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汉代史学思想的发展

汉代是我国多民族封建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为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主要体现在统一的国家开阔了史学家的视野，前所未有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极大地震撼和激励了史学家，为史学家撰写史书提供了难得的写作环境和众多的素材；统一的环境，也使统治者能够有精力关注史书的编写。

西汉是代秦而兴起的王朝，秦的速亡对西汉统治者来说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因此汉初出现了一些关于秦亡的史论性著作，如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新书》，陆贾的《新语》、《楚汉春秋》等，这些著述均是为统治者总结秦之所以速亡的教训，以供刚刚取得统治权的统治者借鉴。汉代初年实行的无为而治的政策，实质上是汉初统治者吸取秦速亡教训的产物。无为而治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即放宽限制，广开献书之路，使文化的发展有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因此诸子各家等思想才得以发展，也才为我们今天保留下众多的历史文献资料。

汉政府对撰写历史的重视也是这一时期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司马迁撰写《史记》虽然属于私撰，但问世后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褚少孙、冯商等的续补都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史记》中有大量批判和讽刺汉武帝和汉代其他统治者的语言，被称为“谤书”，但《史记》并未遭到封杀，司马迁仍然受到重视。

汉明帝时任班固为兰台令史，诏其参与撰写国史，从而证明此时已有了专业史官。《汉书》是我国史书由私撰变为官修的开始。后来的《东观汉记》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史书的开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的20余种正史基本上为官修史书。(www.daowen.com)

为皇帝和皇后撰写《起居注》也开始于汉代。《隋书·经籍志》中记载，西汉宫中已设置有女史，记录宫中帝王的言行等。西汉时期的起居注可考者只有《武帝禁中起居注》。说明到东汉时，起居注的撰写已开始正常化、规范化。

官修史书的出现，说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从而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国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修史机构，得以使我国的史书汗牛充栋，形成了史学的繁荣景象。但也由于当政者注意官修史书，导致以后的史籍不再像以往的私修史书那样敢于直接批评，而成为统治者的进行统治的工具和御用史书。

两汉时期儒学的兴盛，特别是经学的发展，也对史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取得了正统与独尊的地位。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设太学，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从此公卿大夫士吏遂多为儒学之士。从西汉元帝到东汉末年，是经学极盛时期，通经成为升官显达的重要途径，帝王诏书、群臣奏议，莫不引经据典，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因此，经学对史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史学虽然早于经学出现，但自经学兴盛以后，史学随风而靡，处于经学的支配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