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屈原政治生活失意后,自叙平生和抒发忧愤的一首长诗,也是他的代表作品。这首诗中,屈原反复申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诉说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受的迫害。他还无情地揭露和深刻地批判了战国后期楚国贵族党人把持朝政的黑暗现实,又借幻想神游的境界,通过上天下地的描写,强烈地表现了自己在生活中热烈追求的精神,以及对祖国无限的眷恋和热爱。作品感情真挚,想象极为丰富,可谓是气势磅礴,古今独步的大作,为我国文学史继《诗经》之后开了一代诗风。

《离骚》的写作时间,历来说法不一致,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时代,也有人认为写于楚顷襄王时代。看来前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其理由有三:首先,根据《史记·屈原列传》载:“怀王使属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条历史记文,不只清楚地指出了《离骚》写作于怀王时代,而且还说明了其作品产生的原因。现存古籍上关于屈原的记载,首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史记》是实录的历史巨著,若果我们还未发现别的更可靠的历史材料之前,在屈原研究中应当尊重司马迁的文字。其次,《离骚》本文自道个人遭遇和其思想情操的表现,都与楚国当时的政治形势相联系,而《史记·屈原列传》所载的有关史实和《离骚》所表现的有关内容恰好相契合。司马迁说的楚怀王对屈原开始信任到信谗后而疏远之的情况,不正是《离骚》说的“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吗?又,司马迁说的“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诌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不正是《离骚》说的“怨灵情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吗?我们只要把《离骚》和《屈原列传》两者的全文相对照,全面做一番分析,就不难看出屈原悲愤的歌唱,正好真实地反映了怀王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再其次,屈原一生经历了怀、襄两代,他所写的全部作品除少数篇章,如《桔颂》和《九歌》之外,大都表现了忧怨的思想感情。但由于他本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其忧怨的思想感情便有分别:在怀王时代,屈原开始身负左徒之职,是朝廷举足轻重的人物,又由于他怀抱理想,希望一生有伟大的建树,故他积极用世,政治热情很高,后来他虽遭贵族党人谗害,昏庸的怀王疏远了他,甚而至于还把他以后流放于汉北,但他始终坚持理想,不易其节操。尽管他受到一连串的打击,可是他还希望君王省悟,再招他返回朝廷。加之此时国运初衰,还有挽救的可能,所以他的政治热情怎么也冷不下来,故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就自信而豪爽,颇有一股冲击的力量,其调子是昂扬的。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抽思》《卜居》等篇。特别是《离骚》所表现的那种燃烧的感情和热烈追求的精神,实在太突出了。至于顷襄王时代,屈原就更倒运了,他被放逐于遥远的在南,处境极端恶劣,虽然此时他依然坚持理想,也对祖国和人民深怀感情,但他自知当朝的顷襄王比其先父怀王更昏庸,况且政治形势发展的情况使楚国危亡的命运已定,他也没有了重返朝廷的可能,于是面对江南放逐的困苦日月,他挥笔成诗,其所表现的感情是难以压抑的激愤和哀怨之情,调子低沉多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哀呈阶《怀沙》《惜往日》《渔父》等篇。尤其《怀沙》,其悲愤和忧伤之情实在太深沉了,这和《离骚》表现出来的政治激情和热烈追求的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难怪历代不少学者都认为此篇是屈原的绝命词。从以上三点理由,我们可断定《离骚》是楚怀王时代的作品。(www.daowen.com)

《离骚》二字的含义,自司马迁和王逸以来,各家的解释太多了。其中汉人杨雄有一种说法,认为“离骚”就是“发牢骚”。今人游国恩对此说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离骚”是“古曲名”,意同“牢骚”(详见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对此,颇多人甚为赞成。但是此说却是一种推测之言。就以游国恩本人在其《屈原》一书中写的话来说,“我很疑心它(指《离骚》一笔者注)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离骚》是否曲名,在古书中找不到直接记载。”因此,他便从《大招》篇提到楚国有《劳商》之曲做“或者就是”的推断,这显然是不客观的。再说,这一说法也不太符合屈原的实际情况,因为《离骚》绝不仅仅是“发牢骚”,若果真依“牢骚”解释题意,那便大大降低了这篇伟大作品的价值。按:《离骚》二字的准确解释应该是:“离”木意作“陈”解。从《方言》:“罗谓之离”可知,“离”是陈列之义;又《左传》(昭公元年):“楚公子圃设服离卫”。杜预“集解”:“‘离’陈也”,即是佐证。这里“离”引伸作“陈述”解,是指书写。俗话说:“另函详陈”,此“陈”就是“陈述”之意,即指书写下来。“骚”愁也。即忧愁幽思。忧苦之极必然激愤,所以“骚”引伸是“愤”之义。故“离”和“骚”二字连用,义同“书愤”。读《离骚》自可见诗人尽吐愁思、激愤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