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

随着汉初几十年的历史发展和新形势的出现，使得问题又复杂了起来。汉初一直所奉行的黄老思想，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休养了老百姓、增强了汉代的综合实力，但却无法适应一个泱泱帝国实现进一步发展和统一治理的现实需要。作为中央政权，在完成了国家疆域、政治体制统一的基本任务之后，接下来，就应该轮到在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做好文章了。如何在百家思想中选择与确立出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以便有效地统一、重整人们的精神世界，似乎已成为当务之急。鉴于前朝秦亡的惨痛教训，法家肯定已不可用，至少也不能作为旗帜来标榜；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学，在思想本质上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显然与帝国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实施统一治理的路向相抵触，不利于社会伦常秩序的建立。

同时几十年的无为而治政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40]于是儒家思想应运而生。因为儒家思想在主体内容和外在形式上似乎都正中统治集团的下怀。由黄老之学而儒家教化、由“无为”而“有为”的转变，其实在政界早已就在悄悄地进行了。不应忘记的是，从高祖建汉、文景之治，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从郦食其、叔孙通、贾谊，到卫绾、窦婴、田蚡、公孙弘、赵绾等，对儒学的权威化、官方化(即成为主导意识形态)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或一批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可以说，离开他们，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所谓“儒学的国教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也得向后推迟一段历史。

武帝即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百家”，是由卫绾提出的。但由于当时窦太后还在摄政，因此未能得到落实。直到汉武帝即位六年以后，儒学才得到了独尊的地位。

董仲舒是景武之际儒家在汉代的代表人物，公元前134年，他以贤良对策，受到汉武帝的赏识。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于是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41]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和汉武帝的思想一拍即合。武帝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确立儒家的统治思想地位。

公元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学博士。把儒学之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公元前124年，武帝下诏批准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学，“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命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儒学成为官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武帝还改革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从此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

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已经和早期的儒家思想不完全一样，已经不是纯儒家思想，而是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尊儒兴学，把教育、考试和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时代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就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

儒学一尊，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已经成为服务于政治统治、赢得民众信任的标榜、旗帜与口号。奉行黄老之言的汲黯曾当面揭穿武帝表彰儒术的把戏：“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42]这已透露出所谓“独尊儒术”背后隐藏着的真实秘密。《史记·封禅书》更为直接地指出了尊儒的目的是：“颇采儒术以文之”，可谓一语中的。用儒只不过是装饰门面、粉饰太平，而骨子里所渗透的则是法家的思想精髓。所以，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指出：汲黯“责武帝之崇儒以虚名而亡实”。把皇家口头上所倡导的直接就当成是他心里所想的或者是他实际所做的，未免显得太天真了，说明还没有真正理解过我国的政治，更没有真正读懂我国的历史。(www.daowen.com)

汉元帝见父皇用人“多文法吏”，并且还“以刑名绳下”，曾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而宣帝则意味深长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非古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43]实际上，汉宣帝所吐出的才是绝对的肺腑之言，法家思想几乎或隐或显地贯穿于两汉政治的始终。不仅是汉时，几乎历代所有的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手段都是“儒表法里”。王霸兼用、儒道并采是通行法则，是一贯的策略和方法。但汉武帝的这种文化政策，抑制了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使本来在汉初形成的思想解放局面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因此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发展也具有消极的作用。

汉武帝以后，儒学由于符合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要求，继续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被历代王朝尊为正统政治思想。同时，儒学的内容与组织也逐渐趋于僵化。汉代昭、宣、元、成、平帝时期，太学五经博士及弟子员数屡有增加。平帝时期，儒家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东汉时期，光武、明、章、和帝也都推崇儒学，经常亲临经学，章帝还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汉经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白虎观会议，宗室外戚也有教授子孙讲习经学的风气。东汉置经学博士十四员，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经学大师如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何休、服虔等人，都出自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梁太后诏令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吏都必须遣子受业，太学生员多至三万余人。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理论解释天人关系。到西汉末东汉初，谶纬之学又产生出来，成为儒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谶纬以超自然的神话传说和预言为主，其中有不少是对历代帝王兴废的预言。史称汉光武帝建立东汉，曾得到《赤伏符》的预示，汉光武帝即位后，酷好谶纬，使得谶纬在整个东汉时期都很流行，形成普遍风气。谶纬的出现反映了儒家经学的没落，为此，儒家学者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人，都对谶纬进行了批驳，代表了东汉儒家学者中反对俗儒、要求对儒学进行重新认识的一派。

儒家思想的盛行也在两汉时期引起了经今古文之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44]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榖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东汉时期，经今古文争论的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