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物质文化

两汉时期的物质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先后经过“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等几个阶段，汉朝的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被誉为历史上的“盛世”。从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即位称帝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史记》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邑)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5]充分反映出汉代社会的繁荣景象。

农业

在农业上，由于铁器与牛耕的普及，对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首先是可以大力兴修水利设施。汉代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为了传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向东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渠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得到灌溉。与此同时，又征发民工修建龙首渠。这条渠是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于是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智慧，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公元前111年，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为六辅渠。公元前95年，从仲山口(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水至栎阳，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含泥沙丰富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今山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今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

图一　西汉关中水利示意图

东汉前期，政府很重视兴修水利。明帝时，王景负责治理黄河，使黄河下游两岸被淹的几十个县的土地变成了良田。灌溉工具、水利事业获得改进和发展。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了翻车和渴乌，从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在崔寔的《四民月令》中，记载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的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除草施肥，根据土壤的不同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两汉时期还在农业生产技术上进行改进，发明了代田法和区田法。代田法由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出来，推行于北方干旱地区。其办法是将一亩土地定制六尺，分成三圳三垄，圳垄相间。第一年种植时将种子播在圳底，到中耕时把垄上的土和草逐次锄入圳中以培壅苗根，至夏天时，圳垄已经相平。第二年种植时变更过来，上年的圳改为垄，垄改为圳。如此轮换耕种，所以称代田法。这种耕作方法有利于作物生长，以增加产量。代田法始行于三辅，后来推广到河东、弘农，乃至边郡。区田法是一种农田耕种方法，最早见于成帝时《氾胜之书》的记载。具体方法是在田中间开沟或挖穴，称为区，在区中点播。在点播前，先要溲种，在区内施用肥料。下种后，要注重中耕除草，保墒灌溉。这种耕种方法的优点是在小面积的土地上经精耕细作，使单位面积产量得以提高。而且也可施用于坡地耕种，有利于扩大土地的利用范围。区田法技术要求高，费工费力，所以未能推广。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经济是一大特色。各地豪强地主控制大量土地及耕作的农民，建立大型田庄，发展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这一切后来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两汉时期的人口增长足以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当时可以供养近六千万的人口吃粮问题。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下降。西汉初期人口数大约在1500万—1800万之间。汉初由于实行黄老政治，与民生息，经济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人口数量大幅提升。据记载，到公元2年(平帝元始二年)西汉的户数共12233612户，59594978人，^[6]每户平均4.87人，我国历史上的人口第一次达到高峰，直到唐代才打破了这个记录。

手工业

两汉时期手工业发展具有规模大、种类多、分工细、做工精等特点。

纸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发展所做出的一项杰出贡献。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纸是东汉人蔡伦发明的。此观点的依据主要是《后汉书·蔡伦列传》中记载。东汉之前，书写材料主要是竹简缣帛，使用很不方便。宦官蔡伦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作原料，创造出了纸。公元105年，蔡伦把纸献给了皇帝，受到皇帝的赞赏。从此以后，纸的使用逐渐广泛。为了表彰蔡伦造纸的功绩，当时的人们便把纸称为“蔡侯纸”。实质上从大量的西汉时期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看出，西汉时期就有纸了，从“霸桥纸”到“扶风中颜纸”，再到天水西汉纸质地图的出土等等，都清楚表明西汉时期已经发明了纸，到东汉蔡伦时又改进了造纸术，从而使造纸的技术更为先进和原料更为方便。魏晋以后，造纸术传到了国外。

图二　西汉纸质地图

汉代的制陶工匠用他们的智慧制作的砖瓦，不但是精美的建筑材料，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留给后代的一笔丰富文化遗产。空心砖上的龙凤、方砖上的图案，都是后世文物爱好者看重的艺术珍品。汉瓦当图案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画面生动可爱，被称为“汉代建筑的活化石”。其中的文字瓦当、云纹瓦当、图像瓦当制作精美，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陶制工艺。特别是四神瓦当，将传统中的四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刻在瓦当上。青龙跃跃欲飞，白虎奔腾咆哮，朱雀昂首挺立，龟蛇交错盘绕，是难得的艺术珍品。这四种神兽代表着四方。(www.daowen.com)

西汉时代，我国已经开始开采使用天然气。《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在江西的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带)、四川蜀郡一带都有众多的天然气井。西汉的冶铁技术水平高、规模大，《盐铁论》有“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的记载，^[7]其规模可见一斑。汉代铁器作为生产工具已经基本取代了青铜生产工具。但此时的铜矿开采、冶炼规模依然非常庞大，因此西汉王朝的铜产量处于过盛状态，这就促进了西汉王朝的铜器制造业的繁荣。在西汉王朝普通农民也能够用上铜制炊具和铜镜，比较富余的家庭则可以用上比较豪华的铜制器具。举世闻名的“长信宫灯”等就是那个时代的杰作。长信宫灯制成一个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十分生动，设计精巧，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可以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西汉王朝的金属器皿、金属工艺品制造工艺高超。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发明了错金银技术，西汉王朝的能工巧匠们可以将金、银制成极细的金银线和极薄的金箔镶错在金属器皿上，从而使金属器皿既美观又实用。

图三　长信宫灯

两汉王朝的纺织技艺精湛。葛洪的《西京杂记》记载：西汉时期我国就已经发明了可以刺绣的提花机。西汉王朝纺织的衣物种类款式齐全，做工精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史料。一号墓边箱出土的织物，大部分放在几个竹笥之中，除15件相当完整的单、夹棉袍及裙、袜、手套、香囊和巾、袱外，还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都以荻茎为骨干卷扎整齐，以象征成匹的缯帛。三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和衣物，大部分已残破不成形，品种与一号墓大致相同，但锦的花色较多。最能反映汉代纺织技术发展状况的是素纱和绒圈锦。薄如蝉翼的素纱禅衣，重不到49克，是当时缫纺技术发展程度的标志。正是由于西汉王朝生产制造的丝织品太华丽了，所以中亚、西亚、欧洲各国实在经不起诱惑，才不惜重金进口我国的丝织品，这才有了闻名于世界的东西方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之路——丝绸之路的出现。

汉代的玉器制造水平，特别是玉制礼器的制造水平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汉代玉器的造型、纹饰、神态、光泽、手感都无与伦比。由于硬度很大的钢的应用，汉代玉器的阴刻、阳刻、雕花、钻孔、打磨、抛光技术比起前代都有长足的进步，汉代玉器的透雕、圆雕技术也已成熟。汉王朝的玉匠们可以将一块看似顽石的天然玉雕琢成一件件极富艺术价值的珍品。特别是为王室成员制作的用于丧葬的金缕、银缕、铜缕玉衣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图四　素纱禅衣

东汉时期的重要手工业有煮盐、冶铁、铸铜、漆器、纺织等，以私营为主，生产技术都较西汉进步。“水排”的发明和使用是主要技术进步之一。机器是木制的，用水力转动，鼓风的部分用牛皮制成。《后汉书·杜诗列传》记载：建武时期，杜诗为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东汉冶铁技术的另一重大成就是低温炼钢法的发明。这一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钢的使用更加普遍。于是铁兵器如刀、剑等最后完全代替了铜兵器。

商业

汉王朝也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8]但实际上，西汉初年还是采取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9]商业贸易十分发达。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商人，很快都成了资产巨万的暴发户。他们富比天子，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交通王侯”，甚至连各地的封君也都“低首仰给”。特别是京师长安和洛阳，商业贸易最为活跃，车马喧闹，人涌如潮，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由于长安城中居民很多，所以官府设立了东西两市，以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当时长安的商业就集中在这两个市场。市场周围有墙垣，汉代所谓“立市”，就是指为市场筑立围墙。市场内又有管理市场事务的官署治所——市楼，相当于今天的市场管理所。管理市场的官吏可以登上市楼而俯察市场，负责维护市场秩序、征收市税、管理商品的价格和商人市籍，以及按时启闭市门等事务。班固在他的《西都赋》中就描写有长安商业市场的盛况是：“九市开场，货别遂分”，“人不得顾，马不得旋”。

图五　市场画像砖

丝绸之路开通后，长安和洛阳的对外贸易作用更为明显，大大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

东汉城市商品经济比西汉有所发展。东汉中期的学者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10]仲长统也指出：豪人之室“船车商贾，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11]货物运输之盛、堆积之多是惊人的。

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全国已形成了若干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大的都会。关中区域膏壤千里，最为富饶。史载长安城周长六十五里，经实测周长二万一千五百米。十二个城门、八街、九陌，一百六十闾里。拥有数十万人口。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时称五都，番禺等城市也是全国的主要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