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纪传体通史的开创——司马迁撰《史记》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他所著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45年(一说135年)生于左冯翊夏阳龙门(即今陕西韩城市)，大约死于公元前90年。他的先世即是周朝的史官，其父亲司马谈在西汉时曾任太史令达20余年之久。他对司马迁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史官，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1]。这些使司马谈成为一位通晓天文星象、阴阳变化并信奉黄老之道的史官。所著《论六家要旨》正是其思想的反映。对当时的阴阳家、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黄老学说是值得推崇的。要对阴阳、儒、墨、名、法各家进行扬弃，以无为的名义而达到无不为的目的。做到“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2]他的这种观点在汉初是适用的，但到汉武帝时，一改汉初的政策，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因此其思想主张并没有得到采纳。

太史官在当时并非显官，仅为六百石俸禄，但地位重要，管理当时的天文星历、占卜祭祀，兼管文书档案，记载实录大事，关系到国家的行政决策，所以太史令是非常重要的官职。正如刘知几所云：“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3]因此，司马谈能为自己做上史官感到很骄傲，司马迁也为后来能继承其父业感到自豪。

司马谈后来因未能参与封禅泰山郁闷而死。在临终前对司马迁讲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要求司马迁继承他的遗志，完成《史记》的撰写工作。因此在给予司马迁很高的评价时，不要忘记司马谈的重要影响。

司马迁幼年曾“耕牧河山之阳”。在十岁时便能诵“古文”，后来他精通《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经，以及《秦纪》、《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历史著作，还大量阅读当时人的各种著述，博学强记，贯通文史。公元前108年继父任太史令，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正如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的：“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些对于司马迁后来撰写《史记》有极大地帮助。

司马迁20岁开始了实地考察，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他曾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今天的山东、河南等地。后来又因任郎中，奉命出使西南夷，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在其任太史令期间，多次跟随汉武帝到过全国的很多地方其行踪到过长江大河、五湖沅湘、淮泗漯洛。西到四川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东南曾到达会稽，探过禹穴，在淮阴，考察过韩信的遗迹。在丰沛，访问了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的故居。在沅湘流域，凭吊了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在山东，“讲业齐鲁之都”，“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并访问了孟尝君的故邑。在河南，访问了魏都大梁和侯嬴所看过的夷门。在北方边塞，“行经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壮阔的游历和考察，使他大开了眼界、增长了阅历；使他有机会听到过去——特别是秦汉以来著名人物的生动故事；也使他有机会比较广泛地接触下层群众，并有助于了解各地经济、物产、风土、民俗和地理形势。丰富的旅游和调查经历是他写成巨著《史记》之又一重要的资料源泉。正如东汉时卫宏所言“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4]。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出游具有自己鲜明的目的，除了搜求各诸侯国的“史记”之外，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司马迁被处宫刑对他本人而言奇耻大辱，所以后来司马迁一再沉痛地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又说：“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更说：“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5]他在“身残处秽”中，孤寂而抑郁，陷入最大的悲愤和耻辱中。

图十四　司马迁墓

他尽管有了自杀的念头，然而由于他的文学天才还没有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个宏愿还没有实现，即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还没有脱稿，于是他忍辱负重，继续其写作。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为太史令，便开始了搜集资料，“史记石室金匱之书”。四年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即“论次其文”，“日夜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七年后，因“李陵事件”而遭宫刑。在狱中他忍受了最大的痛苦和耻辱，也更激发他的顽强意志，依然坚持写作。“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抵)贤圣发愤之所以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6]。

司马迁在狱中坚持写《史记》大约历时两年，后于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因大赦而出狱，任中书令，继续撰写，六年后完成。这样，从最初的搜集材料到最后写成，前后费时四十年。《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分别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合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司马迁《史记》的编写方法和体例开创了历史著作的新纪元，他创造性的以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这种写法，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创立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编写方法，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所修史书的典范。而在此以前，《尚书》只是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还算不上是正式的史书。其他的如《竹书纪年》、《春秋》、《左传》等均是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罗列事件，《国语》、《战国策》则是分国编写的史籍。

《史记》的本纪共有十二篇，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朝代为主，如《周本纪》、《秦本纪》等；另一类是以帝王为主，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等。表共十篇，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事年表，如《六国年表》等；另一类是人物年表，与列传相互补充，如《十二诸侯年表》等。《书》共八篇，主要记载的是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的沿革，也可以认为是分类史。《世家》共三十篇，是用来记载封国诸侯的，如《齐世家》、《楚世家》等，另一类是记载重要名人的事迹，如《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列传》共七十篇，以人物为中心。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人物传记，既有一人一传的，也有两人或多人合传的，还有同一类合为一传的，如《商鞅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循吏列传》等；第二类是对外国和少数民族立传，如《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

《史记》的五种体例虽各有分工，但又有内在联系，侧重点有所不同，实际上为一个整体，互为补充。

《史记》写完后，正本秘藏，副本存京师。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传布其书，遂大行于世。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这位历史学者的责任感。

“究天人之际”无论在古代或者现代都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先秦和秦汉时期，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了解很少，统治阶级为了麻醉人民的斗志，宣扬迷信思想，鼓吹“君权神授”的观念，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与此同时，曾有不少的思想家提出对“天人之际”关系的看法。如荀子提出过“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

“究天人之际”即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司马迁提出这一重大课题，无疑是对先秦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史观的一个大胆挑战，通过三千余年的历史变化，对于天命史观，他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而且也提出了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新认识。

司马迁曾参与编撰过《太初历》，据他自述，重黎是司马氏的远祖，以序理天地为是，至司马迁仍守其职，擅长于天文之学，乐于探究天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天有日月，地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7]他要通过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来为他写《史记》服务，进而阐明自己的观点，达到“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目的。

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司马迁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观点，表现出矛盾的两个方面，他心中的天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有时隐隐约约操纵着人，有时又不能操纵人。人事的兴衰，其中有人的因素，也有天的因素。从其思想体系方面来看，他接受的是天命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并试图以这种观点来解释历史。从其实践方面来看，在解释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时，他又对这种观点和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批判和否定了这种观点，来强调人的作用。在《史记》中有大量的记载和事实就是这种情况。

司马迁在《史记》中已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肯定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是以具体的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去丰富和证实他的这一认识。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并没有将人的作用仅局限于君主，而是认为各类人才在历史上都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不容易的。《史记》中为各种各样的人物列传，正是承认这些人物的创造作用。

司马迁提出的“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把古往今来历史事实的变化联系起来，从而找出古今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社会服务，这是对历史学作用的最好注脚。

为了能够通古今之变，他写的《史记》起自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今上(即汉武帝)，达三千余年的历史。对于历史上的古今之变，他的观点同于荀子，而不同于孔子，即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他指出：“战国之权变，也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8]他批评一些人认为秦的灭亡是由于法后王的结果，指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9]司马迁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能因为秦的速亡而贬低其历史地位。(www.daowen.com)

司马迁写《史记》之所以上溯到五帝三代，就是要寻找汉王朝的渊源。他认为：“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通业。”^[10]实质上司马迁写《史记》主要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以供借鉴。因此他写秦汉部分就非常翔实，正如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的：“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

《史记》中的《十表》和《八书》特别关注古今之变。如在《六国年表》中指出“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狄，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将秦国由小变大及最后统一天下的原因淋漓尽致地讲述出来。又如《礼书》中首言三代“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至周衰而“礼崩乐坏”。“秦有天下，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汉有天下，叔孙通制礼仪，大抵皆袭秦之故。汉武帝即位后，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古今之礼，其变如此。

对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它将以前的史学著作的撰写方法加以综合，创立了纪传体的历史著作写作方法。实质上，司马迁自己讲的“成一家之言”，其主要思想是不因袭前人的论断，敢于正视现实，评论现实。要表达自己对历史上一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因而才在书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时社会思潮的观点。

图十五　司马迁祠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汉武帝专制集权的全盛时期。他亲眼目睹了西汉王朝统治的方方面面，看到了汉武帝执政时期的前后变化，以及当时老百姓的社会生活状况。因此在其书中，他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从而歌颂农民起义，将陈涉列入世家中，并且将陈涉起义的原因归之于“秦失其政”，也就是说是秦的暴政导致了农民起义。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与他同时及以后的一般史学家难以理解的。后来的班固在著《汉书》时就把陈涉降为列传。唐朝的刘知几在《史通·世家》中对于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颇不以为然，认为“陈涉起自强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从班固和刘知几的不以为然就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独到见解。

司马迁对汉武帝及其统治集团当时的一些做法也提出了批评。例如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对王温舒的评价是“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这明显是对汉武帝的做法提出质疑。《酷吏列传》中所列的十个酷吏都是汉代的，而《循吏列传》中的四个循吏则全是春秋战国人，这显然是司马迁在和当时的统治者唱对台戏。

司马迁还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商人和商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为其撰《货殖列传》，而这恰与当时统治者提出的“重农抑商”的治国方针相对立，故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司马迁的观点评价道：“以旧史家观之，可谓奇特”。

也正由于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所以班固便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又指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可看出班固一方面对司马迁极力加以称赞，另一方面则提出批评，反映了两人价值观的不同。但实事求是地讲，司马迁的观点是正确的。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对我国历史上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传记文学的典范。

《史记》一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记载的时间长，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共计三千余年的历史；二是记载的内容和范围的宏大，其中记述的地理范围延伸到了今天我国的版图之外，西至中亚，北到大漠，南到越南。记载的人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凡历代的帝王、贵族、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经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隐士、商贾、医生、俳优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对于研究汉以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社会风俗、学术、民族、天文历法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因此《史记》又是一部百科全书；三是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对包括汉武帝在内的众多统治者的失误、暴行予以揭露，保留了历史真相；四是语言生动流畅，这也是前后代史籍少见的特点。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应该说是十分公允的。说明《史记》这部书既有其历史价值，又有其文学价值。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史记》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史记》以前的史书，《尚书》只是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还算不上是正式的史书。其余的如《竹书纪年》、《春秋》、《左传》等在体裁上均是按年月日的次序编写的。《国语》、《战国策》则是国别性的记载。《史记》的编写方法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他创造性的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撰写史书，对后世史学著作的撰写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史记》中，司马迁总结、继承了前人著述的各类体裁，创造性地发明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这一史书体裁，而这在西方未曾出现。只有在这种史学体裁下，才能写出人类的全史。历史是少不了人物的活动，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为人物作传；同样历史是无法离开时间的，表则专门以时间系事件；对于历史上的学术、制度、名物的纷纷出现，书则能一一涵盖。《史记》中的“本纪”是掌握政权的皇帝的大事记，它取材于《春秋》经；“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的兴亡始末的，它取材于《国语》；“列传”是将相官僚以及各阶层著名人物的传记，取材于《左氏》的传。无论本纪、世家、列传都是通过历史人物的记述来反映历史的面貌。此外，还创制了“表”和“书”。“表”是帝王诸侯将相的大事年表；“书”是有关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门论著。都是主要反映古今政事、制度、人物的发展、变化的。司马迁融合过去的“编年”、“记事”、“记言”、“分国”等体于一书，取各家之长，发凡起例，创立规模。从《史记》的这一庞大体制和所包罗的丰富内容来看，在当时的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史学著作中，还远没有这样一部完整的史学巨著。这是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不朽功绩。

《史记》是我们现在研究汉武帝以前历史的重要资料，之所以如此，在于《史记》的真实性。首先司马迁在著述历史时是非常慎重的，一则大量查阅资料，二则实际考察，三则对得到的资料认真筛选，去伪存真。现在的大量发掘考古资料证明司马迁当时的记载是可信的，如通过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司马迁在《殷本纪》中关于商王的世袭记载是正确的；通过近期在陕西眉县发现的窖藏青铜器，也证明司马迁对西周王室沿袭的记载也是正确的；通过秦始皇陵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也证明司马迁对秦始皇陵地宫的记载是可信的，等等。这都充分说明司马迁的《史记》在运用当时资料时是经过一番精选的。

司马迁整理史料工作的最大贡献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即对以前的史料加以整理，结合实际考察所得，以达到“整齐百家杂语”的目的。正如司马贞所言“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迄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辕，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11]

司马迁《史记》思想的积极性和进步性，主要表现在评论人物时实事求是，取其一节，不求全责备，也不以成败论英雄。他的思想观点比较进步，他的感情，他的爱憎，他的褒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价值观和态度。《史记》所载人物，仅见于列传的已有二百余人，本纪、世家也是人物。司马迁不但记述帝王将相，而且兼写历史上的各种人物，写出了儒林、循吏、酷吏、工商业者、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等方方面面的人物，无疑是一部社会全史。凡是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关系时，司马迁都给予评价。特别是在每篇文后加上赞语，简明扼要的谈出自己的观点，反映出他爱憎分明的立场。

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当时的皇帝汉武帝，他也能坚持真理，秉笔直书。他写的关于汉武帝活动的《今上本纪》虽已散佚，但所写的《封禅书》和《平准书》，对汉武帝迷信思想和对外远征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全部描写出来，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中，司马迁对汉武帝宠爱的那些权贵们的骄奢跋扈、贪婪无耻进行了严厉的揭发和鞭挞。与此同时，在其所写的《陈涉世家》和《项羽本纪》中，他流露了对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热情讴歌陈涉在反抗、除灭暴秦上的率先发难之功。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12]承认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也是基于同一观点，司马迁为项羽作本纪，推崇项羽在巨鹿一战中摧毁秦军主力的功绩，所谓“虐戾灭秦，自项氏”^[13]。《项羽本纪》中详记了悲剧英雄项羽的一生奋斗历程。这些事实的记录，首先，反映了司马迁对项羽的最后归于失败是深表同情的。他对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和为灭秦定天下做出卓绝贡献的项羽，大胆地采取了正面的肯定和同情的态度，这是我国历史上史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第一例。同时，在《项羽本纪》文后赞中也批评了项羽“天亡我也”的观点，指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其次，反映了《史记》对开创汉世的刘家，并不一味歌功颂德。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不得不承认：《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正是《史记》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集中表现。

《史记》为汉代最卑贱的阶层——商人作《货殖列传》，用以反映春秋战国以至汉初的工商业的面貌，并高度肯定他们的商业活动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司马迁亲身遭受过封建专制的残酷迫害，由于他“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以至“穷无所之”，甘受耻辱的腐刑，所以毫不隐讳地提出了“羞贫贱”的论点。司马迁关于社会经济的观点是值得赞许的，他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身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这是司马迁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具体反映。对于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要求统治者懂得经济发展的规律，不要与民争利，做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是对汉武帝实行的盐铁官营政策的批判。认为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不是政治力量所能创造出来的。因此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他根据当时社会的情况，总结出致富时“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的规律。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将写史的触觉延伸到世界，西方的一位汉学家就认为司马迁写了一部世界史，他指出：“司马迁写了一部世界史。它的历史的大部分是中国史，此乃由于他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人类进步与文明的最高峰，而且他也最知中国。但是它扩展其写史范围到周边地区和各国，包括了韩国、东南亚以及中国北部、西部等地区的叙述。”^[14]司马迁《史记》中将周围国家和民族一并写进的方法被后代学者沿用，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周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而难得的资料。

《史记》为“不爱其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的游侠布衣之徒作《游侠列传》，对他们的高尚激昂的情操、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耶！”重要的是，《史记》中除了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少数人物以外，还用了不少的篇幅，记载了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人物，凡是社会各个角落、各个不同阶层中凡有一技之长，一节可取，于人生有益，为人民爱重的典型人物，在《史记》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从而极大限度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个风貌，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学术界从未有过的，为古代史学的发展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料。

但这种记史方法必然引起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指责。卫宏《汉书旧仪注》中指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加上司马迁曾为李陵的败降辩护，蒙受过耻辱的宫刑。他的私人书信《报任安书》也抨击朝廷，揭发了汉王朝屠杀功臣的凶残行为，以抒发他的积愤。因此，在他身死之后，《史记》就遭受到禁锢和谤议的不幸命运。汉成帝时，东平思王刘宇上疏求《太史公书》，廷议因其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遂不与”^[15]。东汉初平中，王允则竟直斥《史记》是“佞臣”的“谤书。”^[16]

《史记》不仅史料丰富，观点进步，从史才来说，有组织，有系统，加以生动的文笔，议论精彩，叙事状物，无不曲尽其妙。像《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刺客列传》等，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史记》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和司马迁的文章精美密切相关。《史记》的语言，通俗易懂，工于素描，其中引用古书，把词义深奥的改为浅近而不失原意，这就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

《史记》在成书前后所蒙受的这些不公平评价，造成了他在流传的过程中遭受到缺佚，为人所改削、附益，而且某些篇章已是面目全非。这些都充分说明司马迁是以史学家的“董狐之笔”、秉实记史的原则，对帝王的功过是非给予如实的反映和大胆的揭露，他置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好恶于不顾，不为刘氏一姓撰写帝王家谱，而以史事的真伪、是非为原则。这一我国史学的光荣传统，是司马迁用流血和屈辱的悲剧牺牲换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史记》高度的人民性。同时他注意到了客观历史的社会性，把我国自《尚书》、《春秋》以来的历史科学的对象、方法论，向前远远地推进了一大步，司马迁这些方面的卓越贡献，对我国的历史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开创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