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铁鸦片流毒与赋徭的繁重

鸦片在陕西的泛滥成灾是从外来鸦片流入开始的。鸦片入陕的途径起初是广东商人赴天津等沿海城市挑卖广货，夹带鸦片，陕西商人在天津等地出卖土特产，见鸦片利润极高，于是便“转买烟土回籍”。后来鸦片入陕有两条路：一条自河南山东入潼关并大散关；另一条自湖北入商州龙驹寨及旬阳蜀河。由于鸦片土法炮制方法是采用罂粟果汁与土拌和煮熬成黑色药膏，遂有“黑土”之称。当时称云南产为“南土”，四川产为“川土”，甘肃产为“西土”，而进口的精制鸦片则称“白粉白面”。清朝道、咸、同、光历代皇帝都曾明令禁止鸦片，但终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咸丰九年（1859），清政府对鸦片实施“寓禁于征”政策，土产鸦片和洋烟一样征收土药税，使鸦片的种植合法化。鸦片种植在全国迅速扩大，到清末，陕西已成为全国罂粟主要产地之一，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据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国的鸦片产量，四川第一，云南第二，陕西位居第三。而陕西的主产区集中在渭河南北，省西各县最盛，乾县当居其中。乾境内罂粟种植已遍及四乡，有一个品种叫“白花烟”很是出名。种植罂粟，一亩可产鸦片30—60两（每两32.5克），收入可折合400—650斤小麦，而当时小麦亩产不过二三百斤，所以罂粟面积迅速扩大，排挤粮食生产。乾县地面，到了烟花四月，鸦片上市，客商云集，城乡上下，买卖繁忙。随着种植的扩大，制贩者乘机而起。仅县城内分剪零土、煮熬炮制的“烟房子”就有30多家，分布于各街小巷，尤其集中在小东街一带，其中“三道要”、“大小王五”的烟房子特别有名。土制鸦片香味扑鼻，人们在走过烟房子时往往经不住诱惑，闻香驻足，不肯离去。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至于老少奔波，男女争嗜。由城镇到乡村，由富户到穷人，竟然都是“停枕燃灯，俾昼作夜!”有一位曾经任道光年间监察御史的泾阳人，这样揭露和描述陕西当时鸦片泛滥的景象：

黑烟争说讲排场，

到处开灯劝君尝。

不是长官先过瘾，(www.daowen.com)

民间敢有许多“枪（指烟枪）”？！

据史料记载，通都大邑吸食成瘾者“竟十居五六焉”。关中三原县城竟十占其七，吸食较少的临潼县亦不下十之三四。据此可知乾县县城吸食者至少不下半数，乡下吸食者也不可胜数。鸦片流毒泛滥，摧残身体，消磨意志。富裕人家因此倾家荡产，如是贫穷人家，势必住庙宿街，人不如鬼。更给清末社会平添委靡颓废没落衰败的气息。

清末的赋徭是沉重的，而且名目繁多。简而言之，可分田赋（以地亩定税）、丁赋（以人口定赋）和各类附加。后又实行以地载丁，所谓地丁正银。至于官绅在征收其间的层层盘剥则无法统计。所征田赋有民粮、军粮、五粮、胭脂粮、环镯粮、陵租粮、学租粮、米粮、豆粮等九种之多。境内田地根据优劣不同，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地在平原地区，每亩征粮三升三合三勺三，一般叫做“三三不断粮”。每三十亩地交一石粮。中地每亩征二升五合。沟坡和贫瘠地为下地，每亩征一升五合。以上各种粮食合算起来每石粮折合白银一两，此为地丁正银。各种陋规附加为五钱三分。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又增加庚子赔款差徭银的征收，名曰“赔款差徭”。按规定每地丁正银一两加收四钱，随粮代征。这样一来，农民每种三十亩地者，实缴纳白银一两九钱，这在当时是很重的负担。每年的赋徭在二三月间征收，实际征收过程中又弊端百出。经手的人有里书、什年、粮头、粮差等人，这些人都没有官方正式待遇，全凭在征粮银时压榨勒索，取之于民。清末民初征粮的办法，是自封投柜，每十日为一卯，每卯有限定的成数，交不够成数时，州官或县知事要打粮头，叫做比粮。粮头挨打后则骑上走驴，带同粮差多人，下乡严摧花户（旧时户口册子，把人名叫“花名”，把户口叫“花户”）。见欠粮之户就鞭打绳拴，催逼敲诈。有的农民被逼无奈卖地卖房甚至卖儿卖女。有的纳完粮银还要贿赂粮头粮差才能了事。否则，这些人仗着州府衙门的威势任意刁难，甚至有押死在班房的，官府也置若罔闻。正是由于世代沿袭这种做法，在老百姓心目中对所谓“皇粮国税”充满畏惧，丝毫不敢怠慢。由于春征正是农民青黄不接的日子，当农民无力缴纳时，城里钱粮行的商人便出面包粮代纳，贫困农民暂时渡过了难关，却要承受夏收后还账的重利盘剥。

清末乾县民众负担沉重的另一个因素是盐斤加价。光绪二十八年（1902），陕西巡抚升允奏准清廷实施花盐（宁夏花马池盐）官运的专卖政策。官运前每斤盐约三十四文，官运后定价七十文。到了县上，又按里加价，边远村镇一斤盐甚至卖到一百几十文。而当时的面粉每斤只有十二文，然而再贵也得买。加上征收的鸦片税，还有地方上名目繁多的捐、费附加，人民承受着沉重的负担。在中国的西北，陕西关中可算是天府之国。乾县又处关中腹地，本应可以温饱，但由于赋徭的沉重和官吏的盘剥，绝大多数民众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