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代文字变迁对书法影响

书法是一种写字的艺术表现形式，因此书法研究，有必要对文字问题作深入探讨。汉代文字对书法最重要的两方面影响就是文字的再统一与文字学的产生。

汉代文字再统一是相对于前代文字统一基础上而言的。我们认为汉代之前有三次文字统一，即原始文字、西周籀文、秦代小篆。文字产生于文明时期，我国现存的最早文字为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实际上，我国文字的产生要远远早于殷商时代。文字的第二次统一是西周时期的籀文。所谓籀文相传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太史籀所编的《史籀篇》上的文字。据学者研究，西周籀文出现于西周中晚期，它与西周早期所继承的殷商文字截然不同。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收录的籀文与东周、战国时期的石鼓文相同，则此处记载的籀文已经不是原貌。籀文“修长稳重，字画圆润匀称”，可以作为“大篆”的典型代表。文字的第三次统一当属秦王朝统一后的“书同文”，颁行小篆书体。秦朝的书同文字是以秦国原有文字为参考标准，省去一切与秦文字不相同者，同时又颁行了小篆这样标准的文字范本。小篆这种书体具有“比较全面地保留了汉字的构型理据，形体定型化，字符进一步符号化”^[2]等特点，与六国文字相比，更易书写。但是受到文字字体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局限以及秦王朝短命而亡和自身发展的制约影响，客观地讲，“书同文字”的目标在秦代并未完全彻底的实现。

汉代文字的再统一，实际上也就是隶书的进一步成熟过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中就已经有隶化的趋向，秦朝统一后，隶书正式产生。汉代对隶书进一步加工美化，西汉宣帝时，隶书趋于成熟。小篆向隶书的转变标志着“古文字系统”向“今文字系统”的嬗变，汉代隶书是现今文字产生的标志，消除了篆书遗存的图画意味，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的结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文字变迁发展的又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文字学在此时期形成，“秦、汉之世，为我国文字变迁最烈之时……文字之学，成於是时”。^[3](www.daowen.com)

图二十八　居延汉简

首先，汉代“小学”创立，也产生大量古文字学家。“在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中，首次将周秦以来的字书及‘六书’之学称为‘小学’，而‘小学’一词首录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4]在汉代，还产生了张敞、张吉、杜邺等通古文字的学者。汉宣帝、平帝时曾经两次召集学者正读古字，上述学者参与其中并起到重要作用。也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小学”得以正式创立。其次，汉代文字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学问，同时又与仕途利禄紧密联系起来。汉代，对字书进行了修订与重新编写，这些字书也就成为当时儿童启蒙识字的必修书本。儿童学完基本的文字知识后，就可以进入到更高一级的学府学习，或者跟随那些当世名儒学习。西汉初年，在萧何所作《九章律》的《尉律》中有这样的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守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这实际上就是将文字学与仕途利禄紧密联系起来。最后，许慎《说文解字》是汉代文字学形成时期最重要的成果。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明确指出文字开始就具有的造型艺术特征与审美价值；许慎总结了造字“六书”，揭示了汉字构字的基本法则和发展规律，注重了对汉字字形的理解，为训诂形训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在《说文解字》中所保存的籀文等古文字体也为我们了解古文字学发展，考释古文字提供基本材料。

文字是书法艺术的基本载体，汉代文字的再统一与文字学的形成同样也是这一时期书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隶书成熟，成为正式字体以及此后多样化的发展，推动了汉代书法艺术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