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精神文化

思想

西汉初年，统治者为了与民休养生息，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统治政策，使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但“无为而治”黄老思想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汉武帝即位以后，开始改变过去的政策，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统治，于是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主导思想，儒家思想得到了发扬光大。同时也压抑了思想学术界的自由空气，压制了各种不合乎统治集团需要的思想学说。从此以后，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教育，就牢牢地依附于封建政治，成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汉武帝在长安建立了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招收博士弟子，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开创了由读书取得功名利禄的正规途径。太学位于汉长安城南的安门外，是当时西汉政府办的最高学府。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太学是教化的根本所在。为了培养出合格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人才，太学初办时选拔学生是非常严格的。太学生由博士弟子演化而来，由主管文化礼仪、宗庙祭祀的太常负责选拔。汉武帝时，博士弟子在全国只选拔50人，要求年龄在18岁以上、容貌端正、刻苦勤奋、尊敬官长、顺从封建统治的人。地方郡国推荐上来的人，还要经过太常当面审查，才能入学就读。汉昭帝时，博士弟子增至100人；汉元帝时，博士弟子已经达到了1000人；汉成帝即位后，扩大到3000人；到东汉时期太学生增加到10000人。

西汉末年，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继续发展，谶纬迷信开始广泛流传，毒化了整个思想学术领域的气氛。谶纬是一种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往往有图有文，又称图谶。纬是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纬书就是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刘秀当初为了称帝，就用符瑞图谶来证明他当皇帝是“天命”所归，是神的意志。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谶纬崇信更甚，用人施政都要找谶纬作根据，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谶纬来“决定嫌疑”；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都以谶纬为指归。

宗教

两汉时期的宗教有道教和佛教，都是在东汉时期开始流传的。

道教是我国的国教。东汉顺帝时，琅琊人宫崇向朝廷献其师于吉所得《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这是我国最早的道教经典。今存的《太平经》残本基本上保存了这部经典的面貌。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三大支派，一支为太平道，以张角为教主，在黄河南北传教；另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以张修和张鲁为教主，在汉中、巴蜀一带传教；第三支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传教。三派的信徒多为贫苦农民，这些信徒的多数后来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主力。

西汉末年，佛教传到了长安。东汉明帝时，蔡愔至印度研究佛学归来，在洛阳建白马寺译经，我国开始有汉译本佛经。东汉末年，安息(今伊朗)僧人安世高、月氏僧人支谶等相继来到洛阳翻译佛经。汉人严浮调从安世高学经，并参与翻译。从此以后佛教教义开始在我国流传并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学技术

《九章算术》是西汉以来许多数学家研究的结晶。西汉前期的著名数学家张苍、耿寿昌等人曾对它进行增删。全书共分九章，搜集了246个数学问题的解法。其中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还有各种面积、体积的算法和利用勾股定理进行测量的问题，以及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特别是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记载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法运算法则。

当时的天文学非常发达，天象记录相当丰富。在《淮南子》一书中，就有关于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的记载。汉武帝时，落下闳造浑天仪。太初三年立日晷仪下漏刻(水钟)，以求二十八宿的位置。宣帝时耿寿昌铸铜为像，以测天象。由此可见，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汉初沿用秦朝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到汉武帝时改《颛顼历》为《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成帝时，刘歆又依据《太初历》作《三统历》，这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

东汉还诞生了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巨人——张衡，他发明了浑天仪与地动仪，尤其是地动仪，直到1700多年之后，欧洲才发明了类似的仪器。他在天文学巨著《灵宪》中对月食成因的解释，使他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科学揭示月食成因的人。

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成为汉字学的开山鼻祖，他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的不朽之著，成为日后中医学的“医方之祖”。华佗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了全身麻醉进行外科手术的人，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文学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当时文学的标志。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五种：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大一统的鼎盛帝国需要用文学来表现歌舞升平的景象，于是一种以表现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赋，便应运而生。这种体裁是在荀子的《赋篇》影响下，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后而形成的文体。汉初贾谊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力描述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则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赋来抒发情志、讽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杰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例，对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汉赋的结构一般都包括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乐府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些诗揭露了官僚贵族的豪奢与残暴，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现了汉代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传达出被压迫人民愤怒反抗的呼声。如《相逢行》、《妇病行》、《东门行》等；有些诗反映了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如《十五从军征》、《战城南》、《饮马长城窟》、《古歌》等；有些诗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弃妇的痛苦哀怨，如《上邪》、《有所思》、《白头吟》、《怨歌行》、《孔雀东南飞》等；有些诗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如《枯鱼过河泣》、《乌生》等等。在艺术上，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叙事的形式，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语言朴实凝练，不事雕琢，句式上灵活多样，有四言、杂言。其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形成了五言诗的形式，不仅影响到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而且直接为建安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与汉乐府民歌比较，汉代文人写诗的很少。西汉文人诗主要有以刘邦《大风歌》为代表的楚歌，传统典雅的四言诗以韦孟《讽谏诗》等为代表。直到东汉时期，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出现。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其后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等。其中代表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失意文人，诗中所抒发的大都是他们失志伤时、离愁别怨及人生无常的忧愤情绪，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誉它为“五言之冠冕”，给予极高的评价。

史学

两汉时期的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有两本史学巨著面世，即《史记》和《汉书》，名垂千古。

《史记》是陕西韩城人司马迁撰写的不朽著作，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记载了从我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2]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它以敢于批判、敢于歌颂、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

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东汉时期班固的《汉书》。班固是陕西咸阳人。《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历史上曾有“汉书下酒”的称誉。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写人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艺术

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是那个时代心态的写照。汉代艺术遗存后世的除了画像石外，其书法碑刻、印章、雕塑、音乐等，都以其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艺术特征，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方式和载体诠释着那个时代的审美艺术。

两汉音乐经过了对先秦音乐管理机构乐府的继承和各个地域音乐的广采博纳，特别是楚国音乐的吸纳，其艺术质量得到了升华，形态得到了综合发展。无论是相和歌的真挚、鼓吹乐之雄健、祭祀乐的浪漫迷离，还是乐舞百戏之绮丽华美和宏大规模，都展现出汉代音乐艺术雅俗共融、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时代精神。这种集音乐、舞蹈、竞技、幻术、杂技等各种技艺为一体的综合音乐艺术形式，集中地展示出汉代人集先秦音乐文化之大成，开创一代音乐风格的典型时代特征。其音乐风格是将一种充沛的生命精气与深邃的天人同构意念与蓬勃奋进的时代气息融会贯通、互相激荡冲决而形成的洋洋大观。

汉代建筑在我国建筑史上是辉煌的一页，追求雄伟高大、天人合一的建筑风格。早在西汉天下初定时，萧何就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理由是“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13]体现了力求空前绝后的建筑风格。“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据坤灵之宝势，承苍昊之纯殷，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氲”。^[14]将有限的建筑空间延伸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无限空间中去。

尽管由于汉代建筑时间长久的关系，现在我们无法看到地面上的建筑，但是大量的汉代建筑材料的出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建筑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目前所见的汉代建筑实物资料是各地墓葬形制及墓葬中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这些作为随葬器物的建筑模型，是汉代建筑现实的反映。这些建筑风格有着高大凌空的体势和向上耸立的多层结构。而作为庄园建筑的群体，其楼观、回廊、高台、仓阁、门阙等交错纵横。庄园建筑尚且如此，那么都城皇宫建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宫殿之间用飞阁通道相联结，这就是班固《西都赋》所写的：“辇路经营，修除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15]群体结构是汉代宫殿建筑的基本模式，不仅是王都，地方藩王也是如此，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似乎帝室之威神”，“依冈连岭而建殿，连阁承宫，驰道周环，阳榭外望，高楼飞观，长途升降，轩槛蔓延，……千门相似，万户如一。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周行数里，仰不见日”。^[16]庞大的群体结构正表明了汉代建筑艺术的精美，在建筑装饰上，追求涂彩饰金的绚丽华美，以致形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当时梁冀的第舍也是“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锁，图以云气仙灵”。^[17]河南焦作汉墓所出七层连阁式陶仓楼，最高近两米。由院落、主楼、附楼、阁道组成，七层的主楼与四层的附楼中以阁道联结，正是当时豪强大族建筑的真实写照。加之使用与装饰效果极佳的汉代瓦当的装饰，使汉代建筑艺术更具魅力和活力。

书法是我国特有的艺术，汉代书法空前发达，书法美学也随之而起，汉代书法艺术最大的变革，是脱离了“随体诘诎”古文字的象形体系变而为抽象的符号体系，从一种表意的语言记录发展为自由写意的、心灵写照的艺术。汉代隶书上承篆书遗绪，下开楷书之源，更能体现我国书法的变形与夸张。汉代书法艺术遗存甚多，大多是考古发现的。其一是西汉初年的楚地简帛，以湖北江陵凤凰山、张家山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主，其书法之体流动古拙、带有楚人浪漫流丽之风，与之后出现的汉代画像一样，带有楚风浸淫下的奇肆汪洋，显示出汉初南北汇融的状态。其二是武帝时期的西北汉简，以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为主，书法笔画的错落不一、刚健豪迈，对字体形势节律的探索与宏阔气度的渲染，是汉时对书艺笔意与章法的创新和开拓。其三就是大量的碑刻与摩崖石刻，“碑”最早是立在宫殿宗庙之前，为观察日影推测时间之用，或为了拴住祭祀之牲。而立在墓前或放置在墓圹中，则是为了施以滑卢，用绳系棺以下墓。碑上内容，以述德记事彰功美名为主。“自东汉以后，碑碣云起”，^[18]这意味着东汉碑刻与这一时代多记主人生前事迹的墓室壁画、画像砖、画像石等空前发达是相通的，都是“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之产物，是旨在彰显人生事功、追求生命不朽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碑刻多出于黄河流域汉代王族贵胄、官吏地主较为密集的地区。张迁碑的方正雄健、礼器碑的法度森严、鲜于璜碑的遒劲浑穆、曹全碑的飞动舒展、摩崖刻石的粗犷雄浑，都在磅礴大气中透出天然古拙。特别是汉代简牍中的墨书直接来自汉人手笔，其总体笔触显示的是率真自然、随心所欲、奔放张扬、疏密不拘、潇洒自得的美感。

图六　七层连阁式仓楼

图七　西岳华山庙碑

汉印是汉代文化中的一束奇葩，是我国篆刻艺术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印之宗汉与诗之宗唐、字之宗晋一样，成为后世追慕的对象。汉印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章法，以及布局严谨、虚实均衡、气势雄壮的构图，出乎心而合于道。以其数量和种类的繁多，达到了艺术水平的高峰，众多的汉墓中均有印章随葬。汉印有官印、私印之分。官印以白文居多，有铸有凿，文官多用铸印。隶书的兴起，给汉印带来书体上较大的变化。印文采用汉代特有的“缪篆”，是根据小篆变化而来，接近于隶书的篆书，字体平正，笔画平直。缪篆本身的扩张性和无界格风格，使汉印自然以一种博大的视觉效果，更显示浑厚朴拙。汉代私印形状各异，朱白皆备，除了姓名之外，往往有吉语、籍贯以及“之印”、“私印”等辅助文字，方寸之间尽显工匠之巧思。即使是小小的肖形印中也往往容纳着天地之间的乘龙升仙、神虎逐鬼、斗蛇戏熊、舞乐杂技等丰富的内容。清代学者高积厚认为：“(玺印)特盛于秦，而工于汉。汉印体裁，平方正直，朴质浑茂。……流传后世者，悉可为模范，无异史家之于迁、固也。”^[19]将汉代玺印之境界提至《史记》、《汉书》之地位，可见其对后世治印艺术的影响。(www.daowen.com)

图八　皇后之玺

汉代画像砖是汉代陶塑与地下冥宅的完美结合，是汉代崇尚厚葬、事死如生制度的产物，真实反映出汉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画像砖是汉墓的建筑材料，由于地域和用途的不同，砖形变化多种，大多为长方形、三角形、矩形等。西汉的画像多是阴线刻，或是小印模依次在泥坯上排列压印出来，前者给人以简洁明快之感；后者则浅浮雕与阳线相结合，图案繁密朴拙。东汉的画像砖所用技法则是浅浮雕、高浮雕、阴线与阳线相交兼施，根据题材而灵活多变。这种图像将生者对死者的祝愿，将现实和幻想世界全部嚢括。画像砖以简洁刚健的线条塑造形象，粗放遒劲中不失细腻。其古朴丰满的意境、夸张奔放的运动节奏、壮阔深远的场面，都给后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南阳新野县出土的杂技戏车、泗水捞鼎、胡汉战争画像砖，使人不能不为其高超的构图、精心的安排所折服。

画像石是汉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汉画像石的内容题材丰富，主要有渔猎、耕织、宴餐、作战、伎乐、舞蹈等场面，以及许多历史故事。由于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各个时期的石刻壁画内容有所侧重，如西汉至新莽时期，其主题多为升仙、神异、天象辟邪；东汉则多描绘威仪、祥瑞。简而言之，西汉墓室壁画仙气更重，而东汉墓室壁画人气更重。汉代的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四川、江苏、陕西等地，与当地的丧葬习俗和石材有关。

汉代雕塑在我国雕塑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由于汉代物质与精神的富有与双重追求，使两汉雕塑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古朴中透出气魄深沉。汉代的雕塑种类繁多，以陶雕和石雕最能体现当时的文化。在品类繁多的陶俑中，为追求神情韵致，不讲究细节，对五官、衣纹等只作简单交待，节奏感强，这与秦俑的一丝不苟的写实形成对比。最引人注目的是汉兵马俑和舞乐百戏俑群，反映出帝都贵族豪华奢侈的生活场景。诸如杨家湾汉兵马俑、阳陵汉俑、张安石墓汉俑、长袖舞俑、说书俑、杂技俳优和吹奏各种乐器的伎乐俑，无不妙趣横生，拙中见巧。每一个体都表现出一种力量、运动与气势。洛阳烧沟东汉墓出土的男女舞俑，那种不拘的形态所扬洋的激情，完全超脱出形体本身。在盘鼓上回旋踏节的女舞俑，虽无清晰的眉目和精致的衣饰，但抒情、柔美、矫健的感觉通过细腰长颈、云髻高耸、蜷身踏跳、长袖翻飞的瞬间舞姿表达出来。而男俑则面目混沌、半裸，穿曳地宽腿裤，手舞足蹈，显示出狂舞酣歌的激奋情绪。同出的往往还有各持乐器的奏乐俑，笙箫合鸣，场面热烈。做滑稽状的俳优，大都肥胖，上身裸露，鼓腹凹腰，笑容可掬，表现出一种幽默欢快的性格。在汉代动物雕塑中，马奔驰嘶鸣的气势、羊的且行且嗅的温顺、狗警觉凶猛的神态、猪硕腹凹腰的肥重、护雏的母鸡、昂首的公鸡等，都抓住了动物最为典型的一瞬，观察入微，表现自如，从气质的表现上张扬其活力，这就是汉代陶塑的魅力所在。

图九　霍去病墓石伏虎

石雕的代表就是霍去病墓石刻，十六件雕刻利用天然石块的不规则形态，以浮雕、圆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稍事加工，着力表现人与动物神态以及内在的生机。其中伏虎以一块波浪起伏的石料，把凶猛桀骜的虎性表现得淋漓尽致。马踏匈奴形象地概括了霍去病一生抗击匈奴的丰功伟绩。石马昂首站立，长尾拖地，足与腹下踩踏手持弓箭匕首、仰面蹙眉挣扎的匈奴人像，战马气宇轩昂，四蹄踏翻敌人。

汉代的铜雕以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为杰出代表，其抬头扬尾，二足腾空，作飞奔状。右后腿集全身之力，重心所向，刚好落在一只飞燕上。飞马与飞燕，相得益彰，构思极富浪漫情怀。

汉文化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是由于：其一，汉代的大一统，使整个社会政治稳定，为汉文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其二，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发展，经济繁荣，为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其三，开辟丝绸之路，实行对外开放，善于吸纳外来文化，中外交流频繁，带来了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提高；其四，统治阶级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如汉武帝兴办太学，推广儒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汉代文化的特点鲜明，表现在：其一，统一与多样化的有机结合。尽管汉朝“独尊儒术”，具有大一统的特点，但由于疆域辽阔，因而各地、各族文化蓬勃发展，形成了统一前提下风格多样的中华文化；其二，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善于吸纳其他文化，具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汉文化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面，都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营养。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其三，蓬勃向上，气势宏大。汉大一统局面形成，涌现一批令世界瞩目的文化成果，《史记》等表现了汉代蓬勃向上的精神，显现出宏大不凡的气势；其四，文化水平居于世界先进行列。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指出，中国人在汉朝统治期间取得的领土和确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他们因自己是汉代首次确立的典型中国文化和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深感骄傲。事实上，汉朝之后的中国历史，基本上由大汉帝国的成就所确定——从起源于有限的华北平原的商朝开始，中国政权和版图到汉代时已经扩大到包括了现代中国边界内的大部分地区。在这同一时期，中国文明的传统模式也已经确立，那就是在此后20世纪中一直坚持不败的模式。^[20]

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仿，而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与创造，其中包括对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创新。西汉王朝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排斥，同样也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故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指出：“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21]

总之，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多种文化的结合体，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因而也就显示出无比的广泛性和适用性。它既具有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共性，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鲜明性，是国家统一、多元文化走向一元文化的典范。因此，作为华夏民族“核心文化”的两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今后仍会对我国、对世界文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鲁迅：《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下引《史记》省略出版社和出版年)。

[3]《史记》卷二十三《礼书》。

[4]班固：《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引《汉书》省略出版社和出版年)

[5]《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6]《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7]马非百注释：《盐铁论简注·复古》，中华书局，1984年。

[8]《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9]《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10]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引《后汉书》省略出版社和出版年)

[11]《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1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3]《史记》卷七《高祖本纪》。

[14]班固：《西都赋》，《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5]班固：《西都赋》，《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6]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7]《后汉书》卷三十四《梁冀列传》。

[18]刘勰：《文心雕龙·碑》，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19]高积厚：《印述》，《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

[20]罗兹·墨菲：《亚洲史》，海南出版社，2004年。

[21]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