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代书法作品赏析

1.简牍帛书与汉代书法

纸张发明以前，我国古代书写载体是竹木简牍与帛书，其中竹木简牍占据最主要的地位。竹木在我国取材方便，加工之后即可书写，帛为丝织物的统称，比较贵重，一般人使用不起。早在先秦时代的典籍中就有使用竹帛进行书写的记载，“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20]汉代主要竹木简牍帛书作品都是新出土的，主要有：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竹简》，此简年代为西汉文帝时期，是墨写的隶书，但其中也保存有篆体之势和战国时代书写风格。《马王堆汉墓竹简》书写的文字“波势和挑法更为明显……是一种审美情趣使然，是对艺术的自觉创作”。^[21]体现了西汉初年隶书发展过程中秦的篆书与六国文字的影响，表明此时隶书字体还没有完全成熟。与之相应的具有同样过渡性特点的还有《银雀山汉简》、《张家山汉简》。

《定县汉简》、《武威仪礼汉简》是汉代书法中隶书成熟的标志。《定县汉简》1973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县八角廊四十号汉墓。竹简书写年代为西汉宣帝时。《定县汉简》上的文字书写结构工整、波磔丰肥饱满，摆脱了篆书的意境。《武威仪礼汉简》于1959年出土，竹简书写年代据专家考证为西汉成帝时期，竹简文字书写形体结实，笔画中多出锋收笔。在《武威仪礼汉简》文字书写中，一些笔画类似后世的楷书。

帛书由于为丝织物，所以较竹简更易腐烂，难于保存，因此出土的实物也较少。《马王堆汉墓帛书》同竹简一样出土于1973年，主要是对《老子》、《周易》等先秦典籍的抄写。帛书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在文字书写上，帛书属于古隶范畴，但接近篆书。其笔画中段饱满，收笔较尖，仍然反映了过渡时期书法艺术的特点。

2.铭刻与汉代书法

汉代铭刻书法主要有青铜器铭刻文字、石刻文字、砖瓦铭刻文字等。这些铭刻的使用者主要是贵族，铭刻文字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图三十二　银雀山汉简

汉代青铜器已经由先秦时代礼制、权力的象征向朴素实用的器物发展。青铜器铭刻文字主要记载物主、器物出处，有的也记载祝福话语。汉代青铜器铭刻中《新嘉量铭》比较有名。《新嘉量铭》文字为篆书，作品完成时间为王莽新政权始建国元年(9年)。这个作品“垂脚舒长，笔画方折挺劲，虽整个字形修长，但是文字的基本结体还是方正的”。^[22]这种书体代表了王莽政权所颁布的官行书体，这种书体随着新莽政权的垮台而不再使用，但是它对后世也有着重要影响。魏晋时期的一些碑刻、印章仍然保存有它的痕迹。

图三十三　张迁碑

西汉时期大规模刻石风气不曾兴起，现在所见西汉刻石作品也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有《群臣上寿刻石》、《五凤二年刻石》等。

《群臣上寿刻石》据清代学者赵之谦考定，认为是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立。清代道光年间杨兆璜在河北永平县发现。在这块刻石上共刻字15个。这块刻石为篆体，但有些字的书法趋于方扁，带有一定的隶书笔意。

《五凤二年刻石》，又称作《五凤刻石》或《鲁孝王刻石》，刻于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年)，共13字。这块刻石发现于金代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此刻石是郡国书吏以手写体入石的典型例子，能较充分的表现笔意。”^[23]由于《五凤二年刻石》是西汉刻石当中传世较早、书法较好的一块，因此受到后人重视，在西汉刻石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汉代瓦当已经从秦的图纹瓦当向文字瓦当变化。文字瓦当中既有纯文字的也有文字与图案相结合的。瓦当上所刻的文字主要有“长乐未央”、“汉并天下”、“千秋万岁富贵”等。刻文字体多种多样，主要有篆体、隶体。汉代文字瓦当主要用于宫室、官署、陵寝建筑之上。瓦当刻文千姿百态、生动俊美，增添了建筑物的装饰美感。

3.东汉的碑刻与书法

东汉时期，社会树碑之风兴盛，碑刻门类齐全，数量也有很大的发展。时人通过碑帖可以学习书法，进行文化传播。东汉碑刻作品流传于世也较多，因此东汉碑刻在我国书法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碑刻中，篆书碑刻作品传世有名的为《袁安碑》、《少室石阙铭》、《开母石阙铭》。

《袁安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和帝永远四年(92年)所立。《袁安碑》字迹损失较少，碑文笔势强健、骨力劲拔，是汉代传世篆书碑刻中保存完整、字迹清晰、书法精妙的精品之作。

《少室石阙铭》，全称《嵩山少室石阙铭》。据学者考证这是汉安帝时期的作品。该作品书法古拙简朴、挺劲犀利、流畅洒脱，也是汉代篆体的上乘作品。

《开母石阙铭》同《少室石阙铭》一样，都是著名的“嵩山三阙”之一。此刻石字迹损失较多，但是作品书法笔线丰腴，运笔自然，用笔遒劲，气势磅礴，也有较重要的地位。

东汉时代著名的隶书碑刻作品有《石门颂》、《乙瑛碑》、《西岳华山庙碑》、《熹平石经》等。《石门颂》全称《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原刻于陕西褒斜谷石门隧道西壁上，建国后迁至汉中市博物馆收藏。《石门颂》书法精湛，“通篇碑文集宽松与灵秀于一身，融高古与沧茫于一体”，“通篇布局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气横生，纵横劲拔，字里行间颇饶趣味，素有汉隶中‘草书’之称，是汉隶中奇纵恣肆一类风格的代表作”。^[24]

图三十四　乙瑛碑

《乙瑛碑》，刻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此碑字迹保存完好，是历代公认的隶书佳作。碑文书法端庄典雅、宽博开张，“结体方正，骨肉匀称，波磔分明，端庄秀实”，“通篇布局，纵横有列，阵容整肃，处处显示出一种高穆气象”。^[25]这块碑刻是汉代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

《西岳华山庙碑》，全称《汉西岳华山庙碑》，也简称《华山庙碑》。此碑刻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此碑书法“结体方整匀称，骨节开张，气度典雅，秀丽端庄”，“其章法整肃庄重，布局疏密得体，神韵高雅脱俗”。^[26]《西岳华山庙碑》也是汉代隶书作品中的精品。

《熹平石经》，也称作《汉石经》。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人鉴于当时儒家经籍文字谬讹丛生的弊端奏求政府正定《六经》文字，得到批准。于是蔡邕等人书写经文，作为范本刻于碑石之上。前后历经9年，石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石刻完成以后，立即受到人们的欢迎。《熹平石经》在书法上是汉代隶书成熟期的代表作品，书法相当精妙。由于其为多人共同完成，因此书风不一，但是又都高妙精巧。总之“《熹平石经》所展示出来的多种风格的汉隶形体美，集中体现了隶属成熟时期的成就”，因此《熹平石经》在书法艺术上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图三十五　熹平石经

通过汉代器物上的文字作品，我们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到汉代多姿多彩的书法艺术。汉代器物上的多种书体、多样的笔法均反映了汉代书法的发展，也展示了汉代书法自觉时代到来。汉代器物上的书法为后世所重，今天仍然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两汉时代是秦王朝之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确立巩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对外民族关系、社会文化思潮等诸多方面有许多对前代的继承，更多的则是新制度的建立。在汉代社会大环境之下，书法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字在汉代又一次统一，文字学在汉代形成，书法名家辈出，书法理论著作的出现，书法艺术审美的自觉，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表明汉代书法已经进入到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在我国书法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www.daowen.com)

【注释】

[1]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2]刘志成主编：《汉字学》，天地出版社，2001年。

[3]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4]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5]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6]扬雄：《法言·问神》，见许嘉璐《文白对照诸子集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7]《说文解字》卷十五上，中华书局，1963年。

[8]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

[9]陈方既、雷志雄：《书法美学思想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

[10]陈方既、雷志雄：《书法美学思想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

[11]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1990年。

[12]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

[1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14]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1990年。

[15]《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16]《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17]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1990年。

[18]岳庆平、尚琤：《中国秦汉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19]陈方既、雷志雄：《书法美学思想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

[20]《墨子·明鬼》，见许嘉璐：《文白对照诸子集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21]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

[22]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

[23]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

[24]金其桢：《中国碑文化》，重庆出版社，2002年。

[25]金其桢：《中国碑文化》，重庆出版社，2002年。

[26]金其桢：《中国碑文化》，重庆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