侧,还塑有站立着的观众。这组陶俑的造型较稚拙,仅具人物形体轮廓,但色泽鲜艳、人物众多,表现了当时舞乐百戏演出的热闹场景。
在成都天回山出土的说唱俑,高0.55米,头戴小帽,右手高举鼓槌,左手还抱着一个大鼓,上身袒露,说唱之间不但眉飞色舞,粗短的右腿也情不自禁地翘了起来。在四川各地东汉时期的墓葬中,乐舞俑几乎处处可见,其中说唱俑又最为常见,夸张的动作,丰富的表情,这种诙谐、滑稽的说唱表演想必就是今天我国评书、相声的前身了。
东汉的陶俑多小巧,但无不神采飞扬、生动活泼,虽然只是简单的捏塑,但人物的姿态、形象相当传神。制作的工匠所关心的显然不是准确的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人物的神情和姿态。为了充分表达突出的特征,必须有所夸张变形,而这样的效果却更加具有艺术的感染力,给人留下了特殊而深刻的印象。
图四十 彩绘陶马骑士俑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汉阳陵出土的狗、羊、鸡等动物,真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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