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初的“黄老”思想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了被推定为汉初期的三座古墓，在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献，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和考证黄老思想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这些文献中有分别被命名为甲、乙本的两种《老子》，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老子乙本》前一部分所收录的文章，即几篇古佚书。这几篇古书即为在《汉书·艺文志》里记载的《黄帝四经》。

虽然黄老之名是汉代文献中才有的，但黄老之学在战国时就有了，当时就有一批“学黄老道德之术”的人。黄老这一类的人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他们都和老子一样“贵道”。因此司马迁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2]其书言简意赅，学者不仅有钻研的兴趣，而且可以按己意加以发挥，所谓“因发明序其旨意”，不是一般的叙述老子的“旨意”，而是从中得到启发，推陈出新地加以阐明。这些人似乎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能够择善而从，兼采别家之长，能够“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3]可以说就是要探索一条“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路线。“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难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4]沿着这条线索发展，最终就形成了道家的黄老学派。

图十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

黄老之学发生和流行于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学派的形成则在汉代之际。最早提出道家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或曰“道德家”，他所概括的特点主要是黄老道家。“道家”这个词的使用则早一些，《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记载：“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而司马迁最后又用自己的话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可见陈平所说道家就是黄老。在司马迁父子心目中，乃至在多数汉代士人心目中，道家就是黄老。老子是具体的、最可信的，他们也是按黄帝学派的观点来理解老子的。

“黄老”中的“黄”指黄帝，“老”指老子。然而对西汉“黄老”学说的产生时间、代表人物、代表性著作等问题，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正如丁原明先生《黄老学论纲》指出的那样：“黄老学”，过去通称“黄老之学”或“黄老道家”。自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种古佚书后，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和检讨“黄老学”。有的学者根据四种古佚书的内容特色，将其称为“黄学”或“黄帝学”，而把老子一派道家的学说称为“老学”。《史》、《汉》所谓“黄老之术”、“黄老术”、“黄老之言”、“黄老言”，以及“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皆学黄老道德之术”等等不同记载，就证明“黄”、“老”并称或者合称是汉代人的做法。

既然汉人将“黄”、“老”并称或合称，那么就证明这个“黄老”，已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存在着，既然这个作为社会思潮存在的“黄老”有“言”有“术”，那么就证明它已经自成一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提出用“黄老学”这个概念，来称谓那个时代的“黄老术”、“黄老言”的。熊铁基先生认为：“汉代之际的道家，应该被称为‘新道家’。《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是新道家的代表作。一个学派的形成应有相对独立的、比较全面系统的思想理论。可以代表黄老道家思想理论的第一部大型的著作就是吕不韦《吕氏春秋》，而最后集大成者则是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一书。”^[5]

黄老思想实质上是当时人们按照传统的老子思想加上当时人的需要而形成的观点，或者说是当时的思想家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提出。所以，黄老之学是对老子的思想的一种发展或改造，其实质和核心还是老子的思想。而老子思想的主旨是“无为而无不为”。这正是西汉初年“黄老政治”的核心所在。

汉初在究竟使用哪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上曾发生过儒道之争，因此司马迁在概括当时社会情况时指出：“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6]汉高祖刘邦溲溺儒冠，开口就大骂“竖儒”，所谓“沛公不好儒”。这是因为：一方面鞍马未定，用不着儒生和《诗》、《书》，所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7]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周围有陈平等一批学黄老之术的人，他们实际是绌儒的。所以像陆贾《新语》那样的新道家的代表作特别受欢迎。当时儒者是难以得到任用的，所以当时没有人敢以儒生去见。以《诗经》见长的申公，在“高祖过鲁时”，“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是否挨骂不得而知。没有得到任用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唯一的例外是叔孙通，他开始是“儒服”，刘邦“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从而捞到一个“博士，号稷嗣君”。《集解》引“徐广曰：盖言德业是以继踪齐稷下之风流也。”然而他只在那里“帮闲”，其门下“儒生弟子百余人”不敢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一时间弟子们极为不满，但他算识时务者。他深知“汉王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他等待时机，所谓“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五年后，由于刘邦对当时朝廷混乱的秩序不满，遂任命他整理朝仪，从而使他在“定汉诸法仪”中露了头角，也使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司马迁最后说：“叔孙通希世设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8]所谓“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9]这显然要经历一个过程。

从此后，皇帝对儒生不仅不再拒而不见、开口便骂了，而且从文帝开始有所征用。然而在武帝之前儒生得到使用是不多的。虽然说孝文帝时，颇惩用“文学之士”。^[10]但总的状况却是，“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11]

汉初，“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可以说是占了主导地位的倾向，“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12]同时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了辕固生与黄生的一次辩论，景帝袒护了习道论的黄生。此外，在窦太后身上表现得也特别突出。史载：“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仍使固入圈刺，……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13]又“窦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乃罢逐赵绾、王臧等，……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14]这里不仅看到了学老子者绌儒学占主导倾向的情况，同时，也看到了“儒学亦绌老子”的事实，反映出两者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是激烈的，但结果仍然是黄老道家在当时更适合统治者的要求，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尽管汉初儒家学者在政治上没有得势，但是他们仍然看不起学《老子》的人，极力贬低道家之言，称之为“家人言”。所谓“家人言”，就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道家风行一时的历史实际。其实，无论儒道以及其他各家著书立说，虽然水火不相容，但无非都是想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司马谈对各家思想的异同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5]他首先说的是各家之同，即“务为治”，目的都是为了“治”，为了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各家之不同，不过是如何治理的不同考虑，主张采取不同的途径和道路。这种概括无疑是正确的。

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主要是政治思想，他们出发点、落脚点以及思想的核心内容和主张也大同小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各家彼此之间或明或暗的相互吸收。因此，在政治思想方面，既有儒、法、道之间的争胜事实，甚至意气用事，如“辕生与黄生之争”，同时也有各派合流之发展趋势。这种合流既表现为儒道互补、外儒内法等，更表现为内容上互相吸收、互相利用。比如，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6]正是对当时所谓“百家争鸣”情况的真实反映。

道家学派源远流长，其学派正式称为“道家”，乃始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称“道德家”，后又简称为道家。道家学派，实始于老聃。其核心思想是“道”。整个学派皆以“道论”为理论基础，纵论社会兴衰成败之奥义，其学说见之于《老子》一书，该书大抵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道论、政治论、人生论和辨证论。然后世之道家，则分别从政治论和人生论两个方面有所侧重地发展了老子开创的道家学说。

到战国中后期，老子思想与假托中的黄帝思想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黄老道家学派。汉初之黄老就是道家，与老庄道家不同，即汉代道家与先秦道家不同，其政治思想更加明确突出，被称为“新道家”。^[17]虽未被秦始皇所采纳，但它所代表的思想更符合长期战乱后的汉初。新道家的政治思想突出“清静无为”，然而它也维护和主张统一局面下的“清静无为”。例如，黄老道家最早的重要代表作是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在秦统一前，就明确阐述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反复强调“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伐，不得休息”。“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18]也同样主张政治统一并要求思想统一，“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要“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19]汉初黄老道家思想实行无为政治，其目的、结果也都是“载其清静，民以宁一”。^[20]至于黄老道家集大成之作《淮南子》，更是在完全肯定统一的思想下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它的立论基础“道”，是“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的，^[21]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它“观天地之家，通古今之事”，这种种论述的最终目的都是要“以统天下，理万理，应变化，通殊类”。^[22](www.daowen.com)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必然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汉初讲黄老思想，实行黄老的政治主张，除了陆贾的《新语》外，主要依据似乎只有一部《老子》。虽然汉初没有什么突出的黄老道家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但事实上有一批人在推行黄老思想。史书记载中最明确的如曹参、陈平、窦太后等。汉初的政治可以概括为无为政治，是以黄老道家思想为指导的，是黄老道家政治主张的实践。无为政治以道德为理论基础，为政必须“修其本”、“秉其要”；基本要求是“反于朴”、“达于道”；基本特点是“清静”、“自然”。无为政治的目的是“无为而无不为”，它既坚持“道德自然”、“贵因”、“贵柔”、“守雌节”等基本观念，又把仁、义、礼、法以及贤人政治等纳入自己的思想范畴。具体的政治主张是针对历史和现实而提出的，突出的如主张君主无为，要求君主节欲。如“为治之本，务在宁民”^[23]等等。

实际上《老子》一书在汉初是黄老思想的主要代表，之所以广为流传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是与汉初的政治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也是当时社会现实需要的反映。长时期的战乱以后，在较长时间内，人们最普遍的社会心理是渴望社会安定。“天下初定，……参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失口所定。闻胶西有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24]曹参继萧何为相国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25]百姓希望安宁清静的社会心理跃然纸上。

汉初的政治家们在面对当时政治经济现实的同时，考虑到普遍要求安稳的社会心理，并且通过对这种社会心理进行了理论的阐释，加以总括提高，进而成为政治指导思想，因此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陆贾在《新语·慎微》中说：“故没道者易见晓，所以通凡人心。”又“无道莫大于无为”。^[26]由此可见，无为政治是因通“凡人”求宁静之心而产生的。这与《老子》所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极为合拍。当时上下都读《老子》，“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平民百姓读《老子》的记载也有材料从不同角度得以说明。如“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术”。^[27]可见从秦代开始，民间即已较广泛地流行读《黄帝》、《老子》之风气。

需要指出的是，除《老子》书外，还有一部《黄帝》书。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同时有《经法》等四篇，就是《黄帝》书。^[28]在《汉书·艺文志》中把黄帝的书和《老子》书一起都放在道家一类。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等等，可能都是战国时的作品，但是汉人把他们抬出来，与《老子》相配，是因为“与《老子》相似也”。其后史书言：“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而已，无上天官符录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黄帝》和《老子》书一样，主要特点是节制情欲，专一而以虚无为尚。这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汉初人的思想。

汉初之所以将“黄老之学”作为其统治思想?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黄老之学在汉初得以兴盛，既有其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又有其赖以存在的思想文化环境，也与统治者的提倡有关系。它能满足当时社会的客观需要，是汉初特定时代的产物。

首先，由于秦末农民起义对统治阶级政权的打击。强大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狂飙中顷刻瓦解，这一事实给刚刚建立西汉政权的统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汉初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是从这些事实出发总结经验教训的。如前面说的陆贾为刘邦写的《新语》，就是从“秦所以失天下”^[29]的历史中提出的一套政治理论。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都看到由于统治者者贪鄙、暴虐和严刑酷罚带来的可怕后果：“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仆跌伤之祸。”^[30]“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结果，“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31]陆贾、张良、叔孙通、“商山四皓”、刘邦、吕雉以及陈平、曹参等均是从秦末农民战争中过来的人，皆有亲身目睹的体验，自然极易接受“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的理论，而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其次，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也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实行“黄老政治”。由于秦王朝统治者对人民的过度压榨，早已使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加之秦亡后连续数年的战争，到西汉王朝建立时，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为减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如秦代有三万多户的曲逆县(今河北完县东南)，到汉初只有五千余户了，这在当时还算得上是大县。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状况，即使地主阶级的贪欲再大，也无从剥削。所以，刘邦统治时期虽然没有特别宣称推行“黄老政治”，但当时的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约法省禁”，奉行“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的政策。

其三，缓和阶级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间矛盾日益表面化，奉行黄老的西汉统治者，采取简宽刑罚比之于剑拔弩张的暴力更能收到征服人心、达到愚昧老百姓的效果。而且主张退让的黄老，在统治集团权力的争斗中成为一部分人保命存身、等待时机的一种手段。

其四，汉初统治者的提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曹参、萧何、陈平、文帝皇后窦氏等。

熊铁基先生指出：“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兴盛，也是渊源有自的。……齐国灭亡之后，稷下黄老的学士分散了，他们有的还在别的地方继续宣传黄老之学，有的已经去世，但留下了著作，发挥着影响。”“刘邦在群雄逐鹿中夺取了天下，建立了汉朝，打天下时需要人运筹帷幄，坐天下时更需要人帮他出谋划策。有这种需要，也就自然有人来出谋献策，所以从打天下时开始，刘邦周围就逐渐聚集了一批谋士。这批谋士中的最大的一批人，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批人，从其思想根源看，都是黄老新道家的信仰者。”^[32]实质上，刘邦在究竟采用哪种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上是经过一番斗争的。

刘邦在汉初的国家机器建立和思想文化确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汉初行“黄老政治”也必然和刘邦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过去考察刘邦身世，除了其出身农民、行为多近无赖而外，而忽略了对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33]这一事实的思考。刘邦任的是秦的亭长，曾为秦官府押送刑徒到骊山修秦始皇帝陵。他起来反抗秦王朝，正是在秦政权风雨飘摇中再次押送刑徒时逃跑开始的。刘邦曾在壮年时担任过秦的泗水亭长，这一事实到底与其“本能的反感儒家”有没有关系呢?秦的最高统治者秦始皇曾经实行过“焚书坑儒”。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首都咸阳，燃起了焚书的烈火。在大火中，秦以前的我国古典文献，除医药、卜筮、种树等方面的以外，大多被烧掉了。第二年，服务于秦代政府的文化机关中的诸生，又有四百六十余人被活埋，七百余人被屠杀。这两件事，历史上称之为“焚书坑儒”。

刘邦于公元前256年出生在沛县西丰邑的中阳里，比秦始皇小三岁，妻儿耕于家，占有一些土地。青年时代的刘邦不事“生产作业”，且“好酒及色”^[34]，未必对秦有多少仇恨，甚至对秦始皇既羡慕又崇拜。有一次他在首都见到秦始皇出巡时的威风，竟情不自禁的喟然叹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35]这种与项羽“彼可取而代之”显然是不同的口吻，流露出刘邦当时对秦始皇崇拜的心情远胜于打倒他的决心。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刘邦亦不反感，而且声称“读书无益”。^[36]可见，作为秦王朝基层政权的一个亭长，刘邦最初曾经是秦始皇政权的支持者。刘邦在起事前对秦始皇是既羡慕又尊崇的，对秦始皇的政策是心服口服的。后来他对儒家的政策应该是继承了秦对儒家的政策。

刘邦读书不多，他心目中本无所谓法家、儒家、道家，因而是不会论孰是孰非的，更难侈谈厚此薄彼。他之所以“不好儒”，正是由于他忠诚地执行秦始皇反儒政策。刘邦是一个善“纳谏”的开国君主。刘邦得天下，并非他自己的雄才大略使然，是他身边萧何、张良、陈平、曹参等人大力协助的结果。而这些人全是秦的小官吏。如张良是旧贵族，萧何原是秦“沛主吏掾”，曹参原为“沛狱掾”。其他如任敖，也曾任狱吏，傅宽为骑将，申屠嘉为材官。这些均为在汉初立国和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这些秦的小官吏或士卒，使得他们深受秦政策的影响而“不好儒”，却崇尚“黄老”。相同的社会背景使他们能和刘邦相安处事，也终使得读书不多的刘邦在汉初首开推行黄老的局面。经常替汉高祖夺取天下出谋划策的是张良和陈平。张良本为韩国贵族，他在游下邳时，遇到传授黄老的黄石公，得到被《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著作的《太公兵法》。他的计谋与为人处世的行为都表明他是学道家之术的。而陈平则“少时家贫，好读书，治皇帝、老子之术”，^[37]也是黄老学说的忠实信徒。在与项羽争战的过程中，主要是这两人运用“黄老之术”，以退为进、以柔胜刚的方法，使刘邦夺得天下。例如，在项羽进入关中后，刘邦对项羽低首下心，是听从张良的计策。项羽封刘邦做汉王，刘邦到汉中后，又遵从张良的计策，烧毁栈道，“示天下以无还，以固项王意”。^[38]韩信入齐后，要刘邦封他做“假王”，刘邦开始时大怒，高声谩骂韩信。“张良、陈平伏后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39]在他们的提醒下，刘邦旋即改口，封韩信为齐王。项羽垓下败亡后，汉诸将多自疑，畏诛又争功，形势很不稳定，刘邦当时封其仇怨者雍齿为侯，是稳定人心的办法，这又是张良所教。张良用《太公兵法》教刘邦，刘邦多能接受。正是在黄老之术的指导下，刘邦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最终建立了西汉王朝。

作为本来就不可能提出什么理论和方针的刘邦而言，“善将将”的他，却颇具审时度势、扬长避短之能力。对于复杂繁多的统治之道，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因为当时主要的诸子百家中，法家已有短命的秦做例子，不足取。他身边颇多学黄老之学的谋士，且黄老之学能给他带来许多好处，便用陆贾替他设计治国的政治原则、理论方针，推而行之。并留下了“商山四皓”、萧何、曹参、吕后等道家思想的推崇者和实践家，为西汉政权初期开创了“黄老”时代。从而，使我国思想文化史上也有了一个黄老道家之学的短暂辉煌时期，同时也给了黄老道家之学一试身手的宝贵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