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铁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为国共两党一致极力倡导和推进。国共两党和国民军三位一体主政陕西的政治体制，实行由国民党指导和监督下的联席会议制度。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明令宣布，国民党县党部为各县领导民众革命的唯一机关。西安解围后，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正式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张含辉作为省党部农民部部长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这次大会后成立了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全部由共产党员充任。此后，陕西的农民运动就在国共两党各级组织的领导下迅猛发展，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

“交农”是农民由于贫困和被压榨以“罢耕”表示对当局的不满和反抗。早在民国初年，乾县就有以“交农”为主要形式的农民运动。民国4年（1915），省府开展地契查验，乾县县署差役从中作弊激起民众愤怒。南乡农民王毛遂带头，集众1000多人，手持农具进城拥入县署“交农”，后经乡绅呈报省府，枪毙了县府四班总头徐升，并经地方绅士与县署调解，达成协议，县署归还了农民地契文约，事态才告平息。民国14年（1925）7月，当时是共青团员的王炳南在三原上学暑假回到乾县，组织发动和领导了一次“交农”运动。王炳南联系进步青年李定志，用鸡毛传帖的方法，发动组织1000多人扛着镢头、锨和杈把、扫帚聚集在县城东门，准备冲进城内，迫使县知事与王炳南等“交农”代表谈判并不得不接受了农民要求减免粮款的条件。

王炳南领导的这次“交农”斗争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烈火，揭开了国民革命时期乾县农民运动的序幕。县东乡牛张村张志毅、西天堡吕文涛、紫石村陈天福、好畤村王敬之、杨定村李克林等也分别在各村开始了农运活动。民国16年（1927）春节前后，省里先后派遣西安中山学院农运班的学员蓝田胡景岳、长安徐经霖、城固吕麟趾、兴平康兴源、西乡周德俊和乾县阳洪西村强振民（建斋）来乾县推动农民运动。这些人和乾县张志毅、王秉诚、王敬之、陈洁生等人分赴乾县50多个村堡宣传动员并组织农民协会。全县农民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东乡和南乡。成立最早的地区农协是好畤村地区农协，管辖好畤村、阳洪西村、阳洪东村、大杨村、王铁、高庄、杨庄、陆陌村、侯村农协。好畤村地区农协的领导人为王照南、王敬之，农协的骨干分子还有阳洪西村的严崇勋、殷允斋、严丕显。民国16年（1927）2月15日晚，正是元宵节前一天，好畤农协举行成立大会，并有大戏助兴。有1000多民众参加了大会。农协主席王照南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在全国人数中，我们农民最痛苦。要好，只有靠自己力量，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完成中山主义。王炳南和县知事代表都讲了话。会场“农民精神表现极好，后乃大呼口号极兴而散”^[1]。接着，在乾县南乡，成立了连马地区农协，负责人李奎、卫风庆。管辖哱洛坊、赵合村、南上官村、连马村、袁村和坛子坊村农协，会员约1000多人。3月，神坊村成立了神坊地区农协，负责人李芳春。管辖神坊村、杨定村、田晁村、小田村、康家村、白落寨、扶村、壤村农协。4月，紫石地区农协在紫石村成立，陈登堂、陈天福为农协领导人。管辖紫石村、强家、陈村、牛张、丰张、巨家、牛市、屈家、程家、杨善村、三佃村农协。4月底，地处乾县北部的冯市村成立了村农协，领导人苏润生。有冯市村、阳峪东村和南堡子一些人参加。全县农协会员发展到3000多人，农民运动已是十分活跃。民国16年（1927）4月13日，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第二天，处在农民运动高潮中的乾县在县城内中山公园举行盛大集会。成立了乾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全县各区农协组织农民4000多人进城参加大会。王炳南当选常务委员，为乾县农协第一把手。张志毅、王玉栽、王敬之、王秉诚（俊亭）、周德俊任委员，强振民、吕麟趾、康兴源为农运干事。王炳南离开乾县后，周德俊接任常务委员。

县农协筹委会成立后，明确了农协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各区农协联合起来，抗粮抗捐，反对恶霸和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俗，处理农民之间的纠纷和矛盾，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农协组织。从民国15年（1926）8月国共两党在乾县创建组织到民国16年（1927）上半年近一年时间，乾县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当时全国流行的政治口号是“一切权力属于党（国民党），一切利益归民众”。在农村，则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局面。乾县正是如此，国民党县党部和农会的地位和权力非常显要。县公署开会，一定要请县党部的人参加。议事，也常常“看县党部咋办”，就连县上驻军丑彦峻也经常去县党部拜访。乡下农民更是把农会视为依靠。民事纠纷、喊冤告状打官司，有的农民不上县署直接找到农会。村上有了农会，县上的警察差役下乡办事也都规矩许多，不敢随意欺侮老百姓。农民运动的方向和锋芒所指原本就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农会敢作敢为，农民人多势众，一些豪绅富户的高利盘剥行为也有所收敛。阳洪西村有五户农民在农会支持下用纸币赎回了曾经当出去的20多亩耕地。杨定村和哱洛村农会还组织人清算了当地富绅的账目并让其退出了多吃多占的财物。国民革命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

为了培养和提高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民国16年（1927）初，在国民党县党部和中共乾县特支的领导和支持下，把原来的民众夜校改办成农民运动学校。由徐经霖任校长，吕麟趾、康兴源、周德俊担任教员，培训农会的骨干分子。全县有150多人在农运学校接受培训，这些学员结业后回到各村，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强振民、魏良儒还被送到西安中山学院农运班学习。一些区、村农会办起了农民夜校，他们把乡绅和族长手中的祠堂寺庙要出来办夜校或作为农会办公的场所，既教农民识字学文化，又提倡新风尚，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紫石村农会办的农民夜校，由本村王志伟、陈庭友担任教员。当时教唱的一首歌这样唱道：“穷汉娃，快起来，农民学校把学开。不买书来不要钱，不要穷人受作难。不吸烟，不耍钱，人人见了都喜欢。”(www.daowen.com)

随着农会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高和增强，一些农会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同时维持社会治安。杨善村、好畤、连马、南上官、神坊、康家、杨定、小田等20多个村都成立了农民自卫队或大刀队。参加自卫队大刀队的农民在村里站岗放哨，维持治安，保护农会。自卫队的武器主要是梭镖砍刀，还有少量的土枪快枪。声势较大的是神坊村和杨善村。杨善村自卫队就有100多人，农民杨维新和云艺为正副队长，自卫队还自制红旗，在周围村堡造成很大影响。

民国16年（1927）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开始在他所控制的东南各省区展开清党，杀害和驱逐共产党人，随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而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支持下，继续坚持革命旗帜，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这就是民国史上短暂的“宁汉对立”或称“宁汉分裂”。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陕甘区委立即组织领导陕西人民开展反蒋斗争。冯玉祥也保持了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反蒋立场。所以，陕西的农民运动还坚持了一段时间。民国16年（1927）6月初，陕西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国民党省党部礼堂召开。已是共产党员的张志毅、陈登堂作为乾县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产生了陕西省农民协会，通过了《陕西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以及《政治报告决议案》《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决议案》《惩治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决议案》《消除县政积弊决议案》《铲除反动派决议案》《改良雇农及佃农生活决议案》等26个决议案。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省农协的成立进一步鼓舞和推动了乾县的农民运动。大多数农会的领导人和广大穷苦农民并没有预感到厄运的到来，农会的活动仍然十分活跃。

然而，曾经支持国民革命的冯玉祥终于背叛了他的初衷，走上投蒋反共的道路。民国16年（1927）7月，冯玉祥和主政陕西的宋哲元开始在陕西“清党”和打击农民运动。陕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局面，随着全国形势的骤变，也无可挽回地被葬送了。农会被解散，一些共产党员和积极参加革命的群众被杀害。紫石村地区农会领导人陈天福、强振宇、王志伟等被县署逮捕羁押。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农会和农民开始了武装对抗活动。东乡紫石村地区马福汉、黄忠贵（丰张黄家人，中共党员，时在紫石村做雇工）、蒋交运都掌握一些武装，但最终沦为流寇，均被当局杀害和剿灭。牛张村中共党员张志英、张秉仁等被以“土匪”处死，农民运动归于失败。

然而，乾县农民因贫困和不堪重负起而反抗的行动并未停止。民国17年（1928）夏天，就在国民党当局强权压制和镇压下，乾县东乡又爆发了一次“交农”运动。起因是礼泉县一个官差带人进到乾县境内一些村庄强行摊派粮款，激起东乡农民的不满和反抗。牛市村文家文英伯（人称“文九”，系前清武举）出头，带领村民将礼泉这一帮人捆绑起来，押送到乾县公署处置。乾县东乡各村群众闻风响应。农民们手持杈把、扫帚在文九的带领下拥向县城。乾县公署紧闭县城四门，时任县知事李传德在城墙上和“交农”代表谈判，答应了农民的一些减负要求，“交农”取得了胜利，县东乡农民为文九挂上“闾里矜式”的牌匾。

轰轰烈烈的乾县农民运动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告终。但在乾县国民革命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