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产生的现实主义以后，与之相辅相成的又一伟大艺术传统。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存在于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之中，是朴素、自发的阶段。从屈原开始，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比较自觉的运用，并显示出巨大威力。这集中表现在他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上。这个形象有光辉的理想、崇高的人格、炽热的感情和不懈的斗志，纯洁，高大，完美，可以’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已经远远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在这里，屈原把最丰富生动的神话想象，与最深沉理智的个体人格完美地溶为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屈原把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编织成一个奇异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神杂处，寥廓荒忽，美人香草，巫咸夕降，羲和弭节，流沙赤水，八龙婉婉，奇禽怪兽，神魔鬼魅，情景怪诞，境界迷离，场面雄伟壮丽，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这个世界中，蕴藏着巫术的观念，神秘的象征，深沉的寓意，色彩艳丽浓烈，形象奇特瑰伟。奔放的热情和深厚的思想感情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屈原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比兴手法。他在诗歌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大量比兴来反映现实矛盾，抒发内心感情，达到了含蓄而深刻的目的。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的诗歌不少是政治抒情诗，这些政治情感的抒发，对一般作者来说，容易流于抽象的说理和概念化的口号；屈原却十分巧妙地运用比兴手法，使这种政治情感与艺术想象结合起来，把主观感情客观化，构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艺术形象，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所运用的比兴形象是与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合而为一的，而不像《诗经》的比兴形象那样单纯和静止，也不再把用起兴和比喻的事物看成是独立存在的客体。因此，在屈原的诗歌中，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是涂染了一层浓烈的情感色彩。他的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是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和想象以后的客观形象。自然地，他所运用的比兴包含着他个人的美学观点，被比喻的事物渗透着他的美学价值。所以他善于把各种对立的事物表现在美和丑的不同形象中，使人们通过这些具体形象作出政治和伦理道德上的评价，因而产生感情上的爱憎共鸣，得到一定的教育和感染。可见屈原在比兴手法运用的广度和深度上，比《诗经》有巨大的发展。(www.daowen.com)

纯熟的艺术技巧在屈原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抒情和说理的结合，感情的表达和环境的描写融为一体，大段的内心独白，虚设的主客问答，绘声绘影的夸张铺叙；在语言上，把华美与质朴的语句恰当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华实并茂的语言风格，并运用积极的修辞方法，锤炼对偶句，美化诗句；在结构上，开创了宏篇巨制、波澜壮阔的抒情长诗。这些都给后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有专家评论屈原“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确为中肯的评判。