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成书问题之难点，主要在于诸目录书之间难以调和。《汉志》无此书，仅载屈原及诸家赋人之篇目。王逸《楚辞叙》言刘向校经分为十六卷，后人多以此认为《楚辞》一书的最早编订者是刘向。但是论者认为《汉志》与其不合，而质疑其说。或者以《离骚叙》含糊其辞而质疑其说之确指。《隋志》十二卷，又言屈原赋八篇。而到了《两唐志》，又成了王逸书作十六卷。到了《宋志》和其他宋人官私目录，则成了十七卷。这种篇目之间的差异，带来的是诸家不同的解读。

刘向十六卷本。（历来以为是《楚辞章句》之底本，《楚辞》首次编辑。汤炳正从此说看，而黄灵庚独为异说，从《离骚章句》序之一段话入手，以为“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结合一整段皆未出现“楚辞”一语，亦无法从中推断出刘向已经编集了《楚辞》，而将之分成十六卷。黄氏所提出来的分“《离骚》为十六卷”之说，未免难以服众。离骚全篇亦不过数千言，何以竟能分成十六卷？然而黄灵庚以为刘向所校正分为十六卷的正是《离骚经》，其说却是揪出了历来人们都放过的疑点此固然是，通篇既然没有《楚辞》名字，则定《楚辞》为总集名者为谁？定为十六卷为谁？实际上，这里的关键还是《汉书艺文志》与《离骚叙》的矛盾难以调和，最起码在表面上是无法调和的。汉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其余所录诸篇，分别有《宋玉赋》十六篇，《庄夫子赋》二十四篇，《贾谊赋》七篇，《刘向赋》三十三篇，《王褒赋》十六篇。刘向所职责者，但为汉庭整理现今一切图书，校雠之，去其重复，删定其书是也，今刘向之时代既有如此许多之诗赋，且书、文不重复收录，安得别置一《楚辞》？今传十七卷之《楚辞，较《汉志》所收者较之相去远矣。刘向无论其是否编辑《楚辞》，要之与《别录》（即《七略》《汉志》一系列书）所载《诗赋略》之记载无干也。是刘向撰集《楚辞》与否，不可以《汉志》所收录者与之不同，又不载《楚辞》，为否定之理由。）

然而刘向所定者究竟为何？仍有几种可能姑待审查。一是刘向根本未曾编辑《楚辞》，怀疑理由，王逸《离骚叙》之前未曾有人言刘向编《楚辞》者。此可以作为怀疑之理由，然而王逸上距刘向亦不过百年，便无人言及亦不能据以否定其书之不有，再则，两汉典籍散佚者多， 今虽未见，未必当时便未有。二是刘向所编集者，确为十六卷，然为《离骚经》十六卷，然而一则若为《离骚》一文决然不需分为十六卷，再则后言班、贾为《离骚经章句，而其余十五卷则阙而不说，是很难说仅仅注释了《离骚经》十六卷之一卷，黄氏举洪兴祖异文，以为“卷”一作“篇”，然而无论作篇与否，既言《离骚》，又言其余十五篇，十五篇为何耶？以王逸书或者今本他书论之，十五篇为何耶？黄氏既然言王逸亦未尝作今本《楚辞》十六卷，何以便有其余十五篇之名目？此十五篇既为选本之目录，非总集之目录，何以能知其具体有十五篇？此为逻辑之大漏洞，而不能自圆其说。此立论既已不周，余论之理论建设价值如十一章之构建，可以打个大问号了。黄氏怀疑固然有理，而其立说则不足取信于人。三则如汤炳正先生言其五阶段说，嗣后再详论之。四则仍从前说，刘向编订十六章之篇次，王逸增以《九思》，而未尝为之注。此说今人虽多质疑之，而漏洞较之今人之推论仍然为少，故可仍之。

《释文》之十七卷本。《楚辞释文》之作于五代南唐，已见于余嘉锡先生考辨。其书之特色，在于其篇次编订与通行之今本不同。前人多以为编次不论，不可理喻。而汤炳正先生独辟蹊径，以此书篇次考订，而提出楚辞编订五阶段说。然而其问题不小。首先，最重要的在于其立论之基础甚为薄弱。理论构建不可谓不精密，而所有精密之理论建设全部系于一个非常薄弱的孤证，这是非常危险的。汤氏一切议论都基于认定《释文》篇次是古本篇次。然而《释文》此书仅仅一见，篇第编次亦仅此一书如此，洪兴祖为补注，亦见过其他文，如唐写本，而并不取此书次第。此书固然存在为古本之可能性，然而亦未不是南唐人之随意编次者，其书终于淹没，或以其书编次不伦，莫名其妙乎？如果此书不过是当时人随意编次，则汤氏之推论则全部被推翻。之后其五系构建，于思辨而言，不可谓不精彩，然而细思之，皆是先为一假设，然后拼命为之填充材料而已。以其说为其本人提出，是以种种材料多难以证伪其说。然而虽无能证伪，亦完全不能证实，以其说几乎是完全的空中楼阁构建，前代之人每病少材料证实之，是以更难以直接找出材料为之反驳也。此如高考试题，既已强为之分，则强为之说而已。虽言之成理，颇为精彩，不可以的论视之，惟贵其善辩耳。(www.daowen.com)

黄氏王逸仅仅定下十一章《楚辞章句》之说，其举前十一章与十一到十六章之训诂之区别，颇为强解，难为的论。其差异虽有，然则若如此论，则先持一第一章与第二章不同之意见在，则第一章与第二章亦可以如此论证非一人之所为也。再则，若此论，则是完全否认《离骚叙》之“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八字一云稽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之语，而整个《离骚叙》的真伪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直指《离骚叙》为伪作，后人造伪又附会之也。其说难以服众。然而黄氏之论证有一点却是确然不移者，即论证王逸未将《九思》置于九章之中。《原本玉篇》残卷明引他书，而于《九思》一条不引，此固然是为重大证据，足以在很大程度上证明顾野王时代以前并无《九思》注一篇。再辅以前人意见之王逸未言自为《九思》章句、《章句》风格不一，此足为定论。

其间仍有一重大问题，而为诸家所忽视者。即《隋书经籍志》所载者为十二卷，姚振宗以为诸家分卷多不合，故置之不论。然而，在王逸《离骚叙》和《两唐志》的十六卷之间，有一个《隋志》的十二卷横在中间，不能不认为是个问题。《隋志》和《两唐志》楚辞类两部书卷数皆不一样，《楚辞》王逸注隋志十二卷，《唐志》十六卷，《楚辞郭璞注》《隋志》三卷，《唐志》则作十卷。这暗示我们，如果我们认定王逸确实有《楚辞章句》十六卷之作，那么其十六卷也未必为后来之十六卷，今本十六卷甚至有可能是唐人为了趋合《离骚叙》的十六卷才定下的，而与王逸十六卷未必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