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逸: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意为问天)。
2.柳宗元:假天以为言,故曰《天问》。
3.洪兴祖:耳目所接,有感于心者,不可以不发也。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也。
4.王夫之: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问天问,而非问天。……要归之旨,在于有道则兴,无道则丧。
5.吴世尚:“其名天问者,言天下事原有不可究问者也,名问而实自答也。”
6.夏大霖以为是今之策问之体例,杂举是非之说以为问,要读者察其是非为去取。
7.戴震: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之可以测者,设难疑之。
8.胡文英:郁极无聊,搔首问天,王逸以天不可问,非也。
9.胡浚源:设天以问人,非人问天也。
10.王泗源:天问,天地现象及事物关系的疑问,文中的史事也包括在事物关系之内。天问的天是问的定语。
11.孙作云:天问,就是问天命。因为要着重被问的对象是天,所以就把天字置于问字之上,这样就成了天问。
12.程嘉哲:就是天知道的问题。(甚为荒谬)
13.游国恩:天问,就是天的问题,天统万物,无所不包,一切问题都可以归到天。所以名叫《天问》,而不应解作问天。在《天问纂义》中则引《素问》之说,以为素者,质之始也。以素为问也。此则以天为问,
14.詹安泰:本篇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天的问题,所以叫《天问》
15.谭介甫:《天问》疑当作《天运》,音韵可通,《庄子》有《天运》,其取义颇与《天问》同。
16.姜亮夫以为:《天问》乃屈原出使齐地之后,对齐地庞杂之学说有所耳闻,所以多沉多日诸家竞说之事,而屈原本人思想则颇与孔子儒家和,之所以言乱神之事,乃欲要整齐百家,諟郑杂说之意。以汉代遗迹论,王逸之说确有其依据,但是以《天问》之问,多有现实意义,不可能是依照客观事象而言,而是有自己主观上的选择。而其先后顺序,也有作者的思想结构在那里。不会是纯粹的呵壁。至于天问者,以天之名,足以包囊一切法相,故皆可谓之天。
1.王逸: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陈本礼说近同,以为“屈子题图之作,非渺茫问天词也。时当战国,齐谐志怪之书,山经璅语之说,事多荒诞不经,楚人不考其实,辄将琦玮僪佹之事画于先王之庙,公卿画于先公之祠,以为殿壁观瞻,而不知亵神渎祀,莫此为甚。三闾一腔忠愤,无可寄托,故各按诸图而题之,以寓其褒贬不平之慨。”)(丁晏则证以汉画像石及古书相关记载,明祠堂之壁有画也。)
2.林云铭:以三代之兴衰,所以兴在贤臣,亡在惑妇,惟其有惑妇,所以贤臣被斥,谗谄益张,全为自己抒胸中不平之气耳。
3.王夫之:固原自所合缀以成章者,逸谓书璧而问,失非其实矣。
4.胡文英以为:屈子既放,安得复至先王庙中?(www.daowen.com)
5.郭沫若:屈原把自己对自然和历史的批判,采取了问难的方式提出。(金开诚从之)
6.姜亮夫:而屈原本人思想则颇与孔子儒家和,之所以言乱神之事,乃欲要整齐百家,諟郑杂说之意。
1.王逸: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2.洪兴祖:夫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岂可以次序陈哉?
3.林云铭:看来只是一气到底,次序甚明,未尝重复,亦未尝倒置,无疑可阙,亦无谬可辟,世岂有题壁之文能妥确不易若此者乎?
4.屈复、夏大霖,提出错简者。(夏提出略早于屈复)。即认为“文义不次序”是因《天问》一卷简绳烂断,竹简错位所造成。夏大霖于《屈骚心印·发凡》中推测,“帝降夷界,革孽下民”以下十二句,应挪于“释舟陵行,何以迁之”之后,并特注明:“愚按此十二句,应是错简。”屈复更于《天间校正》中断定,《天问》“文义不序”原因在于错简,必须要重新整理才能使文义通顺。他将《天问》分为问“日月星辰,山川怪异”与问“女帝、虞、夏、商、周之历史”两大部分,在两大部分基础上又将全文分为九段,当认为某几句与某段内容不相合时,便将其娜到他认为相应合适的段落中去,整理范围比夏大霖的要大得多。受到戴震之批判,其后有清一代几乎再无人像夏大霖、屈复这样认定《天问》有错简并进行整理。
5.20世纪较早的是游国恩。1926年《楚辞概论》出版,书中十分肯定屈复对《天间》所作的错简整理,表示了自己的整理倾向,其后于《屈原》中,游先生拿出了整理成果。他对《天问》结尾一段作了大的调动,将第七、八两句(“荆勋作师,夫何长”)和第十一、十二两句(“吴光争国,久余是胜,’)调到开头,将开头六句及第九、第十两句调到末尾,认为只有如此文义才通顺。
6.其后,1937年,唐兰在(天问阻穷西征新解》一文中,对《天问》中间部分作了整理,改动幅度较游先生的更大。
7.1953年,郭沫若《天间解题》发表母,文中公开将“反对整理《天问》”定为封建思想之“孑遗”,并“破旧立新”,对《天问》动了大手术,据笔者统计,娜动达二十处之多。经郭先生整理后的《天间》,原结构已经完全被打乱,甚至可以说已经不见了踪影。
8.1975年,孙作云《天问研究》完稿,孙先生将《天问》看作历史文献,以历史表述的标准要求之,从而判断《天问》有三分之一章次出了错,改动之处自然比郭先生的还多。
9.1974年,台湾苏雪林《天问正简)问世,书中将《天问》分为天文、地理、神话、历史、乱辞五大段,又判定这五大段句数当为定数:前三大段每段均为44句;历史一段又可分为三小段,每小段72句;乱辞为24句。由此,《天间》不但章句之间需要调动,有些地方还需补足。也就是说,《天问》不仅有错简,还有脱简。如历史一段,夏代有72句,而商、周两段就有脱简,商代脱了8句,周代脱了6句。苏先生又断定乱辞均为七字句,于是将诗中七言句全部集中到诗尾,然只有23句,由此又断定脱了一句,这一句应在“荆勋作师夫何长”之后。至于错简整理,除天文部分44句保持原样,其余都作了大的改变。
10.林庚先生在《天问论笺·错字与错简》中言:“凡在两可之间的,与其相信它错了,勿宁相信它原来的”,并认为集中的错简只有两处。其后金开诚、周秉高等先生,均认为错简不多,只不过具体整理处与林先生略有区别罢了。
11.姜亮夫、褚斌杰、杨义等先生认为,《天问》虽可能有错简,但并不太主张或不具体动手对其整理,如显现出更为审慎的态度。
12.汤炳正、翟振业、毛庆等则坚持认为‘天问》不存在错简,他们否定“文义不次序”说,认定《天问》有着独特的立体结构和内在的问题逻辑,“段落秩然不紊”,后人之错简说是受了王逸的误导。200 1年 9 月,毛庆发表了《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对(天问》错简整理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观察分析。该文引用《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的竹简文字情况,朱彝尊《江村销夏录·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五)中对简策尺寸之记录,及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等出土实物状况,证明先秦重要典籍和韵文,每简均有固定字数,而《天问》究竟几句一简还尚待考证,整理之首要条件目前根本不具备,但几乎所有整理者恰恰忽视了这一最重要的条件公,不能不说是犯了校勘之大忌。
1.兴亡(林云铭)(前两点可以兼容)
2.寄托悲愤(王逸)
3.探索天命如何。(刘永济)
1.王世贞以其自是四言之诗,词旨散漫,事迹惝怳,不可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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