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葬具和随葬物品

在汉代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下，“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表现在丧葬礼俗上就是厚葬成风。厚葬在汉代可谓是兴盛至极，在帝王、贵戚、官僚等上层社会的丧葬礼仪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晋书·索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书·贡禹传》也载：陵中“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如此，下面的王侯勋戚、贵族官僚等，便肆无忌惮、大肆铺张。大将霍光死后，朝廷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壁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列藏椁十五具”，并“发三河卒穿复士，起冢祠堂”。^[7]

葬具是盛放死者遗体的用具，土葬所用称为棺。最早的棺是瓦制的，称为瓦棺葬。商代以后才用木棺。《礼记·檀弓上》记载：“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套棺是一层一层紧套在一起的，如果在棺或套棺之外隔较大的空隙再加一层，就叫做椁。《荀子·礼论》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记载。考古发掘证明，这种可以称之为周制的棺椁制度，战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实行。战国秦汉大型墓葬所用木椁，具有象征地上建筑的性质，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同墓室一样，可以称之为椁室。椁室内用板壁分割成若干块，分别为棺箱、头箱、边箱、足箱等，棺木放在棺箱内，其余部分放满随葬品。

当时“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8]汉代帝王贵族死后，随葬物品务多务精。“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后虽经赤眉军盗掘，到晋代“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9]即使是史称俭约、又在遗诏中明令不许厚葬的汉文帝，其霸陵在晋代被盗时，也“多获珍宝”。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中，出土了包括两件金缕玉衣在内的4200多件随葬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墓主是一个封邑仅700户的列侯的夫人，随葬品也数以千计。厚葬浪费掉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在后代很少能逃脱被盗掘的命运，在有识之士的眼中，厚葬之风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当时许多思想家都予以抨击，在《盐铁论》、《论衡》、《潜夫论》等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不少人力倡薄葬，并且身体力行。如东汉卢植临死“敕其子俭葬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10]汉武帝时的杨王孙为了力矫时弊，遗命裸葬，一时被认为是惊世骇俗之举，而《汉书》专为立传，有意表扬。后来连最高统治者也意识到听凭厚葬之风蔓延，不利于社会稳定。东汉初年，光武帝下诏说：“世以厚葬为德，薄葬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11](www.daowen.com)

图二十三　汉代陶仓

在众多类型的随葬品中，有一种颇为特殊，那就是明器。所谓明器，又称冥器、鬼器，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并无实用价值的各种器物的模型，所用原料多为陶、瓷、竹、木、石等，所模仿的有礼器、工具、兵器以及车、船、仓、井、房屋、庭园等，甚至还有各种家畜鸟兽。汉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陶俑和各种家禽等，就是这种明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