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铁国民政府及民众的抗敌后援

抗战期间，陕西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但随着日军侵入山西，逼近潼关，陕西的战略地位显得十分重要。陕西不仅成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和华北、中原抗日军民的后方基地，更是联结西北西南的重要枢纽。保卫陕西，抗击日军，支援前线，是陕西军民的重要任务。双十二事变不久，民国26年（1937）1月，南京政府对杨虎城“撤职留任”。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主政陕西，支持国共合作，开放抗日民主，陕西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抗日局面。此后不久，蒋介石嫡系军人蒋鼎文、胡宗南主持陕西军政大权，陕西的抗敌后援就在国共两党的不断摩擦中开展。

民国26年（1937）3月，乾县的国民党党务由程新三负责恢复。抗战期间，国民党乾县党务工作在程新三、周增益的组织领导下，配合县政府发动和组织各界人士及广大民众开展抗敌救援。

乾县虽属抗日后方，但仍然处在日寇侵略的笼罩之中。随着日寇的步步侵入，日寇的飞机经常在乾县、礼泉一带上空盘旋施威。民国33年（1944）一天中午，一架日寇轰炸机在乾县县城上空连投四枚炸弹，落在考院女校操场和贡院巷吴延福家的两枚炸弹没有爆炸，另外两枚落在小东巷两户民众院中，炸死四人。一户是县政府职员张仲礼家，一个不满10岁的女孩当时被炸死，张仲礼刚进家门即被飞落而下的炸弹炸断了腿，血肉横飞，不治而亡。另一户是彭生荣家。彭生荣怀孕的妻子和女儿当场被炸死在院内。日寇飞机轰炸乾县县城、残杀无辜的罪恶行径，更加激起全县人民抗日热情。国民政府当局及各界民众同仇敌忾，全力以赴支援抗日前线。

在整个抗战期间，乾县人民在人力、财力、物力诸方面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是为抗战征集兵员。民国26年（1937）8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征兵命令，规定凡18—45岁男子均有服兵役的义务。陕西的役政统由陕西军管区负责。乾县的役政原由县征募委员会具体负责，后又按上级要求设县兵役科，旋又改军事科，以征兵制取代了募兵制。县以下至联保普遍成立征兵协会，动员全县士绅协助政府征集兵员，并负责向国民军队移交新兵，补充国民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的兵员损失。乾县从抗战开始，每年都向抗战前线输送大批兵员。县政府为准备兵源，成立乾县社会军事训练总队。在政府内专设一名教官，在全县城乡全面训练壮丁。要求18—45岁男丁均须受训。先在城隍庙内集中训练保甲长，再由保甲长回到各保甲配合社会军事训练总队的人员在农闲时集中训练本保甲的壮丁。后来在县城女校还训练了手工业者和商人。截至民国29年（1940）3月，全县共训练壮丁18329名。到民国30年（1941），共征赴抗战前线兵员10600多人。民国33年（1944）10月，蒋介石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全国征集18—35岁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青年知识分子10万名，编成二○一至二○九共九个师的新式兵种参加抗日。乾县党政当局响应蒋介石这一号召，于当年11月成立征集委员会，共征集国民党员60名、三青团员200名青年从军，于年底由县三青团干事长李祯祥带领到西安交省征集委员会接收后编入二○七师。抗战后期，中国政府为配合滇缅战役，派军队去印度训练空降部队后赴缅甸作战，时称“出国兵”。乾县有28名青年当了“出国兵”，奔赴国外抗日战场。与此同时，乾县又有121名知识青年应征学兵，走向抗日前线。(www.daowen.com)

日军投在乾县城内的炸弹

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对于在校学生也进行军事训练和有关军事知识的教育。规定高中学生必修军训课。每周3—4节，讲授《步兵操典》，野外轮械和外勤，最后以实弹打靶评定成绩。初中生、小学生要接受“三民主义童子军”训练。每人发一根童子军棍，还要讲授一些军事以及集体生活方面的常识。然而，国民政府的役政弊端丛积，也是尽人皆知。强拉硬派、欺贫压弱、买卖壮丁、假公济私、贪赃枉法司空见惯，“致人民怨言载道，冤抑莫伸，良民畏惧而逃，莠民乘间以渔利。县各部队接兵干部，尝有虐待壮丁，日则绳牵，夜则闭门，形同囚犯，惨不忍睹”^[1]。

乾县除作为陕西主要兵源地之外，在财力物力方面也竭力支持抗战。民国30年（1941），无论军粮、民粮一律改征实物。而“军粮较民粮几重一倍”^[2]。据资料载，民国33年（1944），全县田赋征实额征（计划）小麦为141405石（每石约350斤），截至当年11月底共征起赋军公粮116413石，强罚249石，民欠25346石；民国34年（1945），全县田赋征实额征小麦130618石，截至当年11月底共征军公粮77140石，强罚2855石，民欠53478石。这些军粮公粮分别运交西安第一聚点仓库、彬县联合总司令部第151粮秣供应库和西安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36站等处。其他方面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但是诸如雇民夫、征雇和临时支应军用大车，征购及雇用骡马和支应军用的牲畜及草料、各种打仗用的材料、军队用的柴草燃料等等支应浩繁，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本来就赋税沉重，加上军粮和名目繁多的各类款项摊派，还有县联保甲再增附加以支地方费用，征收人员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等等，民众实在不堪重负。民国34年（1945）2月，乾县县长王定邦在县临时参议会闭幕大会上这样讲道：“定邦也深深知道，到了今天，民众的负担太重了，民众的生活太苦了。因为抗战以来的行政工作，无论是哪一级的政府，无论哪一级公务员，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忙了一个‘要’字。要粮、要兵，要车辆牲口，要麸料柴草，要工事材料，要各种派款，把老百姓要得头昏眼花。同时因为一切所要的东西，都与军事有关，所以上级政府关于要的命令，也非常严厉，急如星火，动不动就要以贻误军机论罪。县政府对于下达的公事，自然也是非常紧急。”可见抗战期间民众的负担深重是上下皆知的事情。抗战后期，县政府县参议会曾多次向省上申诉减免税赋，省当局终未理会。但是，由于大敌当前，全县城乡上下官绅民众处于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形势和气氛之中，尚能以大局为重，体仰时艰，输将抗战。为了抗战支前，县政府和国共两党团组织还发动广大民众募集捐献了慰劳金和大量慰劳品，如军服、棉背心、毛耳套、线袜子、布鞋等衣物，猪羊肉、酱菜、饼干、纸烟、肥皂、毛巾等食物和日用品，还有纪念章、荣誉品、锦旗等纪念品。乾县人民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乾县政府和各界民众抗敌后援所做的另一重要工作是接收并安置从沦陷区逃过来的难胞和灾民。日寇的侵略使大批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民众沿西兰公路逃往西北。乾县政府和民众接纳并安置了许多逃难的同胞。流落乾县境内的难胞多数被安置在庙宇、沟坡上的窑洞里，县城的防空洞也全被难民占据。有不少山东、河南、安徽人从此在乾县安家落户，繁衍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