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私　学

西汉初期，朝廷无暇顾及建学立制，此时文化传播全赖私学。因此，两汉私学较官学发达，在教育制度上也有新的建树。

汉初私人教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封建统治者由武力征讨逐步转入政治、经济、文教事业的恢复和建设，需要建立日益庞杂的各级官僚机构，因此急需大批治术人才，然而又来不及兴学设教立即培养，只能大力搜集吸引民间的隐贤逸材，一批从事私人教学的学者及其弟子得到仕进之机，如叔孙通及弟子百余人皆得为仕，在客观上激发了私人教学的积极性，促进了私人教学的发展。其二，汉初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政治比较清平，经济渐有复苏，特别是中小地主阶层和城乡富户希望子弟入学受教，谋求进一步发展，但国家尚无力办学，于是靠私学来满足这一要求，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汉武帝开始兴办和发展官学，在中央设立太学。但私学并未因此而停顿，反而在官学发展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繁荣。这是因为：第一，两汉官学主要设在中央，地方官学未得到发展，直到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当政时才开始建立地方学校系统，郡县普遍建立学校。第二，中央官学设在京师，路途遥远，入学困难，并且名额十分有限，难以满足众多读书人的入学要求。私人教学容纳的学生人数远比太学为多。实际全国大部分教育任务仍然靠私学来承担。官学和私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汉代有一些经师大儒，自立“精舍”、“精庐”，开班收徒，有教育儿童的“学馆、书馆、书舍”，相当于小学。私学的数量常超过官学。有些经学大儒得不到从政和任博士的机会，就从事私人讲学。也有些大儒则一面做官，一面收录弟子，或在罢官归乡后著书立说，收徒讲学。当时不能进入官学的学生就投入私学，向大儒求教，精进学业，以利日后出路。当时统治阶级允许开办私学，因此私学日益扩展。

汉代私学就其程度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识字为主的启蒙教育，称为“书馆”，教师称“书师”。学生学字书认字，字书是三字、四字、七字的韵文，记述日常生活用品和反映社会情况，便于儿童习诵记忆和实用，适合儿童的特点，在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成为后世编写蒙学课本如《千字文》、《百家姓》等书的先导；二是以学《孝经》、《论语》为主的初习经书教育，接受封建道德教育。从八九岁入学，到十八岁左右读完《论语》、《孝经》后，可称小学结业，以后可进入太学深造，也可进私学向大儒专习经业，也可入仕做小官或在社会上谋职。私学肩负教育儿童的任务，积累了教育儿童的经验，对培养人才和发展教育起了奠基的作用；三是以研习五经为主的专经教育。(www.daowen.com)

书馆书师施教有“坐馆”和“家馆”两种形式。所谓“坐馆”，就是书师执教家中或在公共场所开馆授徒，学童入馆受教。所谓“家馆”，即由贵门富户聘书师到家施教，受教者为本家乃至本族子弟。书馆一般实行个别教学，重视口授和背诵。书馆的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兼习算学。书馆所用“字书”，种类较多，主要有《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算学则以《九章算术》为基本教材。在考古中发现了汉代“乘法口诀表”。

图十三　《急救章》局部

经馆又称精舍或精庐等，是较书馆更高一级的私学，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专习一经或数经，程度与太学相当。经馆在教学上体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教师多为名士硕儒。汉代专经教育兴旺发达，从事传授高深学问的学者多为当时的名士硕儒。他们或亦仕亦教，或辞官致仕后闭门授业，或终生隐逸山泽间聚徒授经；第二，私学规模大，学生众多。汉代经馆通常只有一名经师主持，但弟子却有成千上万。如东汉名儒马融教养诸生，常有千数。郑玄游学归里，学生相随常数百千人，晚年远道来学者数千人。如此众多的弟子，不可能个个当面传授，因此经馆学生常分著录弟子与及门弟子两种进行管理。所谓“著录弟子”，即在名儒学者门下著其名，不必亲来受业，类似后世的“拜门”，所以著录弟子能多至万人。“及门弟子”或称“授业弟子”，是直接从师受教的，往往有数百千人，其中许多人是私学大师的高足，直接聆听老师的教诲，甚至和教师一起辩论经义，商讨学术；第三，经馆中常采用次相传授的方法进行教学。教师只对从业时间较长、有一定学问根基的高业弟子进行直接传授，再由高业弟子转相传授初学弟子。如郑玄拜马融为师，虽在门下，但“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这种方法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率，也使部分学生在参与教学实践的同时对自己的学业有所促进；第四，形成独特的办学风格和良好的学风。汉代的经馆虽然尚不具备大量藏书的条件，但它多以山林胜地为址，既是经师治学之所，又是教授生徒研习儒经之地，许多私学大师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和管理风格。

私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讲授古文经学，与太学中的今文经学相对抗。汉代启蒙教育阶段的私学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通用教材，教学内容和要求趋向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