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太　学

太学创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一件大事，影响深远。之所以设立太学，与董仲舒的建言有关。董仲舒向汉武帝着重强调了养士求贤之于政治教化的价值。按照他的想法，教化所以能使政治安宁，还在于君王能选贤任能。所以他建议武帝设立太学，任用明师，培养天下的士人，并选拔出其中的优秀人才为官吏。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诏令丞相公孙弘等人共拟兴建太学的方案，内容有：依原有博士官基础，正式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规定了博士弟子的限额、身份、选送方法，太学的管理及博士弟子的出路等。从此，博士从一种备朝廷顾问之官转化为一种以教授为主要职能的学官，太学由此建立。

西汉初建太学时博士弟子仅50人，五经博士仅需各自传授，分散进行，因而没有统一固定的施教授经的校舍。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至元帝时扩为1000人，成帝时发展为3000人。平帝时，王莽辅政，于元始四年(4年)大规模修筑太学校舍，“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1]能容纳学生万人以上。东汉迁都洛阳，于光武五年(29年)重建太学，筑太学博士舍，修内外讲堂，形成“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之盛况。章帝后，东汉政纲紊乱，太学教育也一度衰落，出现“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的低谷状态。至顺帝时重修太学，扩建校舍，太学重新成为儒林荟萃之地。此后太学日见发达，至质帝本初元年(146年)太学生竟增至30000多人，京师形成了太学区，连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遣送子弟入学，成为太学创建以来的极盛时期。

太学的老师是《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以今文经学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学生学习目的以明经为主。由于经书各有所传以及今古文学派之争的纷起，使经学本身趋于多元，其说各异，这既不利于太学教学的常规，也有碍于政治思想的稳定。汉代统治者为此多次召集名儒学者开会讨论经学文本，著名的有“石渠阁议经”和“白虎观议经”，目的就是要使官方教材获得统一。为了统一经学教材，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人奉命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在46块石碑上刻有《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等经的本文，作为太学规范的经学教科书，史称“熹平石经”。

图十二　熹平石经局部

太学规定的课程叫“正业”，课外自修叫“居学”，多让学生课外自修学习以提高课业。在研究学问上，则提倡问难论辩，以加深其理解。

汉代太学教学严守师法家法。师法家法指经学的师承体系和经师的学说内容，后代弟子必须严格遵守。某一经的大师，如得朝廷尊信立为博士，这个经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相传，又别为章句，便成为家法，故一经有数家。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由于博士属于朝廷命官，所以也有由诸科始进和他官迁升的。两汉挑选博士非常慎重严格，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要有明于古今、通达国体的广博学识，具有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应当为人师表，使学者有所述，又可以尊为道德的风范。此外，还必须具有足以胜任博士职责的专经训练和相当的教学经验。后来皇帝颁布的诏书又规定，任博士必须在50岁以上。经过严格挑选，在汉代大学执教的博士，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其中不乏一代儒宗学者。由这些人执教，对提高太学教学质量起着保证性作用。应当指出，太学毕竟是封建官学，封建社会政治上的腐败现象，不可能不侵蚀太学的行政管理，造成太学博士的选择存在着弊端。不过，从总体上说，严于择师仍是汉代太学的主流。(www.daowen.com)

汉代太学还有尊师的传统，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待遇。汉代太学博士，负有议政、奉使、巡视等职责，说明他们的政治地位不低。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到东汉时简称太学生或诸生。太学生的补选办法，两汉时期并无严格规定，最常见的是两种形式：其一是太常直接选送；其二是郡国县道邑选送，选送不实的，负责长官要受处罚。选送的条件大致参照公孙弘拟订的办法。此外，还有通过考试和因父任而入学的。招收太学生，没有严格的学龄限制。公孙弘拟订的方案中虽有18岁入学的规定，实际上，汉代太学生既有60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12岁即显名于太学的“任圣童”(即任延年)。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享有俸禄，由其他途径入学的为非正式生，费用自给。家境贫寒无力经达的博士弟子，可以由郡国遣送，至太学后也允许一边求学一边靠劳作为生。王莽以后，太学生的成分逐渐发生变化，起初有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的规定，继而又增加了公卿子弟及明经下弟入学的规定，太学的贵族子弟日渐增多，贵族化的倾向也有所发展。

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不同，有的为卿相，有的任官为吏，有的收徒为师，但也有学而无成白首空归的。除大将军、大官僚的儿子不靠太学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之外，大部分的太学生，其出路仍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统治者建立太学，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央集权。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办法，与此同时又改革了文宫的补官与晋级规定，使之与太学的选才原则一致起来，这一方案也是由公孙弘统一拟定的。公孙弘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自此以后，文学礼义、通一艺以上都被列为补官晋级的条件，儒学的修养水平受到高度的重视，造成汉代“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的局面，^[2]即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儒学和仕途完全结合起来，读书人都变成了儒生。养士育才和职官制度的一致性是汉代政治思想统一的重要原因，也是贯彻“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关键一环，这在当时具有顺应历史发展需要，补充和修正世卿世禄制度的积极作用。

当时的考试方法就是通常所谓的“设科射策”。“设科射策”是指在举行考试前，主试者出一定量的试题，并根据试题的数量或难度分为甲科和乙科。将试题放置一处，由考生随机抽取试题并进行解答，主考者根据考生的解答情况确定成绩的优劣。

“设科”与“射策”之间的关系表现在：设科是对射策结果所对应的成绩及相应赏罚的预先规定，其中“科”表示与考试应当回答的题目数量和应当答对的题目数量相对应的等第。射策表示实际的考试，它包括考生随机取题、答题和主考者根据“科”的要求对考试结果进行分等几个步骤。设科射策的意图并不仅仅是对博士弟子的学业成绩进行评定，而更重要的乃在于以做官食禄诱使人读书，以借机网罗人才。所以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即以“劝以官禄”来描述汉武帝“开弟子员，设科射策”的目的。

但设科射策毕竟代表了一种比较专门的考试制度的确立，它的发展变化对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义。自此以后，尽管历代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屡有变更，但设科的精神却一直得到了保留，甚至在科举制产生以后，“科”的区分仍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笔者认为隋代科举制的实行是受到汉代察举制和太学考试制度的影响。

汉代太学创立了我国古代传统的教学形式和管理方式，即以经师讲学为主，学生互教为辅，注重考试和自学。汉代太学育才与选才相结合的尝试，朝廷任官标准与学校培养目标相一致的做法，以及公费限额与自费推荐相结合的办学形式，都是促进学校教育发展的有益实践。两汉时期尊师重教的风尚和严于择师的管理经验，更为后世所借鉴，形成了我国古代教育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