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铁历时五年的奇荒大灾

民国17年（1928），陕西关中大旱。小麦薄收，秋禾则无种无收，大灾降临。民国18年（1929）正月之初，乾县地面骤降暴雪，平地雪厚一尺有余，田间坎壕沟道形成的窖雪深可埋人，道路堵塞不通。积雪数月不化，树木多被冻死。雪灾之后又是大旱无雨。黄土干裂，硬如砖石，麦秋两季无种无收。民国19年（1930），旱灾持续。后来终于种上秋田，却又遭遇蝗虫袭击。蝗虫过后，禾苗全无，田地一片秃光。民国20年（1931）至民国21年（1932），旱象稍缓，灾情却因连年无收更为严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乾地民众，这时却更遭“虎疫”（霍乱）肆虐!这是中国北方历史上历时最长、灾害最重的一场千古奇灾。而在长达五年的灾荒年月，官府赋税照旧，军队支应浩繁，盗贼蜂起，匪患迭生，乾县城乡除少数富户尚能温饱外，一般民众几陷灭顶之灾。

面临灾荒饥馑，只有粮食最为宝贵。为了糊口保命，乾地绝大多数民众开始变卖田地和房屋，造成大片耕地荒芜，无人耕种。据西安《民意日报》民国20年（1931）对关中19个县的调查，被弃不耕之田平均占总耕地的70％。而乾县弃耕田竟占到80％。农民将用于农作的牛马骡驴全都变卖。成群的牲口被贩卖到外地，流往山西的马骡驴最多，耕牛被贩卖到北山区，猪羊鸡犬被宰杀充饥。农具家什也都尽数变卖，许多完好的家具当做柴火卖掉。而另一条求生路就是去山区换粮。乾县以北的永寿、彬县、长武以及甘肃泾川、灵台等地，地广人稀，还有收获。当地农民又有囤粮习惯，乾人便用自家织纺的土布、衣物和家中财物去山里换粮。北往南回，换回些包谷、黄豆，糊口度日。待到家徒四壁无隔夜之粟的时候，乾人开始了大规模的出外逃荒。民国18年是乾县灾民大逃亡的时期。据当时有关调查统计，全县逃荒求生者约7万余人，占到全县人口近一半。乾县通往北山区及甘肃的大道上，逃荒的人群络绎不绝。而当年正月的一场暴雪，更使逃荒队伍冻饿交加，举步维艰。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雪窖，冻饿而死。随处可见死于道旁的灾民。有资料估计，乾县死伤于逃荒路上的有5000多人。也有人去南山换粮逃荒。秦岭山高涧深，陡壁悬崖，乾人或背上衣物家什或背着换回的粮食，徒步攀行。有时要弯腰弓身才能通过崎岖的山路，有时则须用手紧把着悬崖上的岩石往前挪步。在眉县境内的秦岭山中有一条小骆驼项沟，乾县去南山逃荒的人多走这条山路。这条沟上下30多里，是50°至70°的陡坡。平时就极其难行，“民国18年”，有不少乾县灾民在这条雪路冰坡上失足掉下深沟，摔死在山沟里。

逃荒到他乡的乾县人，大多过着食宿无着的乞讨生活。有的有夫之妇为了活命，重嫁于当地的男人。这些男人不是年龄太大就是呆傻病残，重婚妇女受尽屈辱，更思念离别的丈夫孩子，身心摧残，难以形容。也有青壮年男子在当地安家落户，年馑稍过，大多携家带口返回乾县老家。极少数留在当地成家立业繁衍生息,却仍然怀念和留恋着他们的故乡乾县。

逃荒的灾民

留在家中的老弱妇孺，日子更为凄惨。他（她）们等待着换粮的人背回救命的粮食。饥饿难忍时就去附近的城镇街巷寻吃讨要。在县城和四乡集镇街面上，到处有乞讨求救声，还有驱赶抢吃饥民的呵斥声。有的饥民把抢到的馒头塞进路边的牛粪堆中，待追要的人散去，再取出来用手一擦就吃。乾县县城每到深夜，露宿在庙台和街道屋檐之下的众多饥民啼饥号寒，呻吟哀号之声随处可以听见，令人悚然。在县城南北十字卖饭的地方，常见灾民用槐树叶泡米汤充饥。北大街成了县北乡人卖树叶和蔓菁的地方，这里经常聚集着几百人争买树叶和蔓菁。

不少妇女被迫卖身求生。县城北街的大车店内，成了买卖妇女的场所。许多妇女被贩卖到外地。两三个银元或几斤乾州锅盔就可买一女为妻。更有甚者，有的妇女饥饿难挨，夜间自带铺物，在小街僻巷处卖身活命。

饥饿肆意啮噬着乾县的民众。县城内大街小巷，到处是瘦骨嶙峋、面容好似木刻般无神的饥民。死亡随处可见。有的摇摇晃晃跌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断气而亡。有人趴在地上仍然张口乞食，过路人见状不忍，掰一块馒头给他，只见馍在口边却没有力气送进口中，不一会儿就气绝身亡，而那一块馒头却死死攥在手中!乾县地面，每天都在饿死人。民国18年（1929），县城内每天至少有20多人饿死，最严重时一天饿死四五十人。饿死的人中，多为老弱妇孺。政府开始还发一张芦席，裹尸掩埋。后来一张芦席竟多次用来裹埋尸体。开始一人一穴，后来便数具尸体同葬一坑。有的尸体未能及时掩埋，腐臭弥漫，惨不忍睹。在乡下，偌大的乾县四乡村堡，到处是逃荒要饭卖儿卖女和饿死人的情景。树皮草根被吃光，不少人吃“观音土”，乾人俗称“板板土”。有的人因吃这种土肠坠而死。据陕西省国民政府有关资料统计，民国17年（1928）全省91县1180余万人，民国18年（1929）灾荒涉及80多个县。到这年11月全省饿死人数达250万人。外逃40余万，灾民535万人。全省人口因灾锐减到860余万人。其中长安、武功、凤翔、兴平、岐山、眉县和乾县等地最为严重。民国17年（1928）灾荒前，乾县共有人口169500人。到了民国18年（1929）11月，因灾死亡竟达30494人，外出逃荒27893人，灾民100332人。五年大灾荒结束后没有留下统计数字，但据民国23年（1934）统计，全县人口为103748人。这个数字已含有灾后二三年的恢复因素，但较之于灾前的近17万人仍然减少6万余人。这些统计数字或许不是十分准确，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这场奇荒大灾给乾县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www.daowen.com)

然而，灾害并没有就此停止。民国19年（1930），持续大旱，夏粮仍然无收。人们盼望着秋季的收成，不料在秋庄稼吐穗扬花的时节却遭遇蝗虫的侵袭。这是一种给庄稼带来毁灭性灾害的害虫，一旦成群聚集、集体迁飞就会造成令人生畏的蝗灾。在陕西境内，蝗虫由东而西飞来乾县，北至乾陵，南到渭河沿岸，在南北五六十里宽的地面上，遮天蔽日，呼呼有声，落于地面啄食禾苗刷刷作响。蝗虫过后庄稼叶穗全无，尽成秃笔，一片红光。政府及民众束手无策，任其危害。

灾难接连不断。在这旷日持久的灾荒快要结束的时候，瘟疫发生了。民国21年（1932），在关中和陕北大部分灾区，被人们称为“虎烈拉”的瘟疫——霍乱开始流行。这是一种从海外侵入我国的急性烈性传染病。细菌从口腔侵入，在胃肠孽生繁殖，毒性发作，上吐下泻，夺取全身水分，致使血液浓缩，眼塌鼻歪，小腿抽搐，很快就脉搏细微、心脏衰竭而毙命。中国医家笼统归之于瘟疫，老百姓则视如虎狼，称为“虎烈拉”或“虎疫”。这次“虎疫”由海运登陆，先入侵上海，沿着铁路线的便利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造成大流行的惨剧。陕西虽无火车，但西潼公路已通，汽车频繁与关外火车相连接，“虎疫”便由此入关。同年6月，潼关县首先发生“虎疫”，紧接着西安发现疫情。“虎疫”在省境内沿西兰公路西凤公路很快波及关中、陕北、陕南等50个县，以关中最为严重。乾县为西兰公路必经之地，“虎疫”陡然发生，并爆炸式地蔓延流行开来。城内，先由北十字到南十字，很快就遍及全城所有街巷。“虎疫”犹如形影无踪的恶魔肆意吞噬着人们的生命，人们防不胜防也不知如何去防，一旦染上则难逃大劫。流落在街头的饥民本来就不堪一击，染上虎疫必死无疑。人们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早上还在谈论“虎疫”，午间就死去了。夫妻同殡者有之，全家丧亡者亦有之。更有吊丧者同死、哭丧者随亡的惨相。大街小巷都能听见哭号呻唤之声，死亡的恐怖笼罩着乾县县城。城内尖楼子东有家鞋匠铺一家六口人一天死去。这家出嫁的姑娘前来奔丧竟死于娘屋，七具尸首横陈家中，惨不忍睹。尖楼子西住有一位老者，傍晚在门外乘凉还与人戏说：“你看这虎烈拉挨门挤户地传来，快到我家了。”说罢回家，不到两个时辰就病发死亡。有一位城南乡下的农民携妻儿三人进城办事，城里人告诫他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敢进城来？”这位农民满不在乎地说：“咱不怕，天生的受罪人，死了让谁受罪呀？！”第二天，这人即染“虎疫”死去。接着儿子也死，其妻逃出城外死活不知。城内棺材铺的棺材早已卖光，箱子柜子也当棺材出卖，后来连一页裹尸的芦席也难得找见。“虎疫”随后又蔓延到县城外四乡村堡，几乎村村在埋人，天天有哭声，一片凄惨景象。

“虎疫”流行后，省政府拨款去上海购买霍乱疫苗。乾县绅士刘文伯向省政府交涉，分得一些疫苗寄回乾县。乾县政府责成司启民大夫负责，在县城内柴市巷义生堂设立临时注射站，培训了几名注射人员，日夜为街巷民众注射。县政府又抽调注射人员分赴城外疫情严重的村堡注射疫苗，这是乾县有史以来第一次注射疫苗。但由于疫苗太少，疫情严重，收效甚微。县政府在“虎疫”开始蔓延时动员民众用石灰水洒在门庭内外加以预防。后来城内西医大夫曹祥生用十滴水和注射盐水防治。中医宋志俊用刮痧法救治了好多病人，各地的中医采用中草药也有收效。入秋以后，气候渐凉，“虎疫”渐成强弩之末，终归平息。据资料载，“虎疫”在陕西流行约百天，波及50县，死于疫者约十三四万人。“虎疫”在乾县肆虐一月有余，全县发病8725人，死亡5625人，以县城以内最为严重。

这场历时五年的千古奇灾，使三秦大地哀鸿遍野，满目苍凉。时有一外籍人赵晚江目睹陕西关中灾荒惨状，夜不成寐，和泪作歌凡159句，哀歌陕西。其歌曰：

稼禾满秦川，好雨不复来。旱魃任纵横，如沸又如烹。好雨三年不复西，泪竭泾渭水不流。麦收无望望有秋，秋禾无望复何求!良田售不出，种尽地尚多，牲畜早已空，人类作畜牲。栋劈柴卖人力尽，卖妇卖儿苟延生。垂死不忍死，杀子强自餐。杀儿恐绝祖香火，不如杀女为计长。自家女儿不忍杀，交换借杀商邻家。肉尽心头痛，终日抱骨哭!

最后作者悲愤地以歌当哭道：

此次关西灾奇重，较之围城尤悲苦。忽闻中央发慈仁，八百万债来赈秦。何故至今尚无着，令人饿眼望频频。天地嗜杀杀欲尽，人祸究是由谁造？郑侠曾上流民图，图中流民苦，恐无此哀伤。哀己哀人哀陕西，中夜起走涕泣湟。和泪作歌歌当哭，泪尽泣血血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