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制度文化

西汉王朝伊始，由于秦的残暴统治，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民大量逃亡。因此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大减少，当时城市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2]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发展繁荣经济，成为西汉政权能否维持并巩固的首要问题。

秦朝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这就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更”。^[3]这就是说，西汉政治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我们从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秦始皇作比较，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几乎如出一辙。

西汉初年，继续实行中央集权制。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并行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

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设置州。“州”作为郡以上的监督机构，在西汉汉武帝时期萌芽发展，到东汉宣告形成。元封五年(前106年)，始在郡之上设了十三州部，每州部派一刺史，每个州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州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东汉末年，地方多事。中平五年(前189年)，朝廷选派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一州军民。州便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划。至此，我国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县两级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度。

由于郡国并行制带来的诸侯王造反事件，迫使汉朝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措施来削弱诸侯割据势力。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借谋反的罪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异性王杀掉，张敖(张耳子)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随着异姓王的剪除，汉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以代替异姓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其实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侯王的势力日益膨胀，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汉文帝、景帝分别实行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藩”的政策，并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汉武帝即位以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继续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于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可以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后来，汉武帝又作“左官律”，设“附益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更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有封土而不治民。通过以上诸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分裂割据的局面。(www.daowen.com)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军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汉初制定了法律。刘邦入关之初，便与民“约法三章”，但只是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来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等内容外，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汉初法律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与此同时，汉武帝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方法。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九卿可以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而且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中朝”，成为当时实际的决策机关，作为皇帝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皇帝出谋划策。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汉武帝还进行了选拔官吏制度的改革。汉初，官吏的选拔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到真正的人才。汉武帝即位后，建立新的官吏选拔制度，表现在：其一，实行察举制。汉文帝时虽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汉武帝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进行选举，取消了对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渐完善起来；其二，实行“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亲自召见，确有才能者授予官职。与此相配套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其三，对精通儒术者及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正因为如此，汉武帝时期的人才济济，所以史书记载：“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4]与西汉相比较，东汉官僚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为了加强皇帝权力，不设丞相，削弱三公的权力；刺史成为一级地方长官，废除地方军队；强化内朝权力，外戚、宦官掌握大权。这一官制对后来的三国官制有较大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外戚宦官专权极为严重。外戚和宦官是寄生在皇权制度上的两个毒瘤。两汉时期这两个毒瘤交替发作，出现了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的情况。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两汉时期的皇帝多是少年甚至幼年即位，出现太后临朝称制的情况，太后所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娘家人，即所谓的外戚。等太后去世后，皇帝为了掌握政权就要和宦官联合铲除外戚势力，年少的皇帝居于宫中，所依靠的只有宦官，使宦官得势。但皇帝去世后，就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恶性循环，从而对两汉政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