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丧服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死为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所谓五服。

人死后其亲属要在一定时间内改变通常的服饰，这种礼俗起源很早。我国古代典籍所称丧服，不仅指居丧者的服饰，还包括居丧的时间和居丧期间生活起居的特殊规范。凡此种种，又以居丧者与死者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而有或重或轻、或长或短、或繁或简的区别。

春秋战国时的丧服制度由儒家整理归纳并予以理想化，在《仪礼·丧服》中有集中详尽的反映。儒学是战国时的显学，汉代以后又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以《仪礼·丧服》为准则的规范化的丧服制度借助政治的力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到普遍的推行，被历代王朝列入法典，其间虽然个别地方略有改订，就其大体而言，可以说是始终一贯，而且作为传统伦理的重要表现形式，植根于民间，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仪礼·丧服》所规定的丧服，由重到轻，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称为五服。五服分别适用于与死者亲疏远近不等的各种亲属，每一种服制都有特定的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和行为限制。

其一为斩衰。这是最重的丧服，适用于子为父、未嫁之女为父、嫁后因故复从父居之女为父，嗣子为所嗣之父、承重孙为祖父，妻妾为夫，父为长子。

持斩衰之服的男子全套丧服包括斩衰裳、苴绖、杖、绞带、冠绳缨、菅屦。衰是麻质丧服上衣，裳为下衣。斩是不加缝缉的意思。斩衰裳用每幅(二尺二寸为一幅)三升或三升半(八十缕为一升)的最粗的生麻布制作，都不缝边，简陋粗恶，用以表示哀痛之深。斩衰裳并非贴身穿着，内衬白色的孝衣，后来更用麻布片披在身上代替，所以有披麻戴孝的说法。

苴绖，指用已结子的雌麻纤维织成的粗麻布带子，共两条，一为腰绖，用作腰带；一为首绖，用以围发固冠，有绳缨下垂。

杖，也就是后世俗称的哭丧棒，斩衰所用之杖为苴杖(苴有粗恶之意)，竹制，高与胸齐。用杖有两重意义，一是表示丧主的身份，在传统丧礼中，只有孝子用杖；二是表示“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以杖扶病也”。^[13]

绞带，是以绞麻为绳作带，与腰绖相似。古时祭服用带，有大带、革带之分。大带用丝织品制成，加于革带之上。丧服中的绞带代替革带，腰绖则代替大带。

冠绳缨，指以麻绳为缨的丧冠，冠身也是用粗麻布制作。

菅屦，是用菅草编成的草鞋，粗陋而不作修饰。

如持丧者是女子，绖、杖、绞带、菅屦与男子相同，但不用丧冠，而是用一寸宽的麻布条从额上交叉绕过，再束发成髻，这种丧髻叫做髽。髽用一尺长的小竹为笄，叫做箭笄。另外还要用粗布包住头发，叫做布总。女子的外衣原先都是连裳于衣，斩衰裳也无上下之分，连为一体。

斩衰之服的丧期是三年，但并非三个周年，只要经过两个周年外加第三个周年的头一个月，就算服满三年之丧，所以实际上是二十五月而毕。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三年之丧应服二十七个月，唐代以后多从二十七月之说。开始服丧，叫成服、持服；服丧期满，叫释服、服阕。行三年之丧据说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14]所以，父母死后，为人子者要服丧三年以报答养育之恩。

持斩衰之服者，在三年丧期中的饮食起居日常行为也有制度规范。饮食方面，《礼记·间传》指出：“斩衰三日不食。”《问丧》指出：“亲始死，……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食之。”就是说首先要绝食三天，到既殡以后，可以“食粥，朝一溢(1升的1/24)米，暮一溢米”。百日卒哭以后，可以“疏食水饮”。一年小祥以后，可以“食菜果”。二年大祥以后，可以用酱醋调味。丧满服阕，禫祭以后，才能饮酒食肉。但也有变通之处，居丧期间身有疾病或年事已高，为了避免身体毁伤，不能从头至尾办完丧事，陷于“不慈不孝”，允许增加营养以保护健康。

在居处方面，规定在未葬以前，孝子要“居倚庐，寝苫枕块”，“寝不脱绖带”。倚庐是靠着门外东墙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屋，苫为草垫，块指土块。既葬以后，孝子所居倚庐的内壁可以涂泥挡风。百日卒哭以后，可以对倚庐稍加修整，并铺设不纳头的蒲草席。一年小祥，才拆除倚庐，在原处改建小屋，用白灰涂墙，称为垩室，居于其中，并铺用普通寝席。二年大祥，复居正寝，但仍不能用床。直到服丧完毕，才一切如故。妇女居斩衰之丧，则不必居倚庐和寝苫枕块。

其他方面，规定在未殡之前，孝子要哭不绝声，“昼夜无时”，既殡以后，要一朝一夕哭两次。以后在整个丧期中，“思忆则哭”。至于不得婚娶、不得赴宴、不得听音乐、不得游戏笑谑等，更是理所当然。还有三月不沐、在大祥移居正寝之前夫妇不得同居等要求。为了表示哀痛之深，持斩衰之服者在居丧期间要过极不正常的生活。

东汉以后，服斩衰之丧者如是现任官员，必须离职成服，归家守制，叫做丁艰或丁忧。父丧称丁外艰或丁外忧，母丧称丁内艰或丁内忧。至丧期结束，才能重新复职。在特殊情况下，皇帝以处理军国大事的需要为理由，不让高级官员离职守制，称为夺情，但遵旨依旧任职视事者往往被攻击为有悖人伦，要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

其二为齐衰。这是次于斩衰的第二等丧服，本身又分四个等级：即齐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三月。

齐衰三年。适用于在父已先卒的情况下，子及未嫁之女、嫁后复归之女为母。父母虽然同为子女的生身之亲，但在宗法社会中，父为一家之长，父母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又因为男女不平等，夫为妻只服齐衰杖期，父在而母卒，其子所服不能重于父亲，也只能跟着服齐衰杖期；如果父已先卒，则可以加重丧服，但仍为父的余尊所厌，所以服次于斩衰一等的齐衰三年。

齐衰三年的全套丧服是：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

疏有粗意，疏衰裳是用每幅四至六升的粗麻布制作的，较斩衰所用略细。齐谓衣边经缝缉而显齐整。牡麻绖是用不结子的雄麻的纤维织成的粗麻布带子，也包括首绖、腰绖两种。丧冠所用麻布也较斩衰略细，并以麻布为缨，叫冠布缨。杖用桐木制作，叫削杖。布带为麻布所作，用如绞带。疏屦也是草鞋，但用细于菅草的藨草、蒯草编成。

对服齐衰之丧者，丧期内的饮食起居，也有一定的规范。齐衰三年也是重丧，其要求与斩衰三年大致相同，只是饮食方面改初丧三日不食为二日不食，以示稍轻。齐衰杖期、不杖期则是初丧三餐不食，然后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杖期者终丧不食肉、不饮酒；不杖期者三月既葬之后可以食肉饮酒，但不能与人会饮共食。

居处方面，除齐衰三年也有倚庐之制外，其余一律居垩室，但不杖期者三月之后可以复归正寝。齐衰三月与杖期、不杖期差别不大，但丧期既短，三月之后，就一切如常了。

其三是大功。又次于齐衰一等，适用于为从父兄弟，已嫁之姑母、姊妹、女儿，未嫁之从父姊妹及孙女，嫡长孙之外的众孙，嫡长子之妻。此外，已嫁之女为兄弟及兄弟之子(侄)，已嫁、未嫁之女为伯叔父母、姑母、姊妹，妻为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以及夫之兄弟之女已嫁者，出嗣之子为同父兄弟及未嫁姊妹，也都是大功之服。

大功的丧期为九个月，丧服为布衰裳、牡麻绖、冠布缨、布带、绳屦。这里的布是指稍经锻治的熟麻布，较齐衰用的生麻布细密。

居大功之丧者初丧三餐不食，葬前居于垩室，疏食水饮，不食菜果，三月既葬，可食肉饮酒，复居正寝。

其四是小功。又次于大功一等，适用于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从祖兄弟，已嫁之从父姊妹及孙女，长子外的诸子之妻，未嫁之从祖姑姊妹，外祖父母、从母。此外，妻为娣姒(妯娌)、夫之姑母、姊妹，出嗣之子为同父姊妹之已嫁者，也服小功。

小功丧期为五个月，其服饰是布衰裳、澡麻带、绖、冠布缨、吉屦无绚。小功所用的麻布较大功更细。所谓澡麻，是指经过洗涤的较白的麻。吉屦即日常所穿的鞋，绚是鞋鼻上的装饰，用以系带。小功是轻丧，不必专备服丧用的鞋，吉屦无绚即可。

其五是缌麻。这是最轻一等的丧服，适用于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从祖兄弟之子等。

缌麻丧期仅为三个月。当时用来制作朝服的最细的麻布每幅十五升，如抽去一半麻缕，就成为缌。因为其细如丝，正适宜用作最轻一等的丧服。(www.daowen.com)

小功及缌麻在五服之中属于轻丧，要求居丧者初丧之时两餐不食或一餐不食，丧期内不饮酒食肉，但不作严格规定，仍居正寝，并可用床。

从上所云，可知汉代丧葬礼俗复杂多样，极为繁琐。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传统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在内。

首先是由于“灵魂不灭”观念的影响。

汉代人相信人死灵魂永存，还会在另一个世界一样继续生活，因而注重把死人当做活人看待。为了使死者能过上舒适、安稳的生活，墓室的形制和结构尽量模仿现实中的房屋，随葬品尽量将生人所用的工具、物品纳入墓中，甚至将房屋、田地和家禽、牲畜之类也制成模型和偶像，以供随葬。完全用现实生活来为死者构造地下世界，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15]这种现象在许多汉墓中均有发现。

汉人相信“人死为鬼，有知”，可降福生者，亦可祸害生者，那么为求死者对生者的保佑，祭祀就成了一种经常性的活动。上至皇帝，下迄百姓，乐此不疲。西汉帝陵园中有寝，陵外立庙，均为祭祀之所。《汉书·韦玄成传》载：“园中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到东汉时，陵园礼制除维持西汉礼俗外，开始举行规模空前的上陵礼。官僚地主在坟墓前建有大规模的祠堂，作为经常举行祭祀活动之场所。如汉武帝时的朱买臣，家贫，靠打柴为生，其妻去而嫁于他人。一天，“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16]

其次是汉代统治阶级提倡“以孝治天下”的影响。

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地位后，使“孝道”思想渗透到了统治阶级政策中。统治者不但提倡孝道、褒奖孝行，而且以“孝”取仕、育人。

在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下，“孝”观念深入人心，表现在丧葬礼俗上就是厚葬成风。厚葬在汉代可谓是兴盛至极，在帝王、贵戚、官僚等上层社会的丧葬礼仪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在汉代，葬亲也是孝的表现。如果以礼葬亲，就会得到选拔或提升。如《后汉书·任城孝王尚列传》云：“延熹四年，桓帝立博为任城王，博有孝行，丧母复制如礼，增封三千户。”在当时，如果不为亲人奔丧为大逆不道，不能任官还要下狱，推荐者亦遭株连，俸禄被削减，《汉书·陈汤传》曰：“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才，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二百户，汤下狱论。”从中可以反映出，葬亲已成为汉代的伦理风尚。

人们为了显示其孝道，逐渐把厚葬与薄葬视为孝与不孝的标志，因此大操大办丧事。如《汉书·原涉传》载：原涉之父在哀帝时曾任南阳太守，“涉父死，让还南阳赙送行丧冢庐三年后，由是显于京师”。涉自以为“前让南阳赙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坟墓简约，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阁重门”。原涉的“行丧”、“大治”从一个方面反映丧葬的厚与薄是衡量孝的标准之一。

从大量汉画也可以得出，在汉代非常注重丧期。有的人甚至弃官为亲人守灵，这些史籍中也不乏记载，《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云：“顺帝永建元年，拜历为车骑将军，三年，母长公主薨，历称病归第服阙，复为大鸿胪。”居丧之礼，未葬，居服舍，即葬则庐墓。做官的人注重丧期以显示其孝。当时的社会下层也是非常重视丧期的，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后汉书·周盘列传》记载：盘后思母，弃官还乡里，及母殁，哀至几于毁灭，服终，遂庐于冢侧，又云盘同郡蔡顺以至孝称，母平生畏雷，自亡后，每有雷震，顺辙圜冢泣曰，顺在此，太守韩崇闻之，每雷，辄为差车马到墓所，太守鲍众举孝廉，不能远离坟墓，遂不就。

汉代的厚葬风俗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统治阶级不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还追求死后的享乐。为皇帝修墓，每年要用掉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即使西汉以节俭著称的汉文帝修造霸陵时，“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实质上，我们从汉景帝阳陵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来看，很难证明是薄葬。比较节俭的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奢侈之辈，劳民伤财的程度可想而知。如西汉成帝，初建延陵，已费十年，但对延陵不满，改建昌陵，五年不成，又回延陵重建，以至造成“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疲敝，府藏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的严重局面。上行下效，当时即使普通的老百姓，耗费虽不能与帝王富豪相比，但都竭力效仿。

【注释】

[1]扬雄：《方言》十三，见《丛书集成初编》。

[2]《墨子·节葬下》，见许嘉璐《文白对照诸子集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3]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安死》，学林出版社，1984年。

[4]《周礼》，见许嘉璐《文白对照十三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5]马非百：《盐铁论简注·散不足》，中华书局，1984年。

[6]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7]《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

[8]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节丧》，学林出版社，1984年。

[9]《晋书·索传》。

[10]《后汉书》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

[11]《后汉书》卷一《光武纪》。

[12]《礼记·曲礼下》，见许嘉璐《文白对照十三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13]《礼记·问丧》，见许嘉璐《文白对照十三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14]《论语·阳货》，见许嘉璐《文白对照十三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15]马非百：《盐铁论简注·散不足》，中华书局，1984年。

[16]《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