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纪传体断代史的出现——班固的《汉书》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市)。出身世代书香官僚之家。其父亲为班彪，“才高而好述作”，官至望都长，东汉儒学大师，晚年专心史籍，他针对《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情况，续写《史记》，称为《史记后传》。

班彪对其子班固的影响比较大。因此，班固幼时即能属文，咏诗书。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开始撰写《汉书》时，有人向汉明帝告他私自改作国史，被捕入狱。后其弟班超诣阙上书，为他辩白。在汉明帝阅读了他的书稿后，大为赞赏，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一年后又升为郎，典校秘书，并命他继续写《汉书》。到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于白虎观，由班固编为《白虎通义》一书。到汉和帝永元元年(87年)大将军窦宪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后窦宪伏诛，他受牵连被捕，死于洛阳狱中，时年61岁。班固共用了二十余年时间写作《汉书》，尽管如此，当班固死时，《汉书》还未写完，尚缺八篇表和天文志。其妹班昭(也称曹大家)，奉汉朝廷之命整理此书，补成了八篇表和天文志，政府还派了十位青年学者来帮助班昭完成任务。因此这部书的完成可谓历经曲折。

图十六　班固像

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以后，就有人不断地步其后尘，继续撰写《续史记》，在西汉灭亡以前不知有多少人曾续写《史记》。比较著名的有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等。而影响最大、又流传至今的则为班固所著《汉书》。

《汉书》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从此以后的正史基本上为断代史。

班固之所以改通史为断代史，是出于尊汉观念。班固批评司马迁将西汉“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是贬低了西汉的历史地位。他说，唐虞三代能成为儒家理想的社会，是因为有典籍而扬名后世的。那么建立了更为恢宏的帝业、取得了更大成就的汉朝，更该有相应的著作为之鼓吹，而司马迁的《史记》未能完成这一任务。班固自觉地承担改通史为断代，重新编写西汉史，以弥补这一缺憾的使命。在客观上，西汉是封建社会经历了秦王朝后又一个从兴盛到衰亡的周期，为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兴衰过程清晰、起讫断限分明的例证，有利于为后代治国者提供借鉴。主客观的结合，成为断代史《汉书》产生的土壤，也成为后世史家遵循的成法。

《汉书》的主要特点有：进一步确立了本纪的正统地位。班固从正统论出发，规定只有正统帝王才能列入本纪中，依此例将项羽及做了15年皇帝的王莽归入列传，而将毫无业绩的惠帝立于本纪之中。

取消世家，归入列传。《史记》以世家反映先秦至汉初的政治体制，所记诸侯传国者，是分封制的产物。秦行郡县制，不设诸侯，汉设部分诸侯，经过削藩，政治经济地位也大大下降，因此将世家单列已无实际意义，故班固将其取消，把有关人物归入列传，以与当时政体一致。

两汉之际，群雄割据，出现一批擅自称帝者，为将其与正统地位的刘秀政权相区别，班固参与《东观汉记》撰修时，创立“载记”形式以记之。这种形式为后世史家所继承，是把正统论运用于史书编撰的典型例证。

整齐列传的编次与命名。《史记》各传次序间杂，或以时间为先后，或以事类相近作一体，或借题发挥，班固评其“为例不纯”。他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次，先专传，后类传，再后少数族传，最后是具有篡位性质的《王莽传》。这一规划，既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又体现了正统精神，也显示了华夷之别，后来这种体例历代相沿，奉为定例。

班固还一改司马迁在称名上的讲究，统一以姓名相标示，虽失史书褒贬的精蕴，但整齐划一，使之规范化，便于书写编纂。

改书为志，扩大了历史的记载范围，既包含了自然和社会的学问，也包含了可信与神秘的学问，更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通过合并变通及增加，班固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编成十志，其中刑法、地理、艺文、五行各志为其首创。虽无职官志，但《百官公卿表》实为表志之合体。这一改进，是对纪传体记载内容的极大丰富与完善，有人指出《汉书》的贡献主要在十志，是有道理的。

从上述可见，经班固改进的纪传体，无论从反映面的深度广度上，还是从正统思想的体现上，都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汉书》成为正统史学确立的正式标志。

还应指出，班固在编纂中，注重史料选择和审核，选择标准是“切于世用”，如写贾谊、晁错、董仲舒时，他们的鸿篇大论很有名，但只选其切于治国之要者著于篇。因此，对史料的真伪考辨十分认真，如对东方朔的史料，经过考订后，认为“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在志书的撰写中，考辨更多，如写《律历志》，删去了刘歆为歌颂王莽功德所条奏的“伪辞”，而“取其正义者著于篇”，对《艺文志》所记荒谬或伪迹明显的篇目，直斥之为“迂诞”、“伪托”、“后世所加”等等。拿不准的史料，则采取“阙疑”的审慎态度加以保留。如在《张汤传》中：“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班固虽偶尔也使用曲笔，但其对史料的审慎态度，使全书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信史。(www.daowen.com)

《汉书》写成后，为其作注的书籍大量出现，出现了应劭、如淳、服虔等很多的注解，而唐代颜师古批判各家注而成为注《汉书》的集大成者，现在通行的就是颜师古的注本。

班固的《汉书》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又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其史学思想既有其积极方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总的来说，对我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班固为人性情宽和，是一位心平气和的史学家，所以它在《汉书》中的记述，都能对叙述激动的场面、悲惨的境况，以及丑恶淫邪的事件，以温雅之笔描述，词美而笔调从容，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汉书》叙述西汉一代的历史，可谓包举一代，首尾完整，文赡事详。在史书体例上，《汉书》的“志”比《史记》的“书”有较大进步，《史记》创立八书，《汉书》则为十志，后者增加了刑法、地理、五行、艺文等，内容较以前丰富多彩。

《食货志》为研究经济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弥补了《史记》在这方面的不足。全面叙述了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经济状况，如记载汉初“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由于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才出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好局面。但到汉武帝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发展到王莽末年“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终于导致农民起义，这为研究汉代经济提供了重要资料。其《地理志》对当时的疆域政区、领土面积、山川方位、重要物产、土壤、郡县户口、风俗、祠庙古迹等方面均有记述，是我国古代极为详尽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艺文志》是我国古代的学术著作目录，共记载有596家、13269卷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后代已有不少散佚，但从其仅存的数目，隐约可以看出我国汉以前学术的概况，所以它是一部翔实的图书目录史和学术史。另外像《五行志》、《刑法志》等都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的几种“志”的体例被后代史家继承下来，对于丰富我国古代史料有重要意义。

颂扬统一大业。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以史书完整颂扬记述大一统政权的第一人。大一统一般有两个含义：一指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效统治；二指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西汉大一统政权的出现有时代进步性。班固通过对西汉历代帝王政绩的记载与颂扬，体现大汉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统治；通过对民族史的详细记载，表明多民族正在融为一体，展现了和睦共进的大一统规模和气象。采用包容量大、表现力强、宜于反映社会全貌的纪传体，并摈弃以汉代“厕于百王之末”的旧例，酣畅淋漓地展示了西汉大一统政权的恢宏业绩，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班固写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认识所致。这一工作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其著史思想和成就，为后世大多数史家所继承发扬，对形成和巩固我国多民族的统一政权，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提倡爱国精神。如在《李广苏建传》中，对李陵的失节和苏武的申节进行了鲜明的对比，按照爱国的原则进行褒贬，以李陵自愧之言说明失节可耻，用孔子“杀身成仁”之语褒扬苏武爱国的高尚。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与忠君有一致之处，爱国与民族气节亦有一致之处，班固所塑造的苏武，是一位兼有忠君、爱国和民族气节于一身的形象，这是班固用历史人物进行爱国教育最成功的一例。

揭露封建官吏的丑行。在《霍光传》中写了外戚专横暴虐及鱼肉百姓的恶行；在《王莽传》中揭露了王莽的虚伪、奸诈、残忍、愚蠢的面目；在《贡禹传》中通过贡禹上疏揭示了民间疾苦：“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在《鲍宣传》中记载了汉哀帝时百姓有“七亡”、“七死”等等。在揭露和批评同时，也反映了班固的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激发着史家在著述中尽其为民请命的责任，形成了我国史学中的又一优良传统。

注重民生的经济观点。班固对经济的阐述，主要是通过《食货志》、《货殖传》展开的。在《食货志》中肯定食货为生民之本，重视农业生产，尤重土地问题。记述先秦至汉的农政，提出“理民之道地著为本”，并引录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有关论述加以强调，在经济思想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班固列《沟洫志》，强调治河问题的重要性，记载了贾让治河三策这一重大的治河历史文献；列《地理志》说明各地的物产和风俗特点，特别详记了西汉末年的土地面积，区分可垦与不可垦的情况，并注意了户口与习俗。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注重对少数民族的记载。合并了《史记》有关列传而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为《西南夷传》增加了大量的史料。又创立了《西域传》，记述了今新疆境内各民族的情况，也记述了安息、大月氏、大夏、条支等中亚、西南亚等国的历史，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班固是一位很有史识的史学家，在论述人物和事件时均给予评价，关于这一点主要反映在文后的论赞中，也有的寓于叙事之中。在班固对历史进行解释时，通常是用一个字就是“势”，以所处的地位而解释，称作“处势”，以所居的环境而解释，则曰“居势”，以整个历史的发展而解释，称为“势”或“国势”。当然这种“势”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历史的长期实践形成的。他还经常强调“天时”，但并非天命，而是由历史造成的形势。例如他对汉武帝时“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叙述是这样的，巫蛊之祸，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其惨祸的发生，与汉兴兵三十年有关，并不是由一个嬖臣所能导致的。

图十七　班固墓

《汉书》在历史文学方面亦独具特色。纪传写人物的最大特点是结构严谨，描写细腻，语言精练。往往就掌握的丰富材料，精心选择提炼，抓住主题，用艺术手法，进行深刻细致的描写，使人物个性、感情动态，非常形象地再现出来。正如明人黄省曾说：“孟坚之史，每传一人，则不特功德言语，了了无遗，模写如画；又且并其形态之状以铺张之。”^[17]这一评论是符合实际的。

《汉书》作为传记文学，对唐宋以后的“古文”影响很大，唐朝古文大家柳宗元精通《汉书》，对之评价很高。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有“苏子美饮酒”一节，提到名士苏舜钦用“汉书下酒”的生动故事，说明《汉书》曾经具有相当普遍的影响和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甚至说：“三日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18]说明其艺术精蕴，已为后世文学家领悟。《汉书》继《史记》之后，成为我国历史文学的又一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